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花60元看的贺岁电影，有人1元叫卖
被盗版狙击的电影市场
2019年，春节档电影表现不俗，累计拿下58.4亿元的票房，再次创造中国春节档票房的新记录。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流浪地球》以20.1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的冠军，《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紧随其后，分别以14.49亿元、10.43亿元的票房位列二、三名。
按道理，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各大电影的制作方此刻却没时间，更没心情庆祝，按照《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所言：春节期间，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投诉和封堵盗版上。
2月8号，《流浪地球》导演郭帆也在微博公开呼吁大家举报盗版。
今年不仅是《流浪地球》，其余春节档的7部影片，无一例外全都受到盗版的困扰，电影大年初一刚上映，大年初二就有盗版资源在网上流出，搜索咸鱼等二手买卖的信息，影片单部售价最低仅需1元，打包仅需5元。
盗版电影资源传播的现象屡禁不止，以往春节档电影被盗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今年，盗版现象和往常不同的是，此次流出的所有资源并非是电影院偷偷录制的模糊枪版视频，而是高清版本，就连3D版本的《流浪地球》和《神探蒲松龄》也未能幸免。
据保守估计，仅《流浪地球》一部影片，目前网络盗版的观看数量就已经超过2000万次，按照今年春节档3D电影平均票价50元每张计算，盗版带来的损失超过10亿票房。
戏剧的是，在影片上映前三天，国家版权局就发布2019年度第一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春节档的八部影片全都在列，可惜即便如此，依旧没能阻止盗版资源的传播。
不禁让人疑问：是什么原因让国内盗版现象如此猖獗？
国内盗版缘何如此猖獗
从表面来看，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春节档票价过高扩大了盗版市场的需求。
今年春节，八部电影同时上映，被人们称为“史上最强春节档”，但与此同时，今年的春节档还有个新的头衔——“史上最贵”。
相信大家走进电影院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票价明显上涨。
根据猫眼数据的统计，2019年元月初一至初五的平均票价为45元，相较2018年大幅增长了12.8%，而一些三四线的小城市，更是出现了一张电影票160元的“天价”，一家三口看个电影就得将近500块。
于是，除车厘子自由、奶茶自由外，网友纷纷调侃，现在连春节档电影票的自由都没了。
票价对走进电影院观影的影响有多大？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2006名受访者中，84.2%的受访者认为票价是其决定是否观影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而2018年，我国居民平均收入刚到28228元，换算到每个月只有2352元，所以说，票价的上涨将直接导致不少人放弃走进电影院，转而开始寻求一些网上的盗版资源。
而在咸鱼等二手网站上，和电影院动辄四五十甚至上百元的票价相比，盗版影片一部只需1元，8部影片打包也仅需5元，所以，春节档过高的票价进一步扩大了盗版市场的需求。
第二：盗版市场的规模庞大且成体系。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何况这个需求又如此庞大。
你可别小看咸鱼上一部盗版影片只卖1元钱，聚沙成塔，买的人多了，一天的收入也不容小觑。
根据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在对盗版市场的调查，一个新手只需要经过团队的“指导”，3个月时间就可以获得超过5000名客户，平均下来，每天都有上百人发其索要资源，单日最高收入可达1000元。
而且，这样的“工作”只需要利用业余时间去发发帖子，发发朋友圈就能吸引不少人购买，不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除单纯靠售卖影片获利外，他们还可以通过发展代理的方式迅速获得资金回报，通常代理的费用在50-200元不等，等级越高，收入比例也就越高，月收入在万元的盗版代理商并不在少数。
而一些盗版直播的网站，则通过巨大的流量变现，看视频前总会给你推广一大波垃圾广告，最常见的就是棋牌赌博类。
第三：盗版惩罚力度不足。
在电影反盗版这条路上，早在2016年，我国就引进了最先进的反盗版技术。当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与瑞士NexGuard公司便签署独家水印保护授权协议，成为NexGuard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授权合作检测机构。
一旦出现盗版资源，电影片方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准确定位出盗版资源出自哪家影院的哪一场次，为片方维权提供鉴定报告，经过三年的普及，目前我国影院已全部加入此项技术。
所以说，在反盗版技术领域层面，我国早已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可惜的是，控制盗版除了技术手段的改进，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惩罚力度。当惩罚措施跟不上时，想要控制盗版注定是隔靴搔痒。
当年，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刚刚上映就被流传出高清盗版资源，投资方安乐影业利用NexGuard提供的技术，很快就锁定了偷拍的影院，并向当地法院提起起诉，但直到电影从影院下架，官司都还处在取证阶段。
所以，安乐影业总经理张晗只能无奈地认栽，毕竟打击盗版电影的成本太高，整个公司实在是有心无力，防不胜防。
而除了打击盗版的时间成本过高外，对盗版人员的惩罚力度太小，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比如中国因盗录盗播电影被判刑的第一案。
2016年，湖北黄石公安抓获了涉嫌盗录、售卖影片的犯罪嫌疑人卫杨汉。起初，为了提高自己茶餐厅的生意，卫杨汉从网上下载盗版电影在店内播放，但为了获取更一手的片源，卫杨汉联合电影院工作人员，私自盗录《港囧》、《夏洛特的烦恼》、《寻龙诀》等8部影片，仅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底，其违法所得就高达113000多元。
可最终，卫杨汉经过审理，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5000元，这样的惩罚力度和巨大的利润相比，震慑力显然远远不够。
卫杨汉
所以，尽管人们知道盗版违法，甚至会面临坐牢的风险，但在巨大的利润刺激下，还会有无数人冒出来。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一句话：
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盗版盛行的真正原因
上面是从表面分析盗版盛行的主要原因，而深入思考便能发现，盗版盛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给满足不了需求。
盗版资源盛行也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有文化，放眼全世界，中国人的盗版技术和俄罗斯、瑞典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世界最大的BT种子服务器（BitTorrent tracker）“海盗湾”就来自瑞典，由瑞典的一个民间反版权组织海盗署成立于2004年，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版权限制的王国。
海盗湾网站LOGO
为了逃过瑞典警方的困扰，网站创始人还曾计划筹集资金购买独立小国Sealand，从而建立避风港，以此来阻止“外国”警方和政客的干预，计划受挫后，2010年10月，海盗湾又宣布，计划用卫星将一个BT网站发射到地球轨道上，从而避免当地政府对服务器的破坏，时至今日，海盗湾网站创始人还在和瑞典政府斗智斗勇。
根据海盗湾创始人的描述，他们成立网站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完全没有版权限制的王国，从而实现真正的言论和文化传播自由。
这一点，和俄罗斯群众对盗版文化的观念不谋而合。
根据反盗版公司爱迪德（Irdeto）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俄罗斯人超过85%称他们并不认为盗版是一种违法行为， 66%的人称制作或观看盗版内容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俄罗斯人主要盗版的是电子书，他们认为，版权的保护某种程度上就会变成垄断，反而阻碍了知识的传播。
而盗版的出现，可以让前沿技术，包括一些高雅的艺术得以实现平民化，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就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打口碟在中国的风靡。
打口碟
大家现在听歌，打开手机，指头轻轻一点，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听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来渠道太少，二来价格太高，普通群众承担不起，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多元的音乐文化。
可能年龄较小的碟子不知道什么是打口碟，简单讲就是国外的正版碟，因为卖不出去只能进行销毁，最终以“洋垃圾”的方式销售到我国。
在销毁的过程中，进货人就会和销售的人搞好关系，将一些只是切到CD盒面或者完好无损的CD回收在国内销售，因为价格低廉，品质完好，所以打口CD就成了当时中国音乐人的抢手货。
本质上讲，这些CD都不是正版，是以洋垃圾的形式输出，但就像人们所说，打口CD的音质属于上乘，只是不幸地被赋予了一种扭曲的形式而已，而打口CD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悲哀，但也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运气。
正是打口CD的出现，让那一代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优秀的音乐作品，受到艺术的熏陶。
国内许多音乐公司的创建者们，比如创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新音乐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沈黎晖、嚎叫唱片的吕玻以及新蜂音乐的付翀，都深受打口CD的影响。
包括大家熟知的汪峰、高晓松也都在采访时多次提到打口CD对自己音乐素养养成的帮助，2017年，在汪峰音乐纪录电影《存在》当中，他还专门请来了打口CD专家王辉来讲述和打口CD有关的故事。
可以说，没有打口CD就没有现在音乐市场的繁荣发展，同理，电影市场亦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低价电影，免费电影的普及，帮助电影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青年，从而促进了电影市场的初期发展，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电影业估计还会停留在那个自娱自乐的时代。
比如这些年被奉为经典的《大话西游》，当时口碑票房双双扑街，直接导致周星驰的电影公司破产。
但因为盗版VCD市场的存在，很多人通过租碟的方式看到了这部电影，在经过了某些观众的细致解读之后，这部原本已经被彻底判定为烂片的电影反而实现逆袭，最终成为了周星驰的代表作。
而在那个精神文化食量相对匮乏的年代，不少文艺青年也是在盗版商贩的碟片中提升了自己的阅片量和审美水准。
所以，正是盗版市场的存在，使音乐和电影等艺术形式不再被世家豪门所垄断，完成了艺术的“平民化”。
说这么多，绝对不是为盗版文化洗白，因为不可否认的是，盗版给原创市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伤害了原创人的利益，但在看待盗版文化一事上，不要浮于表面。
我们在一味批判盗版文化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盗版需求背后的文化需求，除增加技术手段和加大惩罚力度外，如何满足人民的真实需求才是根治盗版的最大难题。
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也比较深奥，处理起来更是异常复杂，老实讲，我没有本事给出完整的建议，真有那本事，我早就被国家版权局请去上班了。
但至少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能够知道，在现阶段，在治理盗版泛滥一事上，不能靠简单呼吁人性、呼吁道德来遏制，在技术手段跟上的同时，更需要相对应的制度建设，尽快提高惩罚的力度。
而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想办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否则，盗版现象终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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