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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余堂传人、一代药王冯根生今天凌晨逝世,享年84岁

2017-07-04 杭州网

一代国药工匠,胡庆余堂传人、著名浙商、企业管理大师、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冯根生老先生于4日凌晨逝世!

上午8点50分,记者也从青春宝集团证实了上述消息。青春宝集团正在开会商议后事诸多事宜。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从友人处得知消息后,十分惋惜,在朋友圈发出了垂悼消息。

“深切怀念令我们浙药人尊敬的冯老!愿冯老一路走好!”

“狂商” 冯根生

在中国百年商业史和近40年的改革史上,冯根生都是绝无仅有的人物。他是中国“天下第一药局”最后一位传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界的唯一传承人。他也是中国国企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把手,以84岁高龄依然掌控国有企业集团。

“胡庆余堂”由中国清朝(1636年—1912年)著名商人胡雪岩创建于142年前。冯根生从14岁时就进入胡庆余堂当学徒,到2016年,他在这家药号干满了整整67年。


一百多年的经营过程中,胡庆余堂沉淀出了深邃的中药文化,并始终以“戒欺”二字警醒药工。冯根生就是这样的训诫中成长起来的。与西药不同,中药在服用前要经过复杂的制作过程,例如煎煮、炒制、炙烤等等,冯根生回忆说,“学徒工一天干16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什么苦累都不怕了。后来被调去煎药,每天煎300帖,整整两年,十几万帖中药从手下流过。”


在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中,冯根生对两千多种药材的品相、药性和功效烂熟于心,中药的各种炮制方法也驾轻就熟。


1874年成立之初,胡庆余堂国药号是前店后厂的作坊型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后,胡庆余堂改为胡庆余堂制药厂。1972年,制药厂一分为二,原厂部改称为杭州中药一厂。而位于杭州城西桃源岭下的郊外生产车间,则升格成为杭州第二中药厂,由冯根生任厂长。


冯根生上任后就大刀阔斧对中药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包括原液取自动化、包装机械化、药液输送管道化等等,中药生产由此步入大工业生产之列。厂房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实现了工厂园林化。1982年6月,美联社记者威廉•塞克斯顿在报道中写到:“除了传统中药的特点之外,这家药厂的情境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什么两样。”


而令人叹息的是,由百年胡庆余堂转化而成的杭州中药一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渐变得举步蹒跚。到1996年,因为经营不善,已经濒临破产。


兼并一厂并非没有风险,但冯根生没有犹豫就出手了。随后,他转变经营观念,提出名店、名医、名药相结合的经营发展之路。开设“名医馆”、成立胡庆余堂国药号和创建中药博物馆等做法不仅继承和融合了传统元素,也不断融入了符合时代发展的商业元素。


在冯根生的带领下,胡庆余堂的经济规模与品牌内涵以及文化张力都逐步扩大。在冯根生的领导下,胡庆余堂从140年前的作坊式店铺到今日的大型国药企业集团,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完美转型。有媒体把冯根生称为“狂商”,在他自己看来,“人是一口气,如果没有这一股子狂气,冯根生也就不成为冯根生了。”


终身保姆

2002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重奖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三位企业家:鲁冠球、宗庆后,还有冯根生,每人奖励300万元(实际上拿到手的是240万元)。这么大力度地奖励企业家,轰动全国。 


“那天上午,表彰大会结束后,市领导请我们三个人吃饭。我们三个人聊天,鲁冠球提出把这300万捐掉,宗庆后也附和。但鲁冠球对我说,你是国有企业的,你不要捐。我说我绝对捐掉。你们两个都捐,我不捐,老百姓看到了不好的。市长听到了,说你们捐了就是给市政府脸上摸黑,钱是给你们自己用的,绝对不能捐。我们才不捐了。”冯根生回忆道。


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一个记者问三人:“你们每人拿到300万后,简单说,你们想圆一个什么梦?” 


鲁冠球说:“我想在杭州建一个汽车城,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辆汽车。”宗庆后说:“我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 


冯根生说:“我要建一个汽车城不可能,成为杭州的李嘉诚我更没资格。1972年我成为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时,企业净资产才三十多万元,国家没给一分钱。30年过去了,我把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带大,这个孩子还是国家的,我还是一个保姆。我也想圆一个梦:希望我的东家开恩,让我这个老保姆好好休息。” 


“我那时说就想圆要休息的梦,可我的东家说不行,你这个保姆还可以继续管理这个孩子,又是6年过去了,我这个保姆就成了终身保姆。”冯根生回忆道。

 

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1992年2月14日,“杭中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被取消“自营出口权”。为了争取更大的企业自主权,冯根生决定走“合资”的道路。1992年11月,杭州第二中药厂引进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前,冯根生先成立了一个“壳公司”――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作为“杭中二”的出资人。并以青春宝集团的名义与正大谈判,避免了自己叫卖自己的尴尬。当时,“杭中二”的账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元,但评估后的价值高达1.28亿元,是账面净资产的近3倍。土地开发费、新产品开发、水电容量费、厂区绿化投入等等账面之外的费用,都被“精明”的冯根生“塞”了进去。 


合资后,正大集团持有正大青春宝60%的股权,青春宝集团代表国资持有40%的股权。1998年,正大向上海实业转让55%股权。 


这是冯根生经历的第一次改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企改制风潮来临,经营者和员工持股成为风气。正大青春宝开始酝酿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上级批准,由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冯根生作为公司总裁,至少应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的企业价值,冯根生要拿出300万元的认购资金。当时,冯的月薪只有480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凑起来也不过一二十万元。面对300万元的天文数字,冯根生犯了难。这就是当时媒体爆炒的“冯根生难题”。经过大半年的踟蹰,最后,冯根生贷款270万元。那时候,冯根生已经63岁。按照当时正大青春宝的利润增长速度,冯根生要还清270万元的本息,需要12年。 


还好,杭州市政府体察冯根生的难处,重奖300万元,让他只用了四年就还清了贷款。 


“我现在的年收入加起来大概接近100万元。”冯根生说,“不过,我还是一个保姆。2%的股份还是在职工持股会里面的,我并不是企业的自然人股东。” 


2003年、2004年,正大青春宝启动第三次改制。这一次准备彻底改,让经营者持大股,成为浮出水面的股东。方案杭州市政府都已经批了,但是后来冒出一个郎咸平,说“保姆怎能变主人”。于是2005年国资委出台文件,要求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必须公开竞价。由于担心外部投资者的进入把企业搞坏(当时张海案之弊已经暴露出来),方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做了一辈子改革先锋的冯根生最终止步于这次“流产”的改制。

国药传人

“普通工人有三十多年工龄就退休了,从学徒开始,我工作快六十年了,太累了。”冯根生说,“现在我已经七十多了,如果再不退的话,那就没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了,再也过不了夕阳红的生活了。” 


2008年1月,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职务,但仍然保留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因为前者是合资公司董事会任命的,而集团董事长是上级国资委任命的。 


“我63岁那年,曾有一位马来西亚富商找到我,出100万美元的安家费,请我去帮他搞中药集团。我想了三天,推掉了。因为我对青春宝的一草一木感情太深了。”冯说。 


“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的这15年,正是民营企业快速成长的15年。我如果当初去搞民企,现在身家不知有多少。但这个已经过去了,不可能了。” 


“你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我说没留下任何遗憾。惟一留下的是我自己的遗憾――没夕阳红。” 


1977年,冯根生的大儿子冯鹤高中毕业。冯根生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进了胡庆余堂做工。几年后,看到进了宾馆饭店、合资企业的同学挣了大钱,冯鹤心里痒痒的,央求父亲给他换个工作。“冯家子弟(从冯的祖父起至今)是胡庆余堂的惟一传人,这根线不能断。”冯根生坚决拒绝了儿子的要求。此后,冯鹤从未离开胡庆余堂,直到成为副总经理。 


2008年1月,冯鹤被正大青春宝董事会任命为总裁。“这个任命,我当时是不同意的。这个企业又不是自家的。”冯根生说,“但大股东坚持这个决定。” 


2004年6月,在首届浙商论坛上,冯根生作了题为《拼劲加诚信是现代浙商精神》的演讲。他表示,“在我们重提浙江精神的时候,在我们着意打造诚信大省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诚信。”


而在2009年正式辞任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后,冯根生就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包括2011年1月12日晚“2010年度风云浙商”的颁奖现场。作为当晚的“功勋风云浙商”,他给郭广昌、周晓光、陈爱莲等人颁奖。


今年五一前夕,全球浙商总会会长马云专程去看望了冯根生。在看望冯根生时,马云充满深情地说,冯根生仗义执言在马云初出茅庐的时候给予了很大的精神支持,浙商一定不忘初心,聚气凝心,互助互利,共同参与国际化竞争。




冯根生简历

1934年 出生于杭州 

1949年 1月进入胡庆余堂(解放后先后用名胡庆余堂制药厂、杭州中药厂)当学徒 

1972年 杭州第二中药厂在胡庆余堂一个车间的基础上成立,冯根生任厂长 

1988年 冯根生当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1992年  “杭中二”改制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冯根生任总裁。同时任新成立的青春宝集团董事长 

1998年 正大集团转让正大青春宝公司55%的股份给上海实业集团 

2008年 冯根生卸任正大青春宝公司总裁 


冯根生语录

1、优秀的企业家不是评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有60%把握的事,就可以去做;有70%把握的事,得抢着去做;等到事情有了100%的把握时,再去做就太晚了。成功的企业背后,有很多因素,而个人的因素很重要,“班长”是决定一切的,一个企业的好坏决定于“班长”,决定于一把手。


2、公事上胆子要很大,私事上胆子要很小。如果私事上胆子太大,肯定要犯错误;如果公上胆子很小,改革的道路上就迈不开步子。


3、一位留过学的博士对我说,你们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我问国际游戏规则具体地讲是什么,他答不上来。我对他说,什么叫规则?你讲不出,我讲得出,生意经中的规矩就是规则。我小时在胡庆余堂学过的生意经:一是戒欺,二是诚信;三是不得以次充好;四是不得以假乱真;五是童叟无欺;六是真不二价。所以说,赶时髦也不能盲目,追求美的东西,传统的精华不能丢。


4、我是一味中药,但它不是名贵的中药,它是一味草药——甘草。甘草是中药中的“百搭”,心脏病用它,肠胃病用它,现在的癌症肿瘤也用它,保健营养品也用它。但这个草药不是人工栽培出来的,它是采自新疆和内蒙古的大草原,它不怕风吹雨打,是在狂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


5、技术要转化为商品,转化为效益,还需要有经营者,可是经营者转化完毕却什么都得不到,这不公平。所以既要重视技术要素的价值,也要重视经营要素的价值,企业家的技术、才干、贡献及其知名度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6、优秀的企业家,是我国现阶段最缺少的人才资源之一。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长此以往,对企业发展和更好地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不利,并将导致人才流失,现在是认真对待、公平合理地处理好经营者的利益分配的时候了!


7、你要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不尊重别人,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呢?你要职工爱厂,你必须先爱职工,你自己都不爱职工,怎么叫职工去爱厂。你要职工做到的事,你必须先做到,你要职工不要做的事,你千万不要去做。


8、枪打出头鸟,没关系,但我努力保护好心脏,心脏保护好,就可以冲,“心脏”就是“不为私”,同时,鸟可以拼命快速地往前飞,飞出了枪的射程,就活下来了。


9、我最推崇的一种精神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最反对的行为是“企业不垮尽管亏,筵席不散尽管醉,牛皮不破尽管吹”。


10、我从来没有想着去捞钱,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工作了50多年,把一个小作坊搞成一个大企业了,这就是我终生的追求。我不是追求钱,如果我追求的是钱的话,50岁就走了,辞职搞个自己的药厂,可能现在是几个亿资产的老板了。


11、130多年前胡雪岩制定的堂规是“戒欺”。“戒欺”就是诚信,如今整个浙商的精神就是将戒欺、诚信、拼搏、苦干加在一起。


12、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严、二爱、三和谐。没有严,就会乱套;没有爱,就没有归宿感和幸福感;最后的目的是达到和谐的状态。


13、在1997年股份制改革时,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评定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价值。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长此以往,或者导致“59岁现象”愈演愈烈,或者导致人才流失。进入21世纪,要把国有企业搞好,就应该从物质、精神两方面给企业家一个价值、一个肯定。


14、我现在更像一名篮球教练,在比赛顺利的时候,我要做的是静静欣赏他们,如果看到哪里出了毛病,就喊暂停,去指导,三次不行,就只好换人。

15、国有企业好比冰棍,因为担心被经营者买走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只有捏在手里,最后,冰棍还是化了。但是一追究起来,谁都不负责任,因为大家似乎都没有做错什么。


16、过度竞争与盲目扩展是不好的。如果图一时之快,我想要10个厂,那我的加工量马上就可以达到5000万瓶,就是几十个亿了,但是不行,这样做质量不能保证,因为你管不了各个分厂,他给你粗制滥造,该投料的不投料,最后很有可能这个品牌都给毁掉了。


17、很多领导问过我,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我说很难搞,它的机制实在是太笨了,背着沉重的包袱,没有办法与民营企业去竞争,越到后面,越不可能。但是国有企业也能够搞好,最终是由班子决定的。你说全部搞不好,也不对,青春宝不是搞好了嘛?青春宝搞好了还不算,胡庆余堂才是真正体现了这个本事。


18、人要多做点好事,我记得小时候,祖母对我讲,我们家穷,可要穷得有志气,有人穷得没志气。等你成功那一天,要多做积德事,多做善事,千万不要做缺德事,做坏事。我看,多做好事,多帮助别人,也是对自己心态的一个调整,问心无愧,心态调整好了,当然对身体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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