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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供给到底有多紧张?

2018-02-05 贸易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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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1月银行新增信贷规模一般会走高,然而,今年有些不同。虽然有机构预测,1月新增信贷规模将大幅超过去年同期,但今年贷款规模很紧张是共识。2018年1月,一篇“银行新增贷款仅去年一半:规模都没有 关心价格有用?”的文章刷频。


那么,2018年,银行信贷到底有多紧张?信贷利率将如何表现?推荐两篇系列分析:


1、《银行信贷供给到底有多紧张?》

2、《银行信贷利率焉能不涨?》


来源:王剑的角度 作者: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王剑

整理:轻金融(ID:Qjinrong)


第一篇:银行信贷供给到底有多紧张?

2018年01月26日


准确地讲,现在央行不再实施严格的信贷额度控制,因为从2016年开始,央行已经将原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MPA)。但在实践中,央行仍然会对银行信贷投放规模有窗口指导,以控制整体信用扩张。尤其在年初,银行为早投放早收益,普遍有“开门红”冲动,央行会给予关注。所以,一个无形的信贷额度及节奏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此前预计,今年信贷供给是很紧张的。近期,也陆续有媒体报道,信贷紧张导致信贷利率上行。那么,信贷到底有多紧张呢?


我们根据公开数据做一些粗略的估算,仅供参考,不包含任何投资建议。


1.传统信贷


我们先来回顾2017年的信贷投放。以下为2015-2017年的信贷总额以及结构:


2017年全年信贷净投放13.5万亿元,其中,对个人7.1万亿元,对企业6.4万亿元。但有两个细节不能忘:


(1)2017年票据融资收缩1.58万亿元,腾出相应金额的一般贷款的额度;


(2)2017年地方债置换2.8万亿元,腾出相应金额的信贷额度(事实上,置换的不仅是贷款,也包括非标等。暂忽略)。


考虑到这两点后,2017年实际投放的一般贷款总额其实达到17.98万亿元。

 

2018年,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信贷额度或计划数据,银行年初一般先参考上年投放量来做计划,因此我们先假设全年计划的信贷投放量约14万亿元。

 

然后,票据贴现余额,经过2017年一年的压缩,余额已经很少,继续腾出额度的空间变小了(先忽略不计)。其次,有待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万亿元,如果2018年内全部完成置换,可腾出信贷额度1.7万亿元。按此估计,2018年的实际的一般贷款额度约15.7万亿元。

 

这个数字竟然比2017年减少2.28万亿元。这是一个有点严肃的现实。

2.广义信贷


为整个实体提供融资的方式,除传统信贷外,还有其他渠道。其中由银行提供的部分,均统计在广义信贷内。我们将广义信贷划分为三大部分:


(1)传统信贷:见上节;

(2)表内其他广义信贷:包括债券、投放非标、其他投资(非标、委外、资管产品等);

(3)表外理财:扣除存款与现金部分。


根据MPA要求,每间银行的广义信贷增速与其资本充足率挂钩,函数为:

 

MPA资本充足率考核要求=f(广义信贷增速, …)

 

在每个MPA考核期末,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上式公式算出来的MPA资本充足率考核要求,否则考核就不达标。

 

那么,反过来,每间银行会根据自己下个考核期末的资本充足率,利用上述函数的反函数,倒算出来自己所能达到的广义信贷增速上限。

 

广义信贷增速上限=g(资本充足率, …)

 

按此估计,我们拿银行现在的资本充足率,全行业的广义信贷增速上限约在10%以上。但是,还要考虑到,部分银行是碰不到这个天花板的,它们的资产扩张受到负债总量和成本制约,还要受到其他监管要求的制约,因此全行业广义信贷增速不到10%,估计也就5-10%之间,我们先假设7%。

 

我们没有准确的2017年末全行业广义信贷余额数据,拿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做个粗略估计,大概在200万亿元左右。2018年增长7%,意味着全年增量在14万亿元左右(粗略估算,仅供参考)。这是整个银行业表内外为实体、政府提供的融资的总量的上限。

 

没错,就这14万亿元。要想进一步提高这一增速,除非银行有效补充资本。

 

然后,再从这14万亿元里,先扣去前面估计的信贷14万亿元,以及既定的地方债置换1.7万亿元。这样,广义信贷额度只剩-1.7万亿元。也就是说,其他广义信贷得压缩1.7万亿元。

 

这1.7万亿元的压缩,可以压缩表内的债券、投放非银、非标、其他投资等,以及表外理财(扣除存款与现金部分)。按照现在的监管形势,预计2018年的非标、其他投资、表外理财收缩会较明显,如果这几种东西的压缩超过1.7万亿元,那么,债券投资可能还是净增的。


3.融资形势


综上,银行传统的一般贷款的供给约为15.7万亿元,少于2017年;表内的非标、其他投资及表外理财均可能负增长,不能提供净融资服务。银行的债券投资额度还有,但银行表内投资信用债的量较少。

 

所以,在监管态势下,银行对实体的融资供给呈显著收缩的态势,非常严峻。这自然是配合实体控杠杆政策所需。

 

从银行的角度,显然会把有限的额度投放到效益最高的领域中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资产运用的综合收益率。因此,信贷利率料将继续上行。

 

从融资需求的角度,因为经济增速平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的融资需求依然是平稳的(但也有一些不合意的融资需求被管控住,比如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所以融资服务的供需有所失衡。除上述银行广义信贷外,企业还可以求助于银行体系之外的渠道(但总额与银行不可同日而语),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各类基金等)、真资管(比如真正意义的信托等)等。


第二篇:银行信贷利率焉能不涨?

2018年01月15日


2017年以来,受资金紧张、监管从严等因素影响,银行信贷投放利率有所回升。尤其是债券市场利率走高,使部分企业放弃发债融资,重新向银行申请贷款,使信贷供需进一步失衡,利率开始上行。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一般贷款)自2016年四季度创出5.44%的低位后,在2017年前三季度逐季走高,三季度回升到5.86%。但与2012-2014年期间的高位相比,这仍然是处于相对低位。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未来信贷利率将进一步上升,但对其上升的幅度难以可靠预测。


一、目前信贷利率水平仍处低位


回顾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信贷利率主要是在2014年最后一次见顶,然后经过2015-2016年两年的快速回落,最后在2016年底达到最低位。目前,信贷利率虽然有所回升,2017年以来逐季走高,但和历史上相比,仍处低位。


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仍处低位(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众所周知,央行2014年底开始推行稳中偏宽的货币政策,是导致信贷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2014-2016年期间多次的降息(下调贷款基准利率)、降准,是信贷利率下降更为直接的原因。这期间的6次降息,使贷款基准利率(以1-3年期为例)从降息前的6.15%,降至4.75%,降幅达到1.4个百分点。

贷款基准利率仍处低位(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再考虑到部分信贷利率较基准上浮,那么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程度将大于基准的下调程度。比如,2014年12月,全部贷款的加权平均上浮比例是26%,那么基准下调1.4个百分点,意味着实际信贷利率最终将下行1.76个百分点。但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的同期降幅,却接近2个百分点,显然除了降息的原因外,信贷利率较基准上浮的程度也在下降。

 

数据上也可印证这一点。从2014年底开始,利率下浮的贷款的占比,突然快速上升。从央行公布的数据上看,2014年11月,定价较基准下浮10%以内的贷款的占比,为9.44%(前几个月还更低),然后开始快速上升,至2016年12月创出最高值,28.22%,为2014年11月的3倍!在货币宽松的这段时间内,银行投放利率打折贷款的比例突然提升,使整体信贷利率加剧下行。

2014年以来利率下浮的贷款的比例上升(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因此,降息叠加定价下浮,是导致前几年信贷利率大幅下行的直接原因。


二、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导致的信贷结构性失衡


我们把分析重点放在贷款定价下浮这一点上。定价下浮的背后,一方面是信贷供给扩大,供求矛盾缓解,因而信贷定价下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经济下行的阶段,随着不良资产持续暴露,银行信贷投放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从风险偏高的民营企业等领域抽身,从而将信贷资源倾斜至低风险客群,因而,信贷定价出现了显著下行。


首先,2011-2013年监管持续从严,全球经济也是风险事件迭出,国内外经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更是处于“三期叠加”时期,企业经营形势恶化,尤其是前期过度杠杆的企业。反映在银行报表上,不可避免地,是不良资产持续暴露。以2011年中期暴发的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为起点,我国银行业开启了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周期。但2011-2012年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等领先区域,而直至2013-2014年左右,不良资产势头才蔓延至全国,全国银行业不良率开始显著上行,2015年也还在大规模暴露。

新一轮不良资产周期(数据来源:银监会)


面对严峻的不良资产形势,银行业开始全面调整信贷投放政策,收缩高风险领域的信贷投放。这几乎是一种本能,银行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此前,暴露风险最多的领域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过剩产能等——当然,有不少客户是符合上述全部标签——而这些领域原本也是贷款定价最高的领域,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基准上浮20-40%,甚至更高,利率超过10%的贷款利率也有听说。当然,也只有这种偏高的利率,才能覆盖这一领域的偏高风险,因此这种定价符合风险定价原理,不能说不科学。而这些高定价的信贷被收缩后,整体定价下行便不奇怪了。


但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收缩了偏高风险领域信贷后,信贷开始向低风险领域集中,大大小小的银行均开始营销政府背景项目、大型央企国企。甚至部分原先积极从事中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也提出以大型优质企业为重点发展方向。这时出现的局面,便是民企的信贷供给有所收缩,但最优质的客群,却是信贷供给突然扩大,结构性失衡突出,“饿的饿死,撑的撑死”。所以,信贷利率下行的好处并没完全被实体经济享受到。而对银行来说,有融资需求的领域不敢投放,敢投放的领域却供给扩大,拼抢客户更加白热化,信贷定价所以应声下行。


三、局部过度信贷导致局部过度杠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被摆上前台:那些最为优质的企业群体,经营良好稳健,融资渠道畅通,其实并不需要太多信贷。最终,银行们找到了一些又“优质”又需要大量融资的群体,包括政府背景融资和个人住房贷款。前者包括传统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包括其他变相手段,银行认为它们优质,自然不是因为它们有健康的财务报表和经营现金流,而是它们身上若隐若现的政府隐性担保。


于是,情况就变为:经济调整期,实体经济风险增加,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将信贷资源集中至政府背景项目、优质企业、个人住房贷款等低风险领域。这一情况反映在银行的信贷结构之中。2014年开始,对公中长期信贷的占比突然上升,达到30%以上,2017年更是高达48%(中小微企业很难获取中长期信贷,对公中长期信贷主要投向为大型国企和政府背景项目);同时,2016年开始,个人中长期信贷占比也上升,主要是房地产销售带动的个人住房贷款。

近年银行对公中长期、个人中长期占比上升(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这信贷结构变迁的本质,是社会杠杆的转移。实体经济(民营企业最为典型)的杠杆持续压缩,而地方政府、国企、居民部门的杠杆上升,开始出现局部过度杠杆的局面。我们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杠杆水平的关键指标,从数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企的资产负债率近几年持续下降,但国企的却曾一度上升(尤其是央企),好像去杠杆与之无关。

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数据来源:WIND)

 

我们还通过收集了城投债发行企业的财务数据,观测这些融资平台的财务情况。从2000多家披露财务报表的城投企业合计来看,也能看到它们的债务负担还在加重,资产负债率继续上升。

城投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数据来源:WIND)

 

去杠杆变成了转杠杆,以及局部加杠杆,这并不符合去杠杆的初衷。2014年底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大,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使信贷利率下行,原本是为了支持实体,减轻企业财务负担,以此来降杠杆。但由于银行风险偏好过低,信贷并不会必然流向实体,而是涌向平台、个人住房等所谓的低风险部门,还刺激了这些领域加杠杆,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显然,宏观政策若忽略微观主体行为(比如银行就是政策传导的微观主体),难免失效。

宏微观两层面原因使局部过度杠杆(数据来源:本研究)

 

因此,宏观层面货币宽松,微观层面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导致信贷集中,是造成局部过度杠杆的两大成因。


四、宏观控杠杆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我们还可换个角度去理解上面的银行行为。原本,银行职责是支持实体,但由于担心风险,于是改将信贷集中投放给更安全的政府、居民,再由政府、居民通过基建项目、政府购买、居民购房等方式,间接拉动实体经济。政府、居民在这一链条中仿佛是“代理人”角色,或者说是一种“嵌套”。

政府、居民成为了银行信贷的“代理人”(数据来源:本研究)

 

而这些代理人的高杠杆引起了高层警觉。2017年12月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正式强调了宏观杠杆率的概念。前文数据已经显示,就整个宏观体系而言,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要控杠杆,目前杠杆高企的主要是国企,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本质是地方政府的融资)。而这些部门是回报率较低的部门,它们举债是会抬升宏观杠杆的(盈利强劲的部门举债则未必)。

 

控杠杆,仍然要从前述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成因着手,对症下药。

 

首先是微观层面。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也加不上杠杆,要同时从借款端、放款端双管齐下。借款端的措施,前期已陆续出台,遏制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主要针对长期存在的以PPP、政府购买、承诺函等名义实施的违规举债手段,甚至开始直接叫停基建项目。近期也有新闻报道,部分违规举债的地方政府有关负责人被处理,可见措施执行非常严厉,预计违规举债将得到遏制。而在放款端,为遏制银行继续向平台等领域输送信贷资金,监管部门也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目前仍然以微观监管手段为主,加强检查与处罚力度,其根本目标,是严控信贷或非信贷资金以各种方式输送给高杠杆部门。

 

但是,遏制了信贷流向平台,是不是就必然会使它们越过代理人,直接流向实体?当然没那么简单,破旧,不必然立新。前文逻辑已清晰表明,如果银行风险偏好不回升,向实体投放信贷的意愿仍然不强。而风险偏好回升,又有赖于银行相信企业经营将好转。

 

换言之,为了让实体好转,需要银行信贷支持,而银行又需要看到实体好转才愿意给予信贷支持——这就是银行惜贷困局,是个死局,从微观层面无法破局,我们需要改从更宏观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

 

五、政策选择:需要加息又不便加息


银行惜贷困局的出现,基本上宣告了依靠宽松支持实体的失效,也无助于控杠杆。因此,我们有必要改从宏观层面寻找解决方案,改变此前的宽松政策,并可将引导信贷利率上行提上日程。我国目前的信贷利率仍然处于前几宽松之后的低位之中,近期仅小幅回升,但与历史高位相比仍然较低,这种显著的低利率不利于宏观控杠杆,有调整的必要。

 

首先,提高信贷利率才能遏制高杠杆。前述的高杠杆部门之中,有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利率高低并不十分敏感,比如融资平台。但有些部门还是关心利率的,提高利率可以控制它们的杠杆。甚至,提高利率可以让部分通过融资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入土。因此,提升利率,首先是增加举债的成本和难度。

 

紧接着,随着僵尸企业入土,过剩产能出清,实体的盈利则将逐步回升。这一进程,近两年在上游部分行业已经充分体现,我们预计还将持续。盈利回升有助于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符合控杠杆的政策意图。而随着企业盈利进一步回升,银行放贷意愿将有所回暖。

 

同时,由于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监管从严,整个实体融资的成本和难度都在加大,信贷市场的竞争格局生变,银行的议价地位提升,也将使信贷定价回升。当然,这同样有助于提升银行的放贷意愿。

 

因此,或许只能依靠宏观层面引导信贷利率上升,才能突破银行惜贷困局,最终实现宏观控杠杆之目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引导信贷利率上行。目前,信贷定价已放开上限,基本实现市场化,但基准利率仍有一定参考意义,并且是很多存量贷款的定价依据。提高基准利率是一种信号意义过强的货币政策,还要考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增长、信号意义等多方面因素,掣肘太多,不便轻易使用。况且,利率市场化进程之中,央行有意弱化基准利率功能,直至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宜采用另外一些间接手段引导信贷利率上行,同时配合以其他信贷政策。可能的手段包括:提高银行间市场利率(已实施,用以提升银行资金成本,间接传导至信贷定价,但我国传导效率仍偏低)、引导贷款基础利率上行(LPR)、控制合意信贷和广义信贷额度、窗口指导等。最终可能是多种手段并举,逐步引导信贷利率上行。

 

注:发表行为符合任职机构规定,但不代表作者任职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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