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规划思想溯源：反磁力中心│观点
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如此重大，又如此突然。我仍在学习和消化的过程中，不敢轻易作出评论。不过，我发现了一些思想的线索，或许可以由此看出，是哪些思想影响了国家战略决策。
人们总说北京是个“黑洞”，拥有无限的引力。特别是对于河北来说，再多的项目、人才，都会给北京吸过去。这样下去，只有“北京和他的小伙伴们”，而不会有“京津冀城市群”。
看到雄安新区的规划，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总算有能够和北京的吸引力抗衡的“反磁力中心”出现了。
也许，构筑“反磁力中心”就是设置雄安新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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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缘起
都说雄安新区出台前的保密工作做的极好，除了一个月前有新闻播出中央领导视察河北外，几乎全无征兆。
实则不然，征兆早已有之。
较早的设想，可以追溯到2013年，吴良镛院士团队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将白洋淀地区作为了国家机构办公区外迁的三个候选地建议之一。
这种思想酝酿到了2016年，从一份报道中悄然透露了更多讯息：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河北绿色崛起》
时间：2016年07月18日
刊物：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杨开忠 教授
北京大学秘书长、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建设抗衡京津双城极化效应的反磁力中心城市
杨开忠表示，京津冀地区100万—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相对缺少，缺乏能够抗衡京津极化效应的反磁力中心城市，这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因素。因此，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积极在河北规划建设反磁力中心城市，包括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文化新城、石家庄、唐山、沧州。
作为反磁力城市，国家行政文化新城选址不应位于京津发展轴线上，应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的河北境内，可能有秦皇岛北戴河方案和保定东两个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戴河在一些时间实际上担当着一定夏都功能。鉴于这种情况，秦皇岛北戴河方案可以作为近期应急之用，但主要应限于夏都现有设施的完善和利用，不宜大规模扩建。从长远来看，应选择保定东方案，使之成为抗衡京津城市极化效应、带动冀中南地区、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的国家行政、教科文卫副中心。
可以看到，2016年时，雄安新区的名称是“国家行政文化新城”，选址在“保定东”，定位是“国家行政、教科文卫副中心”，目的是“建设抗衡京津双城极化效应的反磁力中心城市”。
作者杨开忠老师是北大的资深教授，是我国区域规划界极有影响力的大拿，时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也侧面反映了2013到2016，从学术界到管理层逐渐形成了共识。
到底什么是“反磁力中心”，这就要从经典的城市规划理论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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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磁力中心”是什么
19世纪末，英国政府针对当时的城市痼疾，授权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进行城市调查和提出整治方案。霍华德于1898年著述《明日的田园城市》，揭示工业化条件下的城市与理想的居住条件之间的矛盾、大城市与接触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方案。
《明日的田园城市》是与《资本论》同时代的著作，它可谓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鼻祖，是被一再诵读的经典。
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城乡三磁铁”图：
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被称为“磁力”；与之相对的，抗衡大城市吸引力的力就是“反磁力”。
霍华德希望，中小规模的、合理规划的“田园城市”，能够兼具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和乡村的宜居环境，能够吸引人口不再流向过于拥挤的、缺乏规划的大城市，成为“反磁力中心”。
在霍华德规划的理想模型里，有6个“田园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群。其最基本的城市群结构，则是由3个城市组成。
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恰似理想田园城市模型的一个板块。
雄安新区的出现，补强了保定，将京津冀城市群初步从北京-天津的双城关系，拓展到了一个由三个城市组成的最基本的大城市群结构。天津-北京-雄安，正如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珠海一般。
从“反磁力中心”的概念到基本结构，雄安新区的规划思想都可以在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源头中找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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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反磁力中心”
“田园城市”理论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概念来源，现在的规划理论和技术当然比19世纪末进步得多，大城市的规划、建设、交通技术已经可以支撑更高密度的人居环境，郊区新城的规划理念也走向了产城融合的综合新城。
对于雄安新区来说，其规模尺度、技术和理念都会是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
特色之一：高铁带来的全新尺度
正如我在《高铁+城市网络：中国在走一条全新的城镇化道路》中介绍的，中国通过高铁改变了城市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全国尺度的城市网络。
相对于大城市郊区拓展（A）和郊区新城建设（B），国家更希望将下一阶段城市化的人口吸引向城市群中的次级城市（C）和城市网络中的其他枢纽城市（D）。
雄安新区的出台，印证了我的这一设想：城市群之中的次级城市（C）的作用正在加强。类似的，长三角的苏州、嘉兴，珠三角的佛山、东莞，都会迎来新的一轮发展。
《田园城市》写于马车时代，其规划的城市群间距只有6公里。汽车时代的新城与主城间距在30公里左右。城铁地铁时代亦然。
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将城市群内部联系的范围拓展到60到100公里，为雄安新区的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特色之二：经济引力 vs 行政引力
西方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各个区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由此在竞争中逐渐产生规模级差。长三角、珠三角的情形基本符合假设，各城市之间充分竞争，最后形成一个平衡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
北京的特点在于，这个城市的吸引力不全然来自于经济规模，而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行政权力。这种吸引力是周边城市无法对抗的。“我们不是不想发展京津冀绿色经济，但是一发展就被北京吸收走了，所以我们想通了，只发展北京吸收不了的产业，那就是钢铁焦炭水泥”（仇保兴，2017）。即使天津滨海新区有更强的经济引力，也全然弥补不了北京“去天尺五”的行政引力。
就像几个小伙子竞争吸引女孩（资源），其他人都是“富帅”，唯独北京是“高富帅。天津河北就算再努力“富帅”，也比不了北京，因为足足多了一个维度的吸引力。
雄安新区引人遐想之处在于，它的定位是“首都副中心”，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行政新城”，更是受到国家领导的亲自关注。这使得它具有足够的行政引力，隐约有可能构成北京的“反磁力中心”，也是它真正超越其他产业新区之处。
又一个“高富帅”小伙子出现了。
特色之三：疏解 vs 截流
在其他发达国家进行首都的“反磁力中心”建设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1940年代英国大伦敦规划时城市化率已经接近80%，1960年代法国巴黎进行新城建设时也接近了70%。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60%，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要来到城市安居。
因此，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反磁力中心”建设是“疏解”的话，把中国的“反磁力中心”建设称作是“截流”或许更为妥当。
与其说，要将清华北大中科院分解疏散到各地，倒不如说，中国还要在各地继续培养若干个清华北大级别的大学，才能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地位与需要。
与其说，要将北京的大医院拆分搬走，倒不如说，要将新增医疗资源分配有意识倾斜，提升各地医疗的水平，向北京看齐。
与其说，要赶走现在北京的人到周边去，倒不如说，要让未来的新居民乐意在京津冀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安居。
限制城市规模，并不是“反磁力中心”设置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
雄安新区的出现，真正改变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相对关系，使得在行政力量均衡后，市场力量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其最终结果，不是将北京拉低了，而是将周边城市拉高、拉近才对。
总而言之，前述的每一个方面，既是中国的特色，更是中国的挑战。
虽然这里在用经典规划理论来诠释雄安新区，但是更多时候，中国的城市化实践反而走在规划理论的前面，许多创举是前所未有的。
或许，在中国的规划理论能够完整解释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时候，也就是成为新的世界经典规划理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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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明日的田园城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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