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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了解经济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流派

2016-03-28 经管之家


论坛君

本文按照经济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介绍了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经济学几个重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注重各种思想的碰撞交融,突出历史与现实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回顾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独特途径,也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




来源:sufeERC学术班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是16~17世纪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具体指的是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重商主义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学术界代表人物是斯图尔特,政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是重商主义的一个变种。


  • 主要思想


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仅在某些情况下站得住脚,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站得住脚,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亚当斯密——《国富论》:“看不见的手”


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 主要观点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 局限性


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遏制人口出生率”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根本观点 。他认为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 的指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 的线性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所以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


他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归为3个命题:

(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著的抑制。

(3)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他认为这 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 人口自然规律 ”的基本内容。


马尔萨斯根据上述基本观点引申出几点结论:

(1)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2)只有私有制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

(3)工人的工资受人口规律的支配,工资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4)济贫法促使人口增长。


以上结论充分体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该理论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线性增长,赶不上以指数增长的人口需要,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经典在于抛开了社会制度,抽象地从生物属性和脱离现实的假设来说明人口规律。


  • 抑制人口的增长


但是可以用某种其它方法来抑制人口的增长吗?当然可以。战争、瘟疫和其它灾难经常可以减少人口,这些祸患显然是以痛苦的代价来减少人口过剩所造成的威胁。马尔萨斯认为,避免人口过剩的较好的办法是“道德限制”,看来他这话的意思是把实行晚婚、婚前守洁和自愿限制同房的频率等方法结合起来。但是马尔萨斯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大多数人不会实行这样受限制的方法。他断定人口过剩实际上的确无法避免,因而贫困几乎是大多数人不可摆脱的厄运。


  • 避孕方法控制人口


虽然马尔萨斯本人从未提倡过用避孕方法控制人口,但是这一政策的提出却是他基本思想的必然结果。第一个公开提倡用避孕方法来防止人口过剩的人是颇有影响的英国改革家弗朗西斯•普莱斯。普莱斯读过马尔萨斯的论著,深受影响。1822年他写了一本提倡避孕的书,还在工人阶级当中宣传节育知识。在美国,查尔斯•诺尔顿博士于1832年发表了一部有关避孕的书。第一个“马尔萨斯同盟会”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立,计划生育的倡导者们在不断地赢得信徒。由于马尔萨斯本人以道德为依据不赞成使用避孕方法,因此用避孕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倡导者们通常被称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倾向于利用严格的假设来支撑其论断,这种做法后来被熊彼特称作“李嘉图恶习”。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马克思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穷人政治经济学

威廉·汤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理论


在威廉•汤普逊、约翰•格雷、约翰•勃雷、托马斯•霍奇斯金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到处可以发现此类观点。这些人普遍认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所以劳动产品应当归劳动者所有,而资本家和地主不劳动却无偿占有了大量劳动产品,这种分配是极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汤普逊就提出,在把自然界提供的天然物质转变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即物质生产过程中,“大自然对于这个转变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人,人的劳动,做了些什么呢?什么都做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每个劳动者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等价物呢?


威廉·汤普逊(1775—1833)出生于爱尔兰考克市。他最初受到功利主 义者边沁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思想影响,后来与边沁和欧 文在思想上分手,并与他们展开了辩论。他看到阶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作为 一个阶级去反对穷人。1824年他发表了主要著作《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1827年又发表《劳动的报酬》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劳动者在财产分 配中的地位。他关心劳动者的利益,认为保护劳动者是平等的同义语。他认 为分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劳动者应当有拥有所有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他根 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说:资本“纯粹是由劳动加上物质资料创造出来 的”,资本决不是物质资料的创造物,“死的物质资料不能创造任何东西。


他努力探求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 制度,它牺牲广大生产者的利益而使少数人致富,使贫苦的人陷于绝望的贫 困中?”他指出,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是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托马斯·霍奇斯金(1827—1869)是劳动价值论的积极宣传者。他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注意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回国后他目睹了格拉斯哥、爱丁 堡和利物浦等地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同边沁展开了辩论。他著有《为劳动辩护,驳斥资本的权利》、《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和讲演集《通俗政治经济学》。他在1823年参与创办伦敦技工学院,并创办《技工杂志》。霍奇斯金从批判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对早期工人运动很有 吸引力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工人是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但是,资本家为了攫取利润,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是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政府不 过是经济统治的一种工具。立法者是那些不劳动而又无法以什一税的方式掠 夺自然财富之辈。土地所有者通过地产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教会通过什一税, 而资本家则通过侵占劳动成果致富。霍奇斯金虽然指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但他反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认为夺取政权是有害的和多余的。


划时代的突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对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同时吸收了黑格尔的辨证法方法,也受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圣西门等人的影响。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目的是:“用辨证的方法,经过批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找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为现代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此,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埋头钻研经济材料达12年。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公平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得到的报酬要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其剩余价值被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获得,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生产产品的社会化矛盾必然会导致周期性地经济危机发生。他力图揭示资本积累的过程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商品的流通和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中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和分裂,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会分道扬镳,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价值的分配方式,使经济学的发展符合法律和道德观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应该按照客观规律去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应该了解这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行事。商品生产要进行社会化,要有意识地控制商品生产,以使其达到最大的利用度。


《资本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教条,《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帝国主义理论

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


帝国主义论有关现代 的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时代的学者愈来愈多。英国经济学家J.A.霍布森首先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批判。


他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历史特点:

(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

(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


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霍布森把帝国主义只看作是工业巨头力图用寻找国外市场和外国投资的办法来为自己剩余财富的洪流扩大河道的一种政策。他把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原因只归结于分配的不合理而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并寄希望于社会改良来治疗这一弊病。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R.希法亭在《金融资本》(1910)一书中指出,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最重要的现象,并作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他认为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片面夸大银行和流通的作用,忽视了生产集中造成垄断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抹煞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寄生性与腐朽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K.考茨基在《帝国主义》(1914)一书中把帝国主义定义为“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而采取的一种政策。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主义共同剥削世界”的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同它在经济上的垄断割裂开来,从而掩饰了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矛盾。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新发展,根据这一理论,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新结论,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了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一些重要论点已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削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新殖民主义与超级大国的争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了许多改良主义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它还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加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协调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50-6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垄断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基本矛盾仍存在。由于帝国主义具备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他们将不断的侵蚀社会主义政体,以达到巩固和继续强化帝国体系的目的,当社会主义阵营被私有制体系不断的侵蚀、腐化后,最终走向灭亡。唯一有竞争力的体系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是帝国主义的天敌,因为“按需所取”的社会优势将吸引帝国主义两极分化里的广大中下层人民,一旦“按需所取”的公有制社会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体系也将不攻而破的瓦解。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1883-1946)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


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 ,“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仅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短期经济学,而不是一种长期经济学。凯恩斯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注重刺激需求的政策,其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上,但从长期看,却是问题多多。不断刺激需求的政策,在长期内,必然导致信用的不断扩张和债务的不断积累,一旦信用和债务链条断裂,必然就会引发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并由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当前美国的债务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恶果。


其次,凯恩斯主义只看到了经济效率,而没有看到社会公平。政府扩张政策的实施,若同时加上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就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的拉大。但若在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强调分配的自由市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受益最多的往往是大企业和强势团体以及富裕阶层,而穷人往往是受益最少的群体,这种情况往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新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例证。新自由主义实质就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再加上自由主义的传统,也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美国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100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额——48.5%。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348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1928年以来的最大额——21.8%,比前一年增加了19.8%,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美国0.1%最富有的30万人口的收入相当于1.5亿低收入人口的全部收入,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另一半人口平均收入的440倍,这一贫富差距25年来翻了近一番。尽管2005年美国的总收入增加了近9%,但90%人口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172美元,即下降了0.6%。美国的吉尼系数由1970年的0.394增加到2005年的0.467(2004年为0.466)。财富分配不公,必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现代经济学


公司金融理论的腾飞


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到了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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