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经济学宗师阿罗去世｜对每一位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他都是殿堂级神邸般的存在!一生教出4名诺奖学生……
注：由经管之家综合整理自第一财经、新浪、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陈永伟博士、经济学家圈、澎湃新闻、人民网、徐瑾经济人等，内容有一定变动和删减
22日，据斯坦福大学官网最新消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肯尼斯• J• 阿罗（Kenneth J． Arrow）已于美国时间2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
经济学学生，基本都了解阿罗在一般均衡方面的研究-----对每一位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他本人也是殿堂级宗师般的存在!他在1972年也主要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但是阿罗的意义不止于此，他甚至自己谦虚地说没有自己的投入，一般均衡理论不至于有什么不同。
阿罗的一生，做了不少开创新研究，在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方面颇多探索。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经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
更有甚者，有媒体这样评论他“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阿罗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更一般意义上讲，他是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的发展先驱。”
已故经济理论学家弗兰克• 哈恩（FrankHahn）曾援引莎士比亚对凯撒大帝的描述，称他的同事阿罗“‘如同一位巨人雄踞世界之巅’，几乎任何领域他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变。”以其名字命名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如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阿罗证券等证实了哈恩的这一说法。
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期间，阿罗有四名学生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约翰 海萨尼（JohnHarsanyi，1994 年）、迈克尔 斯宾塞（Michael Spence ，2001年）、埃里克 马斯金（EricMaskin）和罗格 梅尔森（Roger Myerson，2007年）。
斯宾塞在他的诺贝尔获奖自传中回忆道，阿罗的学生们都对他心存敬畏。“描述肯阿罗对20 世纪下叶经济学的贡献，几乎相当于描述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
时间回转到1972年，由于在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成就，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共同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第四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那时起，阿罗成为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发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迄今无人超越。
资料图：1972年，阿罗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片来源：美联社）
“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述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了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这个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优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编制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贺词评价阿罗的贡献
学习微观理论的人，一定会学到一般均衡理论，这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块基石。尽管亚当·斯密、瓦尔拉斯等先贤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是这一思想的相关证明是到阿罗和德布鲁才完成的。
学习公共选择理论的人，一定难以忘记阿罗不可能定理。究竟“程序民主”能否保证“实质民主”？阿罗给出的回答是，在一些条件下并不能！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见解，在学界激起了无数的涟漪。
学习增长理论的人，一定会对罗默的“技术外溢”模型和卢卡斯的“干中学”模型记忆犹新。但事实上，这两个模型的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阿罗。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阿罗的奠基，那么几十年后的内生增长理论就难以发展。
学习金融学的人，一定会学习资产定价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根基，就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如果没有这一框架，那么现代金融学很难成其为一门科学。
学习组织理论的人，很难绕过阿罗的那本《组织的极限》。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讲透了人们为什么要通过组织进行资源分配、怎样进行资源分配的道理。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陈永伟博士撰文评论
一、阿罗的学术之旅：
他曾给出震惊世界的答案
少数服从多数： 阿罗之前的个人与社会
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项成果是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俗称“阿罗不可能”理论。如今看来，尤为让人唏嘘。
社会选择在当时是一项几乎全新的课题。阿罗发现，当时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
通俗的说，面对必须选择的情况，大家都会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收益、自己能够负担的预算等方面精心计算，从而得出选择结果。比如说两场相亲，钱火火白，赵冰冰美，但是钱火火还富，好吧选白富的钱火火。选择行为是理性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排列顺序有一种一致性。啥意思呢？你要是喜欢赵冰冰多于钱火火，又喜欢钱火火多于孙蛮蛮，你肯定喜欢赵冰冰多于孙蛮蛮。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相当于你要是喜欢吃苹果多于喜欢橘子，又喜欢橘子多于哈密瓜，那么你肯定喜欢吃苹果多于喜欢吃哈密瓜。
这个理论开始用于经济，后来很多大拿们都认为也可以用于社会，像霍泰林、冯·诺依曼、摩根斯坦、熊彼特等，都曾这么主张，认为个人理性选择和其递移性可以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比方说，对选择候选人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而投票就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
简单说，既然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喜好选出个顺序来，那么将所有人的选择加起来，就一定是最符合社会利益和喜好的选择咯。所以，投票让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最好办法。
投票悖论导致选不出女神：阿罗的发现
但是，阿罗随即发现并非如此，从逻辑推理上来看，多数决定结果的投票并不一定具备递移性。同样是在苹果、橘子和哈密瓜中做选择，苹果受到的支持度高于橘子，而橘子又高于哈密瓜，但苹果和哈密瓜相比较时，反而可能是哈密瓜的支持度比苹果高。
这件事儿其实不是阿罗第一个想出来的，在他之前，十八世纪有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M．de Condorcet提出了投票悖论，又叫做“孔多塞悖论”。这个悖论的推导十分简单:这样，由多数投票规则便导致逻辑矛盾: 社会偏好是A＞C并且C＞A。这进而表明，基于投票程序的社会选择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成分。
假如有代表美丽的赵冰冰、代表性感的钱火火、代表聪慧的孙蛮蛮三美女和不需具体名字的甲乙丙三屌丝。甲喜欢赵冰冰优于钱火火，钱火火又优于孙蛮蛮。那么当然我们也认为甲喜欢赵冰冰优于孙蛮蛮；乙喜欢钱火火优于孙蛮蛮，孙蛮蛮又优于赵冰冰，那么乙当然也喜欢钱火火胜于赵冰冰。丙喜欢孙蛮蛮优于赵冰冰，赵冰冰又优于钱火火，那么丙当然也喜欢孙蛮蛮胜于钱火火。
现在进行世纪美女大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赵冰冰和钱火火比，甲和丙都更喜欢赵冰冰优于钱火火，所以，赵冰冰获选；同样，钱火火与孙蛮蛮比，甲和乙认为钱火火优于孙蛮蛮，所以，钱火火获胜。到此时为止，根据递移性，赵冰冰应该胜过孙蛮蛮。但困境出现了，乙和丙都更喜欢孙蛮蛮优于赵冰冰，所以孙蛮蛮与赵冰冰比，孙蛮蛮更受欢迎。
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看来，屌丝们要么不加选择的喜欢女神们，要嘛独自偷偷喜欢就行了。如果非要把个人选择放在社会选择上想PK出个胜负，那就尴尬了。
完美的民主是不可能的：阿罗不可能
关于集体怎么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中就论述过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学者们又十分热衷起社会选择这件事，其目的是希望发展一种普遍适用的“投票机制”来帮助人们实现民主的社会决策。不幸的是，如同孔多塞，关于投票机制设计的多数研究结果令人失望和困惑。
阿罗出场后，用数学和逻辑，将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函数紧密结合，给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答案：不可能。
阿罗凭借他那硕大的脑容量提出，一种合理的集体选择和社会决策机制应该同时满足“理性原则”和“自由选择”，具体来说有如下五个前提条件：理性、独立性、一致性、无限制性和非独裁性。即选择是理性的，方案之间互相独立，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有正向关联，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不存在能把个体偏好强加给社会的可能。
在这样自由而愉快的环境下，让我们来一场少数服从多数的大票决吧！
接着，阿罗继续他那硕大脑容量的工作，用复杂的数学证明了：在排除了人际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之后，考虑从个人口味得到社会偏好的方法，如果要求这些方法既要令人满意，又要在一个相当多样的个人排序的集合上有定义，那么这种方法必然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
简单地说，要能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又能排除投票困境的决策机制是不存在的，因此也不存在一种可能把个人偏好加总为理想的社会偏好的政治机制或集体决策规则。
更简单的说，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简单多数的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
最简单地说，完美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二、阿罗的学术人生：
数学教师之梦破灭
完成博士论文后一帆风顺
阿罗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任教，曾当选为经济计量学会、管理科学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1980年从大学退休后一直在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被公认为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对二战后世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整个经济学界理论和应用科学学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阿罗最喜爱的是数学和数理统计学，但他最终由于经济原因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二战爆发前夕，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学研究生时已身无分文，是经济系为他提供了补助金。
“出价最高者”
当时，经济学家哈罗德• 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负责教授多门统计学课程，并“讲授数理经济学课程”，阿罗说，他是“出于好奇”而选这门课程的。不过，正是这门课程让阿罗喜欢上了经济学，因此当他身无分文时，便向霍特林求助。霍特林告诉阿罗，他对数学系的补助金发放情况无法发挥影响力，但若阿罗转到经济系，他也许可以帮上忙。“于是，我就转到了经济系。大家对此都很惊讶。我就说，‘你们都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不能转向出价最高者？’”在斯坦福大学办公室接受的最近一次采访中，阿罗如是回忆道。阿罗职业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
转到经济系后，阿罗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1972年，在他51岁时，阿罗与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彰了阿罗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希克斯（JohnHicks）在两个领域的工作，即“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旨在解释某个经济体中价格的确定方式，而福利理论旨在分析某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配置方式。此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还指出，两位经济学家在其他领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研究了当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揭示了经济活动是如何导致技术变革的，并在均衡分析中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他还在种族歧视和医疗保健的经济学分析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他首次开展的主要经济学分析，即其博士论文中，阿罗从根本上创立了“社会选择理论”这一全新领域，分析了个人偏好如何汇集为社会选择决策（如投票选举）。
几乎是尽一人之力，阿罗引入了数学严格性这一概念，同时在让经济学理论以数学为导向方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阿罗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罗于1921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其父母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期间发生的很多变化使其深受影响。他的父亲作为银行家的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全家也由于他父亲收入的起伏不定而经常搬家。“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上过学，”阿罗回忆道。不过，全家最终回到纽约定居。在这里，他就读于一所三年制公立高中—汤森哈里斯高中（“每天多上一小时的课”）。也是在这里，他喜欢上了数学。1936年当他从这所高中毕业时，“那时候我们仍然很穷……于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就是去读免收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
与经历过“大萧条”劫难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很担心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当时的问题是，我在哪里能找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工作，就是当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因此，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数学和教育学，不过他发现教育学的课程“并不令人激动。”
数学教师之梦破灭
不过，如同几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阿罗的数学生涯并不顺利。由于1933 年通过了数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者太多，此后纽约就一直没再举办过此类考试。因此，阿罗说他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将一切赌注押在这份工作上。于是，我开始学统计学，并且对它产生了兴趣……刚好哥伦比亚大学是学习统计学的好地方。”当他1940 年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他的父亲借钱为他支付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学费，阿罗说，“我很快就被数学系录取了……但是我发现，数学家是瞧不起统计学的，我在此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时候，霍特林极力鼓励阿罗学习经济学。在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后，阿罗开始努力学习经济学。他学习了所有他有资格学习的课程，并在1941 年年底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不幸的是，二战开始了，他的学业也由此暂时中断。
战争结束后，阿罗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
1947 年，当阿罗还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他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担任教师兼研究员。该委员会由美国商人阿尔弗雷德• 考尔斯（AlfredCowles）创办于1932 年，负责研究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关系。在那里，阿罗遇到了同在此做研究工作的塞尔玛• 施韦策（SelmaSchweitzer）。1947 年，阿罗迎娶了塞尔玛，而后，塞尔玛又将阿罗引荐给统计学家M.A. 格斯奇科（M. A.Girchik），后者邀请阿罗在次年夏季到全球著名的政策智库兰德公司工作。“1948 年夏季，我的事业真正开始腾飞。”
在兰德，阿罗在与德国哲学家和未来学家奥拉夫•赫尔墨（OlafHelmer）的交流过程中受到启发，并撰写了有关社会选择理论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种理论很新，以至于他的博士生导师艾伯特• 哈特（AlbertHart）对阿罗所开展的研究一无所知。“但他对我很有信心……他说，‘哦，我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不过我相信你，’”阿罗说道。
1951年，阿罗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当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阿罗为社会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选择理论主要通过数学方法探讨了各种问题，如单个选民对候选人和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如何才能很好地体现在选举结果中。在如今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或可能性）定理”中，阿罗假定，当强加某些理性的公平性条件时，投票选举系统就不可能准确地体现社会偏好。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个人是理性的。其中一个推论就是，个人的偏好是具有可传递性的，比如，当选民喜欢史密斯胜过琼斯，而喜欢琼斯胜过威廉姆斯，那么他们就会喜欢史密斯胜过威廉姆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认为，当仅有四种理性的条件强加给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选择上时，个人的理性偏好就不可能汇集成可保持决策传递性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方法可确保个人偏好很好地形成社会偏好（如选举的获胜者）。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可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集体的决策过程，并制定良好的投票选举规则。
一帆风顺
完成博士论文对于阿罗的成功至关重要。“完成了有关社会选择的博士论文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扫清了前方的道路。”
阿罗将高等数学应用于一般均衡理论中。一般均衡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874年，由经济学家莱昂• 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创建，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的正确性。亚当• 斯密认为，很多经济参与者寻求推动自身的目标，并未造成混乱，而是由“无形的手”所引导，形成整个经济体范围内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相对有序的提供。
在经济学中，市场均衡是指使所有商品供需平衡的一整套价格。局部均衡分析在其他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应）视为其价格的函数。而一般均衡分析则将所有价格视为变量，并认为所有市场的供需平衡。例如，全球天然气市场的需求不仅可能依赖于其价格，还可能依赖于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价格，以及那些对能源市场不具有直接关系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甚至可能依赖于工资和利率水平。
1954年， 阿罗与法国经济学家杰拉德• 德布鲁（Gérard Debreu）共同建立了制定价格的一般条件，即在一个经济体中，各个商品的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保持平衡（现称之为“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莱昂内尔• 麦肯西（LionelMcKenzie）独立工作，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阿罗和德布鲁（1983 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借鉴了约翰•纳什（JohnNash）在博弈理论中的理念。当时，博弈理论是数学界的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旨在分析一个参与方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其他参与方行动的竞争策略，纳什因此而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后来的作品中，包括与里奥尼德• 赫维克兹（LeonidHurwicz）共同撰写的书籍中，阿罗分析了市场的稳定性以及价格本身如何进行调整来保持供需之间的平衡。
一般均衡理论导致众多理论和实证模型的建立，这些模型将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地纳入其中，包括那些将消费和生产要素纳为一体的模型。
此类一般均衡模型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领域。在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中，这些模型可以评估各国因税收和关税政策调整将变得更为富裕还是更为贫穷。20世纪70 年代初，阿罗在斯坦福大学长期共事的同事约翰• 肖文（JohnShoven）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沃利（John Whalley）共同建立了有关美国经济的首个应用型一般均衡模型，评估税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模型应用于经济发展中，可评估出口行业的不断发展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水平。
一般均衡理论也大大地影响了现代人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经济学家力求从研究个人市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中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将一般均衡作为其认为整个经济从根本上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个人市场的价格和工资水平处于灵活变动状态这一看法的基础。均衡的偏离很快出清（自行分离）。凯恩斯或新凯恩斯学派也借鉴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并不认可市场通常或很快出清（即达到均衡）的看法。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动速度往往比较缓慢，可能让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从而为积极主动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旨在分析宏观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变化和不稳定性。阿罗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应对市场失衡的趋势，如同这些模型在“大萧条”时期用来应对长期失业状况一样。
福利突破
1951 年，在刚刚推出社会选择理论后，阿罗开始将高等数学应用于福利经济学领域。福利经济学关注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现象，即只有在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才可能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现象。“帕累托最优”是衡量某个经济体是否运转正常的一项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描述的是竞争性一般均衡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的状况；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描述的则是通过竞争性均衡和资源的部分再配置可以实现某个经济体的所有帕累托最佳成果的状况。阿罗对这些定理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在当不需要或未能提供部分商品或服务时也可适用，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即经济学家所称作的“角点解”。
最初，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包括不确定性或风险要素。在难以防止市场风险的基础上，阿罗推出了“未定”商品的概念，将商品的物理特征与未来该商品将交付的状况两者联系在一起（比如，旱灾期间生产的小麦与丰收之年生产的小麦存在差异）。然后，阿罗提出了金融证券的概念，金融证券的偿付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状态。这个所谓的“阿罗证券”理论成为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基石。按照“阿罗证券”理论，市场参与者可以减少其必须交易的商品数量。例如，农民可以达成在未来以某个特定价格出售小麦的合约，以防止小麦价格暴跌的风险。然后，这些期约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在期货市场上，参与方对价格的变化状况存在不同的预期。
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工具是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可以共同产生多大的最终产出。各种增长理论认为，生产力增长（利用更少的投入形成某项具体的产出）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技术变革并非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外部的结果，尽管常识表明许多技术改进来自于经济活动。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边干边学”的论文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工人和企业通过自身的经验可以提高其生产力，同时这些部分知识可以为整个经济体带来效益。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某些现实情况，如各国之间的生产力长期存在巨大的差异。
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有关不确定性和医疗福利经济学的论文阐释了难以设计出一个良好运行的医疗市场的原因，是部分参与者比其他参与者了解的知识更多（如医生与患者在医疗知识方面的差距），同时该市场缺乏价格竞争。此外，阿罗验证了道德风险在医疗市场中的重要性。例如，拥有保险的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推选，这篇论文是美国经济学会旗舰刊物《美国经济评论》第一个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20 篇论文之一。
其他领域
在其他重大领域，阿罗与莫迪凯• 库尔茨（MordecaiKurz）共同制定了优化公共投资的方法。同时，阿罗分析了导致工作场所内外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的部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阿罗对经济学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的研究工作涵盖从气候变化到发展中经济体药品补贴的各个领域。阿罗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侧重于个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何种情况的评估方式。在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阿罗及其合作者认为，美国政府低估了碳的成本。奥巴马政府现利用碳成本作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这一计划的基础数据。
近年来，阿罗担任过一家医学院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支持向抗疟治疗提供补助，使这种治疗在低收入国家能够让患者负担得起。同时，阿罗也是“经济学者和平与安全”组织的创始理事。该组织致力于为应对世界各种挑战的非武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除了1968—1979 年这11 年期间是在哈佛大学外，阿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他于1949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任教，此后很快成为经济学、统计学和运筹学教授，并帮助斯坦福大学成为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数学的研究中心。
同时，阿罗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阿罗的妹妹安妮塔• 萨默斯（AnitaSummers）现为美国宾州大学退休教授，安妮塔的已故丈夫罗伯特• 萨默斯（Robert Summers）也曾是一名经济学教授。阿罗的外甥劳伦斯• 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此前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为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而罗伯特• 萨默斯的已故兄长保罗• 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在1970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公民。
阿罗的同事和学生对他在系研讨会上与众不同的表现记忆犹新。例如，在某个研讨会刚开始时，阿罗可能会看上去心不在焉，甚至似乎在打盹。突然间，他会将注意力转向黑板，仔细考虑几分钟报告人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然后彬彬有礼地指出报告人在推理中的致命错误。1991年，阿罗退休后仍然继续为学生提供指导，但不再授课。不过，他对自己的授课技巧总是一带而过。阿罗先前的部分学生还清楚地记得他通常会在黑板上几乎同时列出许多概念，手上则自始至终把粉笔抛上抛下，但粉笔从不落地，这确实是一大挑战。
最近几年，阿罗还经常骑自行车到学校，他以前的学生还记得他戴着自行车头盔，背包里还背着打气筒来上课的情景。
90余岁的高龄更加激发了他解决问题的灵感，一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说，我就有些失去兴趣了。”正因如此，即便阿罗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建树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自己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自豪。
三、各界悼念：
天不生阿罗
经济界如长夜
经管之家坛友“arkluos”在论坛发文悼念
惊悉著名学者肯尼斯·阿罗已于昨天去世，倍感伤心。本人昵称亦受之影响，故意此贴悼念之。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于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微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等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阿罗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更一般意义上讲，他是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的发展先驱。
微信公号主人“香帅的金融江湖“发文悼念
阿罗(Kenneth J.Arrow)去世了。这个名字对于所有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说，是神邸一般的存在。
第一次见到Arrow的名字，是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不确定性下的选择（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当时只觉得生涩拗口。这么多年回过头再琢磨他的 “不可能性定理”，才感到什么叫大道至简。
在假设存在两个以上的选项，有两个以上不同偏好的人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阿罗证明了一个令人讶异又沮丧的结论：在每个社会成员有特定偏好的情况下，不可能找出一个在逻辑上个人偏好与全社会偏好不矛盾的选择，换句话说，在社会选择中，不存在使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决定。从学术上看，一般均衡理论的伟大毋庸置疑。他对于框架性地理解复杂经济现象，将具象世界抽象化起到提纲契领的作用，也成为了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划时代标志, 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无远弗界。
徐瑾经济人公号发文悼念
上次在日本，诺斯去世，这次在东京，听到是阿罗去世。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
经济学学生，基本都了解阿罗在一般均衡方面的研究，他在1972年也主要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但是阿罗的意义不止于此，他甚至自己谦虚地说没有自己的投入，一般均衡理论不至于有什么不同。阿罗做了不少开创新研究，在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方面颇多探索。
北大国发院陈永伟博士发文悼念
从物理意义上讲，我和肯尼斯·阿罗只有过一次交集。那是2009年，时年88岁的阿罗应邀来华，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可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说。在朝圣的人海中，不期和他迎面相遇。我战战兢兢地问了声好，这位慈祥的老人礼貌地向我回了一句问候。尽管只是一个礼节性的问候，但这一次见面依然让我这个年轻学子激动了许久——那个人是阿罗啊！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阿罗！以前只在教科书上看到，没想到竟然见到了真人！
转眼之间，这个瞬间已经过去了8年。尽管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那种对大师的盲目崇拜之情早已消逝，但是今天一早听到阿罗辞世的噩耗，我仍禁不住心头一颤。扪心自问，尽管在物理上，我仅仅和阿罗有过一次迎面，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学习者，我在精神上又何曾走出过阿罗的身影呢？现在，大师去了天堂，我想，他一定能在天堂找到合适的助研，一起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