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人口问题，专家怎么成了流氓

2012年5月30日，陕西省镇平县曾家镇，“计划外怀孕”的冯建梅被“镇上的人”盯上了。

6月2日早上，“镇上的人”将躲在亲戚家的冯建梅架上了救护车，并用她的外套蒙住了她的头。

下午，冯建梅被带到镇平县医院，被“打针”终止妊娠。她说她甚至感受到了婴儿在她腹中死前长达4个小时的挣扎。

冯建梅躺在医院病床上，与死婴合影的照片，当时引发了舆论的巨大关注，以至于惊动了国外媒体。

按照冯建梅家人的讲述，如果当初能够交3万元，这个孩子就有资格出生了。由于她逃跑了一次，价格被提到4万元，“一分也不能少”。

钱没凑够，又正赶上镇政府急于摘掉计划生育“黄牌”，冯建梅遭遇了强制引产。

事实上，冯建梅的遭遇并不是特例。在此之前的多年，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强制引产的孩子还有很多，具体多少，无法统计。

冯建梅的噩梦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少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已经逐渐感受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正在下降，一些人口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全面放开二胎。

官方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信息，计生话题，一直比较敏感。

2015年10月底，也就是冯建梅被强制引产41个月后，国家的政策突然变化，宣布全面放开二胎。

冯建梅在手机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如果早几年放开，那个孩子已经3岁了。

时间太奇妙。

转眼到了2017年。很多大城市开始抢人了，买房就落户，有本科学历就给户口。

有些地方发现自己没有抢人的条件，干脆鼓励当地“造人”。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冯建梅大概无论如何想不到，现在很多地方开始鼓励生育了。

因为，放开二胎快三年了，但是并没有多少育龄妇女愿意生二胎。

2018年，虽然有些地方还在征收三胎“社会抚养费”，但一些地方开始酝酿补贴生育二胎的政策了。

显然，以当下的养育成本及社会心态而言，鼓励生育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的。

于是，一些专家开始为“鼓励生育无效”开药方了——有的药方，通俗地讲就是不生二胎“罚款”。

2018年8月16日，有两个学者，联合署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

文中提出了一个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家庭生育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才能取出。

2018年8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说，必须鼓励生育，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同一天，学者易富贤建议，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

无一例外，上述专家学者都遭到了网民痛骂。

以前网上流传一句话：看到国家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现在可以补充一下，原来专家比国家流氓多了。

其实，无论是国家，还是专家，初衷都是好的。在人口这个问题上，“好心的专家”之所以被骂成流氓，是因为他们的开出的药方忽略了一个底线：我们出台一个政策，我们管理一个国家，根本的目的是保障人的权利。

保障人的什么权利呢？保障上天赋予人的权利不被侵犯。生存是一种权利，生育当然也是一种权利。权利之所以是权利，就是在于它神圣不可侵犯。

一个成年人想生孩子是权利，一个成年人不想生孩子也是权利。

觉得人口多了，便对想多生孩子人的处罚，觉得人口不够多了，对不想生孩子的人处罚，这首先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其次是骨子里把人当成了工具。

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就在于，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身体和资源，而奴隶呢，虽然也是人，却是别人的工具，任由主人支配。那些把人当成工具的想法，类似于把人当成了奴隶。

反映清末维新变法失败的电影《谭嗣同》里有两句台词——谭嗣同被杀前，他的夫人说，“我们还没有孩子”，谭嗣同说，“这样的国家，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台词的逻辑就是，既然人是被奴役的，既然人的权利是不被保障的，所以，孩子不生也罢。

这样的电影台词，谭嗣同是否真的说过，我们无法知道，放在电影里，其实就是“革命教育”——满清奴役人民，所以我们才革它的命，建设一个把人当人，一个保障天赋人权的新社会。

上天说，人人生而自由，但现实又说，人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美好的社会，或者说一个不太坏的社会，是应该尽量减少枷锁，释放自由。但这样的社会建设起来确实不容易，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一代一代人发挥聪明才智，去解决这些问题。

各行各业的专家，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精英。前文提到的专家学者，我相信他们也是精英，相信他们这两天发表的观点，也是为了把社会建设得更美好。可是一不小心，他们忘了“初心”，美好的社会应该把人当人，让人有尊严，而不是把人物化、工具化，他们忘了这些，因而成了普通大众眼里的流氓。

这就尴尬了。尴尬之余，我想解释一下专家型的流氓是怎么产生的——专家，主要社科型的专家，他们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陷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他们出的主意想的办法，基于自己设计的一个模型。不小心，就忽略了最基本的底线。

比如，一个著名教授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他的论证模型是什么呢，是中国的钢产量，因为他念念不忘很多年前领袖对中国钢铁产量太少耿耿于怀。于是，由于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他就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世界第一了。我查了一下，他们家确实对钢铁情有独钟，他们家兄弟几个的名字分别叫鞍钢、包钢、本钢、红钢。

这就闹了笑话，你到社会上随便问一个人，他都不会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这就很奇怪，一个教授，一个专家，反而失去了常识。我想，他大概是陷入到自己设置的一个井里了。他太“专”了，当然，也有人理解为太“坏”了。

回到前面人口专家的最新建言，从公民工资里扣生育基金，不生二胎就到退休的时候再把钱退给公民，向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等等，这也是失去了常识，也是太“专”了。当然，剥夺人的自由、扣人的钱，被人骂“太坏了”，也是活该。

公民照常纳税，照常交社保，凭什么就要因为生育的问题扣工资呢？工资是别人的合法财产，你不经允许就扣，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呢？一对夫妻选择丁克，那也是他们的自由啊，是天赋的人权啊。再说，他们老的时候“被社会抚养”么？即便“被社会抚养”那也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纳过税交过社保啊。

思来想去，我倒不觉得专家是流氓，而是觉得他们的脑子在某些时候短路了或某些地方生锈了。这些人跟那个数年前被强制引产的冯建梅女士，完全不在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