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任鸿隽：矢志之鸿，证道之隽

鸿，鸿鹄也。隽，俊杰也。以鸿隽为名，少年披细雨出蜀关，承家学渊源，试才于科举。

“金鳞本非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1908年，任鸿隽携满腔对知识的渴求赴日本留学。同样的华夏血脉融化了心上冰雪，1909年，经友人介绍，任鸿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三两志同道合之友并肩，并谈救国救世之道，这无疑点燃了任鸿隽心中的豪情烈火。他求知若渴地汲取革命知识，踊跃参加革命活动，新思想，新行为，已经从内到外地让这个稚嫩的青年脱胎换骨。

辛亥革命前夕，任鸿隽担任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等职，负责购买军火。这位怀揣救国救民矢志的青年行事异常沉稳，仅着一黑衣，一帽，与其本人一人，穿梭在黑暗的小巷里。年轻的面容上端的是一派淡然沉静，黑衣内却藏着滚烫的枪支弹药。这些军火就这样一程又一程秘密运回到国内革命党人手中。

与此同时，任鸿隽又想出了另一种“枪支弹药”——革命言论。黄花岗起义前，他将自己拟撰的革命文告油印成大量传单，并连夜刻制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大红印加盖在印好的传单上，在革命党人最活跃、最集中的长江沿线散发。

武昌起义前夕，任鸿隽将视线投向生养他的家乡，以笔做矛，以纸做刀，先后撰写了《川人哀告文》和《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以支持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言辞之慷慨激昂，如一块大石投入湖泊，溅起一片惊慌的水波。

做革命的参与者、组织者，无异于在危险的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便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但任鸿隽凛然不惧，正应了其名“鸿隽”。

1911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狠狠践踏了归国效力的任鸿隽一片赤诚。他愤而弃官，把自己重新放归于他同样深爱的学术上。科学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呵！没有尔虞我诈，只有迷人的数字与字母，真理和谬误。他沉醉于科学王国的美妙中了，但祖国的苦难仍时不时在他雀跃的探索之心上蒙上一层抹不掉的阴霾。

“科学”“救国”，那便用“科学救国”罢！1916年，他在《科学》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一文。这应是“科学精神”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得到系统论述，他并不止步于浅薄的荣誉，而是从此出发，在一系列著述中对“科学精神”做了体系性的论述。科学精神应具备的要素：一是崇实，一是贵确。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学问，无疑给后代科学家们以启迪。

于科学学术上，任鸿隽丝毫不减其于革命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决然果断。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救国梦，而是以科学证道，将救国巧妙地与他热爱的科学结合，梦想以弘扬科学来更新中国文化，匡扶民族危局。1918年，任鸿隽回国投身科研与教育。

“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取精用宏志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当时的四川大学，学校的经费和教学环境都得不到保障，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风气趋于“守旧”，抱着救国之志来当川大校长的任鸿隽目睹这一局面，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

他勉励学生，“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做一县或一乡的乡人。”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正如胡适在他辞职后说：“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此后川大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维斯文于一线，为国家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实得力于任鸿隽为学校树立的基本目标。

矢志之鸿，证道之隽。任鸿隽之名，正是其一生的写照。

心怀报国之冰雪肝胆，观照科学之崎岖正道，行教书之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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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吕敏晔

编辑 | 王慈骏 李芷琪

责编 | 马语涵 贺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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