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他的三次时代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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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崔已经55岁了，余生他只想做自己，不在乎大众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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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春晚，其实弥散别离的气息，许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夜后，滑向不可知的方向。
这是总导演赵安最后一次执导春晚，三年后他受审入狱，被判十年。
这也是巩汉林身边第一次没有了赵丽蓉，五个多月后，那个笑语温和的老太太撒手尘寰。
这一年，也是牛群第一次单飞。他踌躇满志南下为官，从此将命运迷失在蒙城飞扬的尘土中。
那一届春晚，还有一对特殊的歌唱组合。男声是崔永元，女伴是林心如。
两人合唱了一首《溜溜的她》。小崔唱歌基本不在调上，被群演推向林心如时，还脸带羞涩。
那一年是他受公众宠爱的顶峰。各个阶层的人们，统一喊他小崔，言语中都透着宠溺。
他是邻家的小崔，也是大妈们的儿子。
随着宠爱增多，人们开始喊他央视的良心。后来，夸张到中国的良心。
他意味着诚实，他代表着真实，他是僵硬体制偶然露出的一抹亲和笑容。
段子中说，在央视，一看白岩松那张脸，感觉要出大事了；再一看崔永元那张脸，感觉其实也没啥事。
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很快万人空巷。如同今天的年轻人看高晓松的《晓说》一样，人们发现，长得不好看的人，原来说话这么有趣。
《实话实说》现场引入了乐队。音乐随着谈话情绪随时插入，仿佛在拨动一个时代的琴弦。
小崔在圆形的演播现场居中而坐，侃侃而谈。他试图用笑声包裹尖锐的话题。然而很快，节目选题报十个能毙掉七个，并成为常态。
其实，台长早就警告过：实话实说是有前提的，你说的实话，不是多么大不了的话。
有一期，崔永元想做一个画家的故事。画家小时逢十年浩劫，听老师说了句林彪不好，就揭发了。结果老师被囚厕所，浸着粪水。画家良心发现，给老师拿去个西红柿。
老师当时说了句话，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刻骨铭心。
三十年后，画家功成名就，想找老师说声对不起。
《实话实说》将满头白发的老师请到现场，一切如愿。然而节目不让播。
这让小崔抓狂，他执拗地要播这一期。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崔永元勉力支撑。直至唱《溜溜的她》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同时代的沈灏说，对一个年代的温和的劝告，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第一次把手掌拍向鼓边的时候，我明白，终有一天，他会拍出鲜血。
跑赢时代的崔永元，开始滋生焦虑。
寂寞时，他就在家里翻老旧的小人书。
小人书时间久了返潮，带着发霉的味道。那味道，能给他久违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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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的《实话实说》，不痛不痒，不温不火，坚持到2002年，崔永元放弃了。
他的白天昏沉短暂，夜晚却无比漫长。他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入睡。
长夜中，他与心魔纠缠不休。他不理解收视率需求，不理解商业化运作，不理解讲真话的规则，以及人人沉默的社会现状。
那些加诸于他的良心名号，反过来成为枷锁，让他成为时代病人。
病症最严重时，他住院，需24小时陪护。他一度考虑自杀的方式，但又自嘲那样死亡，丑陋，且不完美。
抑郁症治好后，愤怒并未消退。
他说，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
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他无法形容晚上的孤独，以及一个人战斗的寂寞。
他在半夜与方舟子论战，他在半夜上传转基因纪录片，他在半夜给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写公开信，甚至在半夜翻找骂他网友微博上的黑点。
他在黑夜中亢奋，并离白天越来越远。
在崔永元生病的几年前，有个作家叫梁左，同样陷入黑白颠倒的作息之中。梁左一生写了许多喜剧，生命最后时光却深陷寂寥。
梁左曾努力调整时差，终于能赶上一次清晨醒来，感慨说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
那些曾逗人发笑的人，其实许多自己都不开心。
崔永元说他曾经很好玩，一到办公室就满是笑声。同事姓马，生孩子求名，他一本正经地开玩笑说叫马奋，寓意奋斗，大家笑了一下午。
然而，生病后的崔永元已失去趣味状态，“生病加责任感，让人一点都不好玩。”
他在微博回了水均益一条微博，感慨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他不再领跑时代，而是对这个时代敬而远之：他们做得欢天喜地，节目卖得好、人气高，我真觉得跟我没关系。
他想象的电视是传递和产生思想的，如果这个达不到，其他没用。
他期待下一代年轻人主宰的时代。
因为年轻人足够不听话，而只有足够不听话，才能打破那些他讨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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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走长征路，他拆解老电影，在空间和历史中，回避时代的铁幕。
在央视，他做的最后一档节目叫《谢天谢地你来啦》，主打无准备的即兴表演。
如果不能实话实说，那么起码来点真实的表演。
告别央视之后，他回归母校，躲进小楼成一统。
他不想再做公众人物，也让那些习惯了电视上小崔的观众，五味杂陈。
几年前，他受访时说，喜欢我的人应该擦亮双眼。
“如果你喜欢以前他在电视台那个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会回到那个形象了。”
一夜成名之前，崔永元做了9年央广《午间半小时》记者。
节目选题领域广泛。他泡了半年体委，弄清楚整个足球黑幕，采访了半年保险，又把保险摸得门清，并决定再也不买保险。
这些经历，给予崔永元足够自信，也成为他开炮转基因的底气之一。
他的调查结论毁誉参半，与方舟子、司马南、农业部的恶战，也一次次刷新着他的形象。爱他者奉若神明，恨他者诅咒入骨。
他不再是电视上坏笑的小崔，言辞激烈时也再无乐队奏乐，来冲淡火药味。
倘若时光倒流回2000年春晚之前，我相信电视上那个小崔，如果怒斥转基因，一定举国景从。即便有质疑的声音，荧幕中的他，也听不到。
如今，崔永元终于找到有限度自由说话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他同样需面对质疑、嘲讽和谩骂。
小学时，崔永元在丰台读书，时常潇洒逃课。一次上课时，他把书包从窗户扔出，跳上窗台准备跳出时，老师回头。
他骑在窗台上一脸尴尬，默默回座位。
窗外就是他想要的自由。或许自由即意味着尴尬的过程，意外的打击和未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