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下的城市设计方法探索| 实践探索
刘迪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三所主任规划师刘迪，东南大学硕士，师从王建国院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更新规划等。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
• 负责项目《株洲清水塘生态工业新城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获2013年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 负责项目《永丰县总体城市设计》获2015年中规院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 负责项目《天台县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规划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获2013年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
• 参与完成《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获2012年江苏省第十五届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 参与完成《南京总体城市设计》获2013年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
• 参与完成《常州战略2030》获2011年中规院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
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度CAUPD业务交流会上做的报告，感谢作者的悉心整理&授权发布。感谢会议主办单位总工室等部门提供的资源支持！
关键词：中国经验，地方常识，本土逻辑，小城市设计方法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差异显著。生活方式上的南北差异、不同地域上的风俗差异、市民村民间的观念差异、不同气候地理条件下的经验差异等等，使我们在面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各类城市时，城市设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完全嫁接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普适方法，而要探索和识别中国本土化设计方法的地方路线。
2014年我们承接了江西永丰县城总体城市设计的任务，上述感触即由此而发。在项目中，我们遇见了很多在传统大城市思维模式下的设计供给与地方实际使用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我们发现，一方面套用大城市陌生人社会的设计方法，难以适合小城市的生活方式。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使普适的城市设计手法与小城市当地的使用需求水土不服。比如，在永丰县，按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模式，新区机动车道预留普遍较宽（四车道以上）。但实际上，真正拥堵甚至需越界行驶的反而是非机动车。而且，由于县城尺度普遍较小（如永丰县城建成区只有16平方公里，东西两端全长不到5公里，骑车的话不用30分钟就能走完全段），所以电动车对县城民众而言已然足够。而且，由于老城区很多街巷实在太窄，小汽车很难开得进去，因此，开车、停车经常是住在城关镇居民的烦心事。所以，县城百姓用脚投票的结果就是大家都选择不开车。所以，不难发现，县城的尺度和空间肌理实际上决定了公众的出行方式。
再举一例，按照大城市功能分区与服务半径的方法，我们习惯于常规思维，通常喜好采用“压缩饼干”模式来布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但在小城市，这种思维下的设施布局，实际中却很不实用。如永丰老县城中体育馆早已建成，但实际中县城百姓的体育活动并非如大城市中专地专用的“俱乐部”模式，县城居民很多体育活动其实是“就地、就近”随机利用街道空场开展的，甚至有些服务根本就不是市场在配置资源，而是一种邻里互助的行为，比如社区的路边理发很多就是邻居间的互帮互助。
所以，在县城，街道很重要。带有功能兼容性的街道是城市空间组织的灵魂。白天机动车穿行的街道，在傍晚大多会变成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甚至有些店铺白天是售卖经营，到了晚上就变成了邻里活动的棋牌室。因此，与大城市讲求效率的商业文化和陌生人社会不同，小城市是人际关系稳定的熟人社会，倡导邻里文化。所以，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小城市的设计不能照搬大城市的手法。
另一方面，地域性的价值观使民众的个体行为带有强烈的地方文化自觉性，县城社会运行秩序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而是很多来源于地方性的文化共识。例如，宗祠这种在大城市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存在的元素，在永丰却仍然是社会空间组织的精神内核（古代中国文官政治体系中，皇权不下县，族长和乡绅是社区管理的代言人，因此宗祠往往成为行使公共权利的场所）。失去宗祠的村庄大多会户散人离、失去生机。因此，在县城设计中，一些社区改造讨论的核心往往不是拆迁补偿的多少，而是改造方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宗族空间的组织秩序。
所以，开始阶段，当我们并没有关注这种地方文化观念的时候，社区改造方案一直很难与地方达成共识。我们习惯于按拆迁最少的办法做方案，很少理会民众对宗祠风水、精神生活的诉求，忽视了传统布局中宗祠“不临街、不破阵”的地方常识与习俗。因此，如何探索符合小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运用地域性思维和本土化方法完成类似永丰县这样一个半传统半现代社会的城市设计，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地域辽阔、地方文化博大精深，尤其在很多具有文化根脉的地区做设计。很多在大城市中看似雷同的问题，在小城市却有着远不止经济逻辑所看似的那么简单。往往造成设计不接地气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在小城市，过分运用了大城市的设计方法，而缺少一些符合乡土逻辑的“地方常识和中国经验”。永丰县城总体城市设计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彷徨和懵懂下的设计尝试。
永丰县位于江西吉安市东部，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故乡，也是千古奇人王守仁曾经的治所。
千年庐陵文化的熏陶下孕育了独特的山水人文环境。恩江的水、源头的滩、葛溪的桥、西坊的街、欧园的塔、渡口的楼等点点墨迹令永丰的庐陵韵味跃然纸上，但由于受制于山区的交通区位，这里至今仍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随着县城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特色渐趋泯灭。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的碰撞交锋，使得历史空间格局、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危机。县城亟需一个能够对空间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对建设行为进行把控的操作性手册。为此，永丰县启动了“县城总体城市设计”。
我们发现，套用大城市陌生人社会的设计方法，难以适应小城市的生活方式。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使普适的设计手法不匹配当地的使用需求。因此，如何在设计中提升对人文历史的呵护，探索符合县城地域特征的本土化设计方法，是本次设计关注的焦点。
设计从地域主义和人文主义视角出发。关注历史地理、强调场所精神、突出乡土情怀。提出“文化追根、公众掌舵、历史问道”的设计策略。
设计策略文化追根
首先，借用本土经验。通过抓住“宗祠、晒场、书院、街道”等地方独有的生活元素，找寻文化在空间上的投影，进而识别县城空间组织的深层结构。
设计充分利用和借鉴地方传统和身传口述的本土经验。例如在路网设计上，尽力维系民众普遍熟悉和接受的场所尺度，采用街巷要素去组织城市，社区道路采用适合邻里交流的窄路网。通过“密巷窄街”的空间布局，保证街路在尺度和功能上动态转变的可能性，匹配民众的生活习惯。
其次，遵循地方常识。在大学规划必修课中有城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基本能够解释绝大多数现代社会的行为现象，但对半传统社会而言，很多现象却并非如我们利用原理所解释的那般纯粹。
例如，在深入调研前，我们一直认为，当地居民喜欢在国道两侧按一层皮式的建房方式，是为了自家交通出行的方便（沿路的土地价值高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在实际访谈后，我们发现，上述看似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并非百姓的真实意图（或者即使存在上述想法，但也不是首要原因）。
民众沿国道一层皮建房的核心原因在于老百姓需要晒谷场，过去各家各户的土地亩产小，利用自家宅前院后的平地基本就够用了。但现在亩产普遍大幅提高，晒谷场地面积明显不足，所以国道就成了可供搭便车的免费资源，所以只要有承租田的民众都愿意沿国道两侧展开建排屋。
所以，我们在城中村居民安置规划中，除了安置用地以外，还要有村庄预留地。应该说，这种设计是最贴近于地方现实和使用逻辑的务实做法。甚至很多时候，在地方“摸爬滚打”数年的管理者要远比我们这些来自象牙塔中的设计师们经验丰富。
第三，介入本土思维。延续文化的空间形制。对有宗祠的社区，在村间路、村内街及空场的设计改造中，主要围绕和保留宗祠、祭田等的空间结构，使设计符合百姓的精神需求。
所以，规划最后形成的设计导则，并不是按大城市控制方法的标准化、模块式的导则。而是以地域性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礼制传统”为重点，引导后续设计走进地方文化语境的生活导则。
公众掌舵
读懂地方文化，我们除了上述自上而下的观察和随访外，还采取了公众调查方法。通过问卷，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反映大众生活的基本面。并借助大数据，对公众印象最深的地点进行频次统计，进而我们能够把乡愁空间得以具象表达。从而，透过普罗大众的“众眼”来“广角”分析城市的微空间和大格局，为市民量身打造城市。
最终，我们将这些统计出的结果，转化成了一张代表民众公共记忆和乡愁空间的心理地图。在这张公众心理地图的基础上，通过保留、联通和优化这些记忆的骨架，最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实施意义、又带有人文色彩的县城总体发展框架。用当地人的视角，设计当地人的空间。如此设计，虽然在鸟瞰视角下可能会不符合形式美原则，但这种设计却是真实好用，符合百姓生活方式的足底设计的有效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模仿大众点评，让市民对城市空间进行海选和投票。通过统计，我们发现了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和最受抵制的消极空间。使城市建设各个角落使用的好坏在图纸上能一目了然。基于这张评价地图，对大众诉求高、记忆深刻的节点，采用地标强化的方式。如增设贯山高阁、门户设置欧阳修雕塑、增加江心洲廊桥等均在上述判断后的深化设计。而对负面印象最深的污点空间，采用景观覆盖的方式，改善城市景观疮面。从而，设计形成了一个根据民意反馈和问题轻重排序的城市更新操作手册。
历史问道
永丰是一个千年古城，城市发展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可不可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当下的设计行为，是我们历史地图探索的重点。
现在的设计就是未来的历史，古人说“读历史，知兴替”。通过历史地理的分析，我们发现，很多建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又消失了，但有些建筑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却始终是在同一个位置上。如府衙、古塔等，虽然历史上屡建屡灭、屡灭屡建，但它反复出现的地理坐标位置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包括古城外的商业街虽曾屡遭火灾，但复建后仍然是原有古街的走向。与此相反，有些不在这个结构上的建筑，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考棚、书院等。我们觉得就是城市的文脉，是能够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结构标识系统。所以，按照这个规律，我们就能判断设计的布局是否符合城市历史发展的主流。
例如，按照原规划，古城外一条老街将被拆除，并在西侧重建新仿古街。对应到城市历史地图上，我们发现这种拆古建新的模式显然脱离了历史地理的轨道。按照前述历史规律，古街即使被拆除，50年甚至100年后也还会再变回来。因此，通过历史考证方式，我们最终说服地方政府保住了该古街。
另一方面，通过历史地图的绘制，我们完成了对县城城市断代史的定位工程。许多陷落在农田中，或只在古书中出现过的遗迹。现在通过历史地图，都能得以被定位和勘测出来，根据这张图，县政府已着手在对许多历史遗存进行有序修复。
第一，不同等级城市，设计方法要分门别类。在大城市做设计说普通话，到了小城市要切换成说方言。大城市是商业社会，追求效率导向，这决定了大城市的设计未来要去差异化，大城市之间的制式和设计手法要接轨，以减少相互摩擦阻力，从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而小城市，在空间尺度、文化秩序及生活方式上的大相径庭，使设计手法必须入乡随俗。例如同是宗祠或寺院，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所起的功能作用截然不同。而且，中国很多小城市未来可能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半传统半现代交织的社会形态，所以未来中国本土化的城市设计可能面临一个方法分类的潜在要求。
第二，本土化城市设计在方法论上的支撑路径。首先，跨界设计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方向。例如在这次县城设计中，我们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的调研方法、心理学的投影方法、历史学的考证方法、地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方法交织，可以揭示小城市隐藏在文化背后的空间世界和使用逻辑。
其次，用大数据做设计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通过引入公众点评，我们探索了一个评价型设计方法的路径。尤其在一些我们对当地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不甚了解的小城市。评价型设计方法将会非常实用，能弥补我们对“地方常识和乡土经验”的不足。
而且，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将抽象的乡愁实现具象的表达。并且城市越小，数据所反映的心理空间结构越准确（城市尺度越小，问卷与个体利益越是正相关，答案就越是趋于准确）。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使用者角度出发的足迹点评地图，且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城市修补。
（感谢杨保军院长、郑德高院长、朱郁郁副总的指导！项目组成员：刘迪、陆乐、翁婷婷、周韵、刘世光、王玉、陈海江、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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