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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中心宏观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2019年春，伴随着数位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合著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宣传曾达到一个高潮。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严重冲击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城市封锁、企业停产、商业停顿、员工失业的严峻挑战，许多国家纷纷推出强力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下旬通过的经济救助计划，有业内人士甚至发出了如下评论：“大流行使现代货币理论从边缘走向美国的政策现实”、“现代货币理论时代已经到来，它加速了40年‘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等。国内也有专家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由此引爆了国内有关“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辩论。辩论在聚焦“赤字货币化”孰是孰非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对真问题的探讨，那就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黑天鹅事件”频发的风险性世界，宏观经济理论该如何创新，宏观调控又该如何完善？在笔者看来，至少如下几方面是需要高度关注。GDP是衡量经济产出的最主要指标。但如果收入两极分化，发展成果为极少数人享有，即便GDP实现明显增长，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幅度也很有限。更有甚者，居民生活改善的高度不均衡还会加剧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需要超越GDP指标，用更加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探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预期寿命、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三项指标编制人类发展指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持续发布世界人类发展报告。OECD编制了幸福指数（Better Life Index）,以指导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则系统总结以人为本、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影响稳步扩大。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日益获得世界广泛认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进一步破除GDP崇拜，通过完善相关指标体系、考核机制，推动各级政府转变职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增添了风险，不仅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被动扩张、挤压政策空间；还会侵蚀政策效力，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失灵。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快消除结构性矛盾，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前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许多问题，如部分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商业化转型困难、部分城商行不良率偏高、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有体制残留（如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结果。目前，解决上述问题的总体思路是“谁家孩子谁抱走”、通过业务发展逐步予以消化，由此导致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迟迟不能真正贯彻市场经济原则。这种“双轨制”拖得越久，带来的制度化损失也越大。需要针对上述问题推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以显著加快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2）直面重大现实问题，夯实未来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正在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但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持续扩大内需方面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显著提高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老龄化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既是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内在要求，也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土地财政”已步入衰落期，不仅其弊端充分显露（如挤压购房者、抑制消费增长、累积金融风险）、而且正在蜕变为新的扭曲（如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合村并居”、“强拆违建”运动）；高昂的房价使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难以扎根落户，再加上社保“碎片化”，阻碍了人员自由流动；而金融改革滞后则造成市场分割，导致创新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步伐，使经济发展的潜力能够充分迸发出来。三、提升政策效力与加强政策协调有机结合，提升政策合力人们常把我国的体制特点概括为举国体制。和西方国家强调个人权益、权力制衡、央行独立性形成鲜明对照，我国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各地区、各部门行动，以谋求实现更高的整体效率。举国体制在协调各类政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潜藏着各调控主体行为目标多元化、单项政策效率下降的风险。当个体政策效率的下降超过集体协调带来的效率提升时，举国体制的优势就会被抵消。因此，需要把政策协调与提高单项政策的效力有机结合起来，以谋求最高的整体政策效能：（1）推动财政、货币、产业、金融监管等政策“正本清源”。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也由于政府内部职责不分等原因的影响，我国近年来出现了“财政政策货币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经济政策泛政治化”的现象。上述现象使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卷土重来，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需要对现有的财政、货币、产业、金融监管等政策予以梳理，缺位的补位、越位的回位、错位的归位，使各类政策回归其本质属性；（2）完善各项政策的制度设计，提高政策效率。要收缩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基层政府全面兑现政府法定义务和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中期预算管理改革，做实项目预算，扭转计划与财政“两张皮”的现象；涉及税收减免和政府支出的政策，均应纳入预算管理，明确资金来源、资金数额和相应的补偿措施；要以绩效管理改革为抓手，深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水平。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手段发挥作用。针对特定群体、特定对象的结构性融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的产物。应防止结构性融资政策普遍化，以免引发大规模市场套利行为。（金融）监管的着眼点是依法行政，打造良好市场环境。使监管政策任意化，频繁调整监管标准和执法力度，有损于市场法治环境塑造，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应当予以避免。在供应链管理普遍流行、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背景下，简单地对特定产业进行全产业扶持，必然导致产业政策泛化、政策失焦；产业政策的重心应当向引导产学研合作、塑造良好产业生态转移。（3）明确政策边界，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各项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都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要坚决杜绝依靠政治纪律、行政命令强化经济政策执行的做法。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必须要有相应的财力投入作为配套；企业、银行履行政策性义务，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应探索市场化解决方案，而不是找市长协调解决；建立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应明确资金来源和政府投入规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协调产业技术升级，应基于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就技术进步路线图达成的共识，而不能越俎代庖、行政命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社会的自主权，调动市场、社会的积极性，为政策发挥效能夯实微观基础；（4）加强顶层政策协调，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加强政策协调工作，重心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要加强政策评估工作，准确把握各项政策的政策工具、作用机制、政策空间、政策边界和政策效果，根据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运行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明确政策优先顺序、灵活搭配政策工具，求得最大的政策效益；当今世界，技术条件在变、经济运行机制在变、经济调控目标也在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积极推动政策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具体如精细化政策设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及时监测市场变化，提高货币政策灵活性；密切监测财政金融风险变化趋势，完善财政金融监管；找准产业升级的痛点和难点，优化产业政策设计；加强政策监督，堵塞政策跑冒滴漏现象等；具体如探索PPP发展新模式，提升财政政策效力；依托平台经济，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依托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利用产业链、平台经济、产业生态等新兴分析工具，提升产业政策水平等；3.根据新挑战、新冲击的性质和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当前，特别要准确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负面冲击，找准政策着力点，灵活搭配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力量，把“六保”工作做到实处；我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的发展路径，决定了许多“硬核”问题被遗留到最后。如前所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困扰着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在统筹策划的基础上，通过发行特别赤字的办法“出钱买制度”，一次性解决上述问题，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对政府而言，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增加不过是政府“隐形债务”的显性化而已。从稳定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实施上述措施离不开央行乃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配合。如果采用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远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持有特别国债的方式，则上述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上述操作，由于没有弱化市场、人大（议会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是不会严重损害市场信心并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不仅如此，由于排除了重大发展隐患，由于显著提升了市场经济机制，上述操作还会增强市场信心，增强人民币对内对外币值的稳定性。长期坚持提供干货不易，如文章引起大家共鸣、对大家有帮助，请大家赞并转发，以支持我们提供更多干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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