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源和应对研究 ——一个系统分析框架
朱太辉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BRI金融观察（ID：bankreview）
摘要：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存在，成为了我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亟需破解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和政策难题。本文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微观主体、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破解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依照该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着极强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其中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成分相互交织；这一问题的持续存在，是经济周期变化、体制机制缺陷、银企微观主体、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核心是要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商业银行改革创新、国有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等方面综合施策，有效发挥政策合力。
关键词：融资难融资贵；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置；金融改革
一、引言
融资难与融资贵相伴而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融资状况的数量反映，后者是融资状况的价格反映。自2013年以来，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存在，成为了我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亟需破解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和政策难题。
事实上，我国历来高度重视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部门针对2013年以来的这一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采取了不少措施。早在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先后发布实施了《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并明确部署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具体政策措施；原“一行三会”除了承担上述政策规定的政策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人民银行推出了旨在改善小微企业、“三农”领域金融服务的定向降准等措施，原银监会持续多年发布做好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方面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降低相关信贷风险权重、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鼓励实施“无还本续贷”政策、推动小微企业信贷尽职免责、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等具体措施；2018年6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从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以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外，国务院还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组织开展了多次大督查、专题督查、审计署审计和第三方评估等。但截至目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其背后根源和应对政策，还有待系统深入地分析。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焦点，并发展出了麦克米兰融资缺口[①]、信贷配置（Stiglitz and Weiss，1981）、质量逃亡（Flight to Quality）（Gertler and Gilchrist，1993、1994）等理论。对于我国这一轮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余永定（2014）基于可贷资金供需框架的研究指出，我国企业融资成本高是货币政策偏紧和融资中介成本较高导致的，其中融资中介成本过高的原因包括风险溢价上升、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上对一般企业的挤出效应、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渠道过窄、信贷规模管控和银行不合理的利率定价等方面，紧紧依靠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李麟和聂召（2014）认为融资成本高是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在宏观层面，资金供给方的基础货币供给增速放缓、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资金需求方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负债主导的融资模式；在微观层面，政府隐性担保、期限错配以及债贷股融资关系不分。陈道富（2015）认为，当前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除了经济下行和真实货币数量下降外，还有四类非正常影响因素：随着资金供求机制加快向价格调节转变，之前的隐性利息、风险等转化为显性利率；企业杠杆率高企，不具有清偿能力企业没有及时退出；金融机构为规避监管和追逐利润，导致融资链条延长和成本增加；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对很多优质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融资企业的比例结构发生了变化。李建军和赵冰洁（2015）将企业的债务融资来源划分为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和民间借贷三个市场，测算了2005—2014年期间企业三类不同融资渠道的融资成本，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三类债务融资市场是相互分离的，银行信贷市场的资金配置垄断，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民间借贷市场的不充分竞争，共同导致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高问题。刘春航、陈璐和朱太辉（2015）基于利率传导机制“短期政策利率调整——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利率传导——企业贷款利率形成”，详细探讨了影响我国企业贷款利率水平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给出了我国下一步降低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路径。陈晓明（2016）则认为，近年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原因，除了中小企业违约概率较高、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融资难与融资贵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不到位，在解决思路上融资难问题先于融资贵问题。胡美军（2018）在梳理分析近年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侧措施、供给侧边际性调整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中，认为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要在继续推进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边际性改革的基础上，重点完善小微企业融资的基础设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并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技术难题。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金融机构体系、互联网金融发展等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影响（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王自力，2004；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刘畅等，2017；吴俊霖，2017）。
除了一些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外，还有一些机构和专家基本实地调查，对我国这一轮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襄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2）对襄阳市企业融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从宏观调控、地域经济环境、金融体制改革、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当地企业的融资贵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李若谷（2014）基于调研信息的分析认为，造成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规模不匹配、金融体系不完善和担保等中介体系不健全、企业自身素质欠缺等长期深层次因素外，还包括经济规模扩大导致货币资金需求增加、银行贷款的风险溢价上升、企业盈利能力恶化等方面的短期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恩施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7）对恩施当期骨干企业的调查分析认为，企业融资难主要体现在贷款获得性较差上，但真实原因是企业过度投资与自身融资能力不匹配，而融资贵则是由于担保贷款、民间借贷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陈国容（2018）对在对福建省莆田市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行的调查分析认为，小微企业的资产规模小、经营不规范、信息难获取导致企业“难贷”，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较高、不良攀升导致银行 “慎贷”，社会信用环境恶化、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导致银行“惜贷”。
上述研究从实体企业、金融机构、配套设施等不同视角对我国近年来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本文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塑造了良好基础。这一轮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续多年而得不到缓解，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史上较为罕见，表明其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资金供需问题，而是多方面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为此，本文将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思维，综合考虑我国体制机制、经济发展、金融结构、银企互动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分析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系统性框架（宏观环境+微观主体+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具体表现和结构特征；第三部分全面剖析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第四部分分析提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标本兼治的政策框架与具体措施；第五部分是评论性结论。
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具体表现与结构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2、信贷供给和社会融资规模都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实体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下降至6%以下的低位（如图1所示）。我国企业部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问题，既有着极强的周期性，更有着鲜明的结构性。
一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经济下行压力相伴而行。金融体系是国民经济的中介部门，金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镜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较强的周期性，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或者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这一次也不例外，2013年以来持续存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极强的顺周期性，其宏观经济背景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如图2所示）。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一方面降低了企业投资经营的收益水平，减少了企业有效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企业对融资利率的敏感性，强化了企业对融资利率上升的“痛感”。
二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下行既有被动的周期性原因，也与主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与此相应，跟以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集中在新兴技术产业不同，这一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转型升级压力较大行业更加显著。例如，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属于去产能的主战场，房地产行业则是去库存的聚集地，也是“有扶有控”货币信贷政策的控制重点。这些行业中不少企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品积压严重，盈利水平持续走低，难以满足银行放贷的条件。与此相对地，近几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持续实施，新兴技术产业企业面临的融资问题反而得到了缓解。
三是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中型企业融资仍然容易，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国有企业融资相对容易，而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坚守主业、不盲目投资的企业融资并不困难，而脱离主业、投资房地产甚至投身民间借贷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例如，2015年，大型、中型企业的银行贷款余额均超过18.5万亿元，小型企业为14.8万亿元（如图3所示），而小型企业的数量远大于大型、中型企业，小型企业遭受更多、更大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贷款余额在大型企业贷款余额中的占比超过了70%，而这一比例在中型、小型企业中分别为44.26%和32.57%（朱太辉等，2018）。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利用融资渠道便利和资金来源充裕，充当“资金掮客”，对其他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和开展资金拆借活动。
四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地区信用环境息息相关。一些地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明显增多，逃废的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产生了极其负面的示范效应和羊群效应。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提供服务的职业化群体，恶化了地区的信用环境，让银行“能贷不敢贷”。一些地方的企业出现了不还息、不代偿、不担保的“三不”现象和躺在政府身上、躺在银行身上、躺在担保人身上的“三躺”现象。还有一些地方的企业制造假项目、假主体、假交易、假担保、假报表等，虚构交易从银行骗贷，转而将骗取的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民间借贷等。这些行为破坏了所在地区的信用环境和银企之间的互信关系，让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信用好的企业也在融资上遭受牵连，负面影响极大。
五是民间借贷利率和第三方收费高是企业融资贵的重要来源。2014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和减费政策的引导下，我国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大幅下降，近两年来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银行服务收费项目不断规范，收费项目持续减少。但一些企业在借贷过程中引入了担保公司的第三方担保，担保费率大多为1.5%~3%（如2013年以来广州担保市场的平均费率持续保持在2.5%~3%的水平），有些甚至高达5%。除担保费外，一些担保公司还要求企业将贷款额的10%~20%反存在担保公司作为保证金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物，变相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些企业借助民间借贷融资，而民间借贷的综合利率普遍大幅高于银行贷款。如浙江温州民间借贷的综合利率持续保持在16%左右的水平，较银行贷款利率高出了约10个百分点（如图4所示）。此外，近年来P2P网络借贷兴起，虽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小微企业和工体工商户的融资压力，同时随着互联网专项整治的持续推进，P2P平台的贷款不断规范、利率有所下降，但是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P2P行业约90%的平台综合收益率在8%~16%之间，还有不少平台的综合收益率在16%以上。
以上结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成分相互交织。其中，一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经济增速下行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在融资上的反映，本质上是企业经营遇到了困境。这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周期性，符合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和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机制，是合理的，也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必须要承受的。另外一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则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不同类型企业融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是投融资体制机制缺陷和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型滞后的反映。这部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长期性，但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在一起，放大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不合理的，也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不当的反映，既有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隐性担保等方面的乱作为，也有地方政府在信用环境治理、信息互通共享等方面的不作为。这部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结构性，不是所有地方都存在，但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会冲销周期性应对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正面成效，不仅不合理，而且最不应该出现。
三、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近年来我国企业部门持续存在的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其背后是经济周期变化、体制机制缺陷、银企微观主体、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的背景下，杠杆率高企放大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经济增长下落时，小微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收益率、回款率会更快下降，现金流快速恶化，使得银行信贷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业（Gertler and Gilchrist，1993；1994）。这在理论上被称为信贷的“质量逃亡”，即在在经济下滑或者实施紧缩性的政策时，银行信贷从“低净值”的借款者转移到“高净值”的借款者（Bernanke and Gertler，1989）。这是个全球性现象，但由于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收益更依赖规模扩张和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企业的营业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速的下降速度更大。例如，2011-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速从9.5%持续下降到6.9%，而我国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从27.23%下降到了0.8%，利润同比增速更是从25.35%下降到了-2.3%，下降幅度均超过了GDP同比增速降幅的10倍。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与我国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相伴的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从2012年初的115%上升到了2018年6月的155%（如图5所示）。高企的杠杆率在经济上行阶段会给企业投资经营带来正的杠杆效应，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会给企业投资经营带来负的杠杆效应，放大企业的债务负担和融资困境。
二是金融体系长期由间接融资主导，企业融资存在严重的模式期限错配和风险收益失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更加需要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模式的支持。但长期以来，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银行为主，企业发展资金主要来自自我积累和银行信贷，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充分、不畅通。2002-2016年期间，我国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始终在1.0%~7.5%之间徘徊，期间的年均占比仅为3.0%，企业融资存在巨大的“模式错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在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虽然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但仍处于20%以下的水平（如图6所示），导致实体经济投融资存在较大的“期限错配”（朱太辉，2018）。此外，政府隐形担保和产品刚性兑付，混淆了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提高了实际的无风险利率，扭曲了正常的风险收益关系和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机制，导致企业的整体融资成本“水涨船高”。
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同质竞争，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能有效覆盖所有企业类型。前期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在解除利率管制之后保留了较强的政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利差”相对稳定。自200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1年期定期存款与6个月至1年期的短期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3%以上（如图7所示）。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背景下，长期稳定的存贷利差使得银行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增长（王胜邦和朱太辉，2018）。这种状况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缺乏差异化战略定位，竞争过度和竞争不足并存：在大型企业、政府性项目的贷款发放上竞争过度，而在小微企业的贷款上竞争不足，且对小微企业提供的信贷服务主要集中在规模相对较大、资质相对较好的小微企业上。同时，这也削弱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改善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的积极性，贷款定价精细化能力不足，信贷风险管理过度依赖抵押物，信贷审批和风险管理流程、绩效考核和激励问责机制不能有效地适应小微、民营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的特点。此外，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开发和创新动力不足，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同质化，一些信贷产品不能很好地匹配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周期等。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银行不良贷款持续暴露，在没有可靠的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保障的基础下，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能力和贷款意愿不断下降。
四是企业部门资信水平下降，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隐形担保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一些行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快速下降，现金流短缺甚至入不敷出，达不到银行放贷条件。与此同时，企业部门不断攀升的杠杆率削弱了企业融资扩张的能力，推高了融资利率的风险溢价。对于脱离主业而过度扩张、投资房地产和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而言，这一影响尤为突出。同时，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财务报表不健全，经营信息不透明，经营波动较大，生命周期较短，资本金和抵押物不足等制约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的因素，在经济下行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国有企业存在投资冲动、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进行行政干预，使得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吸附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即使已经成为“僵尸企业”也僵而不死、死而不出，破坏了融资市场的公平秩序，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凭借自身在行业和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恶意拖欠上下游小微、民营企业货款，加剧了这些企业的资金链紧张，制约这些企业的融资能力。
五是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的配套政策不到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缺乏有效的归集、整合、共享，征信体系的信息难以全面、及时、有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违规项目、淘汰产能及“僵尸企业”信息难以及时获取，银行信贷决策和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撑，面临较大的信贷配置问题（Stiglitz and Weiss，1981）。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的企业存在较大的逃废债问题，而且地方政府鉴于企业倒闭可能引发的失业增加、税收减少等问题，出面干预银行针对违约企业的贷款经营活动，信用环境较差。企业的逃废债行为、破产带来的高社会成本、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等提高了企业贷款之后的道德风险，降低了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陈德球等，2013），最终导致地区企业的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体系、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滞后，这些政策性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政策不明确、不持续，补偿资金到位难、适用难，不但无法对银行贷款提供有效担保，反而影响了银行对违约贷款的追偿和核销。此外，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和处置成本较高，核销损失税前扣除优惠政策覆盖面较窄，影响了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意愿与能力，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之外的不良贷款核销损失税前扣除标准总体较严，还需法院、工商等部门出具证明或签章确认，一些符合财政部门核销条件的不良贷款无法满足税前扣除条件，难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核销成本仍然较高（银行业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课题组，2016）。
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框架与具体措施
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关键是在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关系的大思路框架下，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经济发展转型，更好地塑造企业融资的经济基础；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破除企业融资的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束缚；持续加快改革创新，提升资金供给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综合化服务能力；更好保障公平竞争，引导资金需求方——企业改善信用基础。
一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的经济基础和收益预期。经济发展与金融运行互为支撑，同存共荣。高质量的经济平稳增长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改善企业投资的预期，强化企业融资的经济基础。加强各领域政策的协调配合，将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运用财政、货币、监管政策和产业、投资、价格等政策工具，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基础保障，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的平稳增长。通过平稳的高质量增长来扩大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和降低企业的融资风险溢价，同时提高银行信贷经营的收益预期和风险偏好。
二是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缓解企业融资面临的模式、期限和价格错配。推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缓解企业融资的失衡问题。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转板机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工具，增强区域性股权市场活力，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更好满足科创企业、初创期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缓解企业融资的模式错配。积极推进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更好解决企业长期债务融资需求，缓解企业融资的期限错配。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理顺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关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的风险收益错配。
三是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创新，增强融资服务的内生动力和综合实力。在金融改革上，积极破解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机制约束（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等）和市场约束（如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和收益率曲线不平滑），更好更快地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管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在机构体系上，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摆脱“速度情结”与“规模情结”，坚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真正形成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的机构体系，实现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机构、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理分工、科学布局、差异竞争、联动互补（周慕冰，2016），以此提高企业信贷融资服务的多样性和覆盖面，缓解银行业信贷供给的顺周期性。在经营管理上，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事业部、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等贷款专营制度，完善贷款定价机制和精细化定价能力，优化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审批流程和风险管理模式，构建适应科技、小微等不同企业类型的绩效考核和激励问责机制，让基层机构和员工对小微、科创企业等敢贷、能贷。在服务模式上，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创新金融产品和风控技术，改造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提高科创、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更好地实现信贷供给和风险防控的统一。
四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各类企业融资平等竞争和强化信用基础。一方面，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消除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行政干预，规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融资行为，有效抑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融资市场的平等竞争。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坚守主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的多元化扩张，基于自身偿债能力合理确定债务结构和服务债务，以持续稳健的投资经营筑牢自身融资的信用基础。此外，要想缓解自身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该建立健全资本（而不是资金）补充机制，“积谷防饥”，不能过度依赖外部融资搞无本经营、少本经营（杨凯生，2018）。
五是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优化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完善政府主导的公共征信服务平台，有效归集整合各部门、各地区掌握的信用信息，积极发展资信调查和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建立一整套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级理论和方法（吕劲松，2015），缓解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政银企之间的投融资信息共享，联合打击逃废债和遏制失信行为，为企业融资塑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快完善和实施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健全政府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缓解企业“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不良贷款核销和税收减免政策，放宽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条件，解决银行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后顾之忧”。
五、评论性结论
针对我国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实践，构建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在宏观经济层面，考虑了经济增速变化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在微观主体层面，考虑了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能力和实体企业投资经营变化的影响；在体制机制层面，考虑了金融体系结构和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方面，考虑了信息贡献、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不良贷款核销等配套措施的影响。相对于已有研究，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和相互作用，因此更加全面深入。依照这一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发现：
我国企业部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问题，既有着极强的周期性，更有着鲜明的结构性。一部分是经济增速下行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融资上的反映，本质上是企业经营遇到了困境，符合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和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机制，是合理的；一部分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不同类型企业融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是投融资体制机制缺陷和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型滞后的反映，是不合理的，也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还有一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行政干预、隐性担保、信用环境恶化、信息共享不到位的反映，冲销了周期性应对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正面成效。
这一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经济发展周期性因素、体制机制因素、银企微观因素、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的背景下，前期积累的杠杆率放大了企业经营困境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体系长期由间接融资主导，企业融资存在严重的模式期限错配和风险收益失衡；银行业金融机构同质竞争，贷款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未能有效覆盖所有企业类型；企业部门资信水平下降，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隐形担保等对小微、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性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不良贷款核销处置等配套政策不到位，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缺乏政策合力。
下一步，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深刻理解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同存共荣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的经济基础和收益预期；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缓解企业融资面临的模式、期限和价格错配；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创新，增强融资服务的内生动力和综合实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各类企业融资平等竞争和强化信用基础；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优化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构建了一个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综合考了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机制和相互影响，但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还只是一个基本框架，里面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大小、传导路径等，还有待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和实证检验。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成为作者后续的研究方向，也希望政策层和学术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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