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传销新“圣地”宁夏贺兰县

图中这棵枯死了的樟树，被传销组织视为圣树，寓意一个人带两个人的行业死规矩。 （习宜豪/图）

非法组织“新贺兰人第一党支部”成员合影。 （习宜豪/图）

编者按:在北海、南宁、来宾等传销据点被清理之后，传销者北移至贺兰，将此地发展为培训全国传销骨干的基地。

传销头目鼓吹仇富，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惩戒屏蔽杂音，来维持谎言。

“咱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管我们穷人的死活。穷人们就应该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变成富人跻身中产阶级。这是国家给我们这个体系的任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中央汲取了苏联灭亡的教训，让体系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对抗侵略。”“我们是得到政府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爱国者。”

“体系”

连国家宣布“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消息，都被传销者拿来做他们所需要的解读。

蔡志远再次从电视里接收到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这一次的要求是“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播放这则新闻时，蔡志远正在做饭，他连忙打电话通知自己在行业里的朋友，“这真是一个能让整个行业沸腾的好消息。这是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给我们组织下达的任务。”

蔡志远是贺兰传销组织的理论研究人员。十八大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电视机上，看到重要信息时他都会记下笔记反复研读，眉头紧锁。“体系”给他的任务，便是接收、分析中央的最新指示。

贺兰县城这套两居室里，只有寥寥的几件家具。现在，蔡志远只是租住在这里，他是河南南阳人。为了接待客人，他购置了一套一万多元的沙发，鹤立鸡群般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兰草。30岁的主人站在沙发旁边，精干自信，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贺兰建设中的青黑楼宇框架。

10个月前，蔡志远经过朋友介绍加盟“体系”，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介绍人出生地划分原则，蔡志远的体系被称为“南阳体系”，是贺兰县最早也是比较庞大的体系之一，另外还有“郑州体系”、“周口体系”、“江浙体系”等旁系。“体系”内的长老告诉他，贺兰县资本运作行业创始人就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张长慈，作为老乡的蔡志远算是“系出名门”，具有正宗血统。

从长老开始往上，便是体系最核心的人力架构。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蔡志远这样的骨干，也很难见到。

拥有了“贵族”身份，但蔡志远彼时仍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初级业务员，处在“体系”的最底端。在“体系”光荣历史的感召下，蔡志远埋头苦干迅速拉来了大量“下线”，他的团队突破了200人。这些人和蔡志远一样成为了“体系”的一分子，他们自称是来宁夏贺兰县搞西部大开发投资扶贫工程的“新贺兰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蔡志远所在的贺兰传销，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近年来已渐式微、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为最大特点，没有实物，常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西部扶贫”缺少资金的幌子，不断发展下线集资。

如此迅速地成长，蔡志远成为“体系”里的榜样人物。作为曾经的生意人，他活络的头脑和良好口才在此受到看重。“体系”内碰到难搞定的“新人”都会想到请蔡志远，他讲的“国家形势”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极受称道。在这背后，蔡志远花了大量的时间看电视新闻，上网阅读政策资料。

一次，一个新人听过他“从苏联解体讲到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形势”后，兴奋地夸赞蔡志远是他在“体系”里见过最好的讲师。蔡志远当时就恼了，像是受到了羞辱，“我是传道授业，向你传递一个机遇，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怎会是传销讲师呢？”

培植欲望

挣钱者在这里受到无上的追捧，失利者则遭到鄙弃，所有的财富梦想，都有种叫做欲望的燃料。

朋友带来一个名叫小兰的新人，想请蔡志远讲讲课，女孩是个高中生。虽然不太情愿，但作为行业内的口碑人物，他还是应了下来。小兰出生于1993年，家在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辍学后去深圳打工，刚被同学邀至贺兰。

蔡志远明白要说服这个贫穷的辍学生，就要给她“梦想”。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抵制欲望的诱惑。当然，首先得辅以温情。

在这之前，体系已经带着这个女孩子游览了体系“圣物”林立的贺兰县城，向她介绍这边的“开发热潮”，圣地欣兰广场也已朝拜过。整个过程，“体系”的志愿者请吃饭、付车费。小兰的家人重男轻女，从小她就只能看着弟弟好吃好喝，而自己则要家务全包，爸妈动辄拳脚相加。在这里，她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蔡志远跟小兰介绍说，只要她投入3800元钱就可获得“体系”的注册资格，之后可再介绍两人加入。之后，按照几何级数倍增的发展方式，她的下线会越来越多。而按照自己名下份数不同，级别也从低到高分为5个级别，从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到“上平台”成为高级业务员，而在平台上再上三级，她就可以孵化出局，拿到380万的现金。

孵化的过程中，参与者也是有收益的。达到一个级别后，小兰可每月按照“五级三阶制”的分配法则，领取自己的工资，每个级别上的人每直接发展一个份额，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提成，而老总的提成最多达到52%。

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小兰在她面前有些羞涩，蔡志远知道她将信将疑，这有点像之前的自己。一年前，蔡志远刚来贺兰时曾有个姑娘向他画图演示“投资3800元钱如何变成380万元”的过程。“要交3万多块钱，还要拉两个人入伙不是传销才怪。”生意场上混的蔡志远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听了不到一半，他忍不住“一拍桌子”，把那小姑娘吓跑了。这天半夜，蔡志远趁人不注意拿着厨房的菜刀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跑回了家。从此和邀约的朋友绝交。

但2011年春节的一餐饭，却勾起了他心底的欲望。一位外号“铁公鸡”的朋友，平时连一只烟都不舍得散的家伙竟然大手一挥，把账结了。“他脖子上还戴着很粗的金项链，手上也有金戒指，几乎都晃得人睁不开眼”。蔡远志心中震动，和这位“暴发户”聊天，他得知此人在贺兰县赚了钱。

之后，蔡志远转让了自己生意火红的餐馆，单枪匹马地返回了他曾经逃离的地方。在“体系”里，他见到了更多戴着金项链和金戒指的人，他心里的火苗被迅速煽动起来。这是“体系”发给成功者的奖赏，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后来人。“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之后，蔡志远经常用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反问那些已经和他一样激动的新人们。“坐飞机到香港喝茅台，吃国宴，抽中华，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

仇富脐带

欣兰广场的一个洋娃娃雕塑，据说象征西方的经济侵略，传销者都会对这尊石雕上踹几脚，以表示“体系”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决心。

在小兰动心之后，蔡志远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体系”的合法性上了。这是他的强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西部地缘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体系使命”。这一阶段，他要让新人相信“体系”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

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苏联解体，是蔡志远不断提及的案例。在他的阐释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中央汲取了苏联灭亡的教训，让“体系”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对抗侵略。

这一套话语是小兰所熟悉的，她从教材和新闻媒体上获得的一知半解的“国际形势”，与蔡志远的说辞形成共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蔡志远又拿出一摞标记为“绝密”的红头文件来讲解，这些真假难辨的文件，内容都是在讲述“连锁经营企业收税”、“支援西部开发”等内容，实则都是为了表明“体系是政府允许的”。当然，这些落款错误百出、错别字到处都是的“红头文件”都是“体系上面”发给蔡志远的。

作为“体系”的理论研究兼宣传工作者，蔡志远打心眼里相信自己的论述。他握着这些“文件”时，有一种神圣感，他联系自己平时所看的新闻时事，将这些东西讲得浅显易懂又有生趣，小兰已经有些信任了。

贺兰县城的欣兰广场，是每个加入“体系”的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这里的确已经是“体系”按照他们的谎言重建过的圣地。蔡志远告诉小兰，广场的一切都源自“体系”的安排，东侧数木茂盛，西侧很稀疏，寓意为东部人多，西部人少资源匮乏，必须让东边的人来支持西部；广场上的电视是600块，象征着600份就可以上平台；广场的东侧的钟楼写了一个数字“19”，这暗示“高级业务员”拿完19份才能出局。

“我们是得到政府是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爱国者。”蔡志远告诉小兰，之前香港某卫视曾抒情地报道，在祖国的大陆上，正发生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打造百万富翁的摇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他们在媒体的掩护下，忍辱负重，积极运作，默默构筑着祖国的经济长城。“这就是指的我们，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啊。”

蔡志远告诉小兰，“出局”后体系会给她颁发“西部大开发建设功臣”的证书，还将分给380万资金。这些钱用于消费、捐赠、投资，也就是给国家帮了忙。“但在这之前必然会经历磨难，需要忍辱负重。”对于欣兰广场的一切，“体系”都规定不允许破坏，惟独广场西缘“洋娃娃”和一个没头没尾的兔子石雕例外。

“兔子象征着胆小鬼，没头没脑的人是干不成行业的，洋娃娃则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侵略，你看这个小孩长得就像外国娃娃嘛。”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在这两尊石雕上踹几脚，以表示“体系”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决心。

仇恨的意识最终落脚到推动着新人加入“体系”的目的。“咱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管我们穷人的死活，他们经常一顿饭就吃掉我们一年收入。”蔡志远告诉小兰，穷人们就应该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变成富人跻身中产阶级，“你可知道中产阶级数量大了，国家才稳定？”

如今，两尊石雕周围的草都已被踩死，露出板结的土质。为表姿态决心，蔡志远踢了石雕一脚。

“家法”恐怖

体系时刻在看着你。“每位业务员要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

蔡志远说，“体系”的魅力除了能够让自己增长财富，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为人处事树立了准则，让自己养成了良好的人生习惯。

夏天炎热时，蔡志远曾和体系内的两个老乡在房中喝着啤酒玩斗地主。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就打开了房门，结果是“体系”派人来查房。蔡志远当场就被罚了600元，理由是他违背了三条规定：打牌、喝酒、事先没有接到电话就将房门打开，每条200元。“唉呀，还真有国家管着我们呢。”虽然被罚，但是蔡志远心里更踏实了些。

导致蔡志远被罚钱的规定就是“生活管理二十条”，是“体系”制定出来用以约束成员言行的纲领性文件。“每位业务员要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生活管理二十条”的第一条就强调业务员有“觉悟”。其他的内容还包括：有礼仪礼节，不拿当地群众一针一线，作息饮食规范，行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等等。

这份规定完全按照官方文件的模式行文，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的生存，达成“体系”内部“平等、团结、自律、稳定”的生态。对于胆敢违反的人，体系会毫不犹豫地清理门户。2011年夏天，太阳城小区的几个周口人醉酒与保安打架，就在“整风运动”中被劝退。按照“生活管理二十条”第十条规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行业发展的话不说；不利于行业发展的事不做“。对经常违反行业制度或妨碍行业发展的，经教育不改者，逐步断绝其业务往来，劝其回家。

相对于对“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私德的管理，“体系”对于危及体系生存的“杂音”的管理更为严格。

河南的刘生财是2011年6月被亲哥哥带来小城的。他将自己全部身家七十余万元投入到了“行业”，摇身一变成为“高级业务员”，住在太阳城小区里面的高档套房里。然而好景不长，他的下面进不来人，“发展不起来了”。钱没赚到，他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穷困潦倒的他，与家人搬到离县城较远的农村的一套房，这里一年只要三千元租金。

刘生财买来一辆东方红牌三轮摩托车，起早贪黑拉着橘子卖，一天挣一百来块钱。小城下雪了，还穿着迷彩单衣。但曾为“高级业务员”的落魄，显然于“体系”的形象不利。体系的警告随之而来，他发现周围的摊贩虽是同乡却各怀心事，多是传销组织的耳目。他已经被体系依照“家法”多次惩治、罚款、暴打，甚至被捅过一刀。

“在欣兰广场时，讲师就告诉我们那里安装电子眼的寓意，就是告诉我们要守规矩，因为上面时刻有人看着你。”这一警告带来的恐惧令刘生财憋屈到了极致。

“组织”与“支部”

“成立支部主要是加强对组织的管理。支部的职能是负责宣传政策，监督组织内成员的自我管理。”

作为一个布道者，蔡志远最先“放倒”的人是他自己。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在这里他除了关注财富之外，也实现着自己。蔡志远幻想成为“上流”，与达官贵人觥筹交错，而“体系”实现了他的愿望。

“南阳工商系统的一位局长”、“漯河民政系统的一位局长”、“大学教授”，紧接着他老家的名人“黄牛专家李复兴”也来了，蔡志远的客厅变成了“体系”内上流人士的沙龙。 “人家的脸可比我这金贵，拿着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我们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他。”“黄牛专家”的到来对他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蔡志远再接再厉拉来了弟弟和姐姐。姐姐原来极力反对他加入“体系”，曾带着公安局副局长到贺兰解救他，蔡志远将姐姐当成一个“目标”，通过不懈的劝说和引诱，他成功地攻克了这道难题。

11月15日，蔡志远带新人到贺兰县欣兰广场“考察”时，遇到一位郑州市的中年男子。“工资低，没有活力，升迁无望，整天受领导排挤。”男子自称在公路局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贺兰。对于如何攻破这类人的心理防线，蔡志远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对方要是公务员，就找一个比他级别高的人来说服；对方若是个农民，没有自信，就找一些不如他、比他惨的成功典型来劝服，让他相信自己也可以成功。

这些“体系”内的头面人物，蔡志远是通过一个名为“新贺兰人第一支部”来结识的。“支部”内有“濮阳邢姓派出所所长”、“平顶山的马书记”、“濮阳工商局局长”，他们都是“国家干部”，也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邢所长”告诉蔡志远，“组织”是2012年8月28日在贺兰县检察院大楼二楼会议室里成立的，贺兰县政法委的领导命名为“新贺兰人第一支部”。

“支部管理着整个组织，以后会成立第二、第三、第四的支部。”“邢所长”眉飞色舞跟蔡志远说道，现在贺兰县仅河南的成员就有1万多人，“支部”就是从这庞大的基数中选出的两百多人，之后大家又经选举产生了数位“支部委员”，他是其中之一。“成立支部主要是加强对组织的管理。支部的职能是负责宣传政策，监督组织内成员的自我管理。”这个新生的“支部”还宣称进行过数次政府文件的学习讨论，并举行了系列献礼活动。

蔡志远一直想加入这个支部，但“新贺兰人第一支部”一直拒绝吸纳他这个积极分子。但不重要，支部给他提供信仰、信念，以及劝说新人加入体系的证据。还有什么，比支部和组织更能说明“国家支持我们呢？”

“8月28日，我们确实召集了一批贺兰县流动人口开过会。”就传销组织内存在“支部”的疑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贺兰县政法委副秘书长尤进忠，他负责全县的流动人口管理及打击传销工作。

2012年8月份，在县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内，尤进忠将29名参与传销的核心成员召集起来，“聚在一起，就是将县法院9名河南人组织传销罪的一审判决书资料给他们看，让他们学习，回去向亲友解释传销的危害。”尤进忠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从社会治安方面考虑的，之后也并无其他活动。

常年领导县里的打击传销工作，尤进忠希望这些核心成员能够“发扬觉悟”战胜传销的诱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之后，有着“贺兰县流动人口‘新贺兰人’第一支部支部成员合影留念”字样的照片开始在传销组织内传播。尤进忠确认了这张照片的确实拍摄于8月28日的会议现场，并在照片中认出了“邢所长”，他没有否认此人的公职身份。尤进忠说，照片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上面的字样和蓝色背景是自行加上去的。

尤进忠的忧虑自然传递不到蔡志远这里，照片在“体系”引起了轰动，“邢所长”成为了“体系”的英雄。与此同时，长老们通知蔡志远，他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晋升“高级业务员”，届时“体系”将为他举行隆重的仪式，为他戴上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戒指。蔡志远和同事们在震撼和惊喜中，再度感到“国家是支持我们的”。他将“支部”的照片放在电脑的桌面，看了又看，这令他倍感安心。

他崇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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