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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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影，三倍人生 」
文 | 郭念 · 主播 | 宸垚 · 编辑 | 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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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帧半》—为你解读电影《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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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是慰安妇，而是二战时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
“慰安妇”一词来源于日语，原意是随行慰劳军人的妇女。
这个词字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但据中韩历史学者考证，其主要征用途径，是诱骗和强迫。
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所著的《慰安妇》记载，被抓来充当“慰安妇”的少女饱受凌辱，有的甚至每天要遭受几十人轮奸，数以万计的女性就这样被凌虐致死。
从1995年开始，万爱花、赵润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先后就日军五十年前实施的性暴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此进行谢罪和赔偿。
而日本历届政府，始终在否认、歪曲这段历史。
就在2016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现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杉山晋辅有发言：“‘慰安妇’问题上所谓的强征的证据，根本不存在。”
也是在去年，上海一座名为“海乃家”的慰安所旧址面临拆迁。1939年正式开张的“海乃家”，经营直至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
当年经营者坂下熊藏之子坂下元司，曾在沪协助父亲经营“海乃家”，目睹“慰安妇”之惨状，事后备受良心谴责。
他曾写下《日本海军慰安所的故事》一书，详细记载了当年“海乃家”的建立和经营情况。1991年10月坂下元司重返上海，他回忆说：“‘海乃家’那幢房的房间，与慰安所时代几乎没有变化。”
可见，“海乃家”是“慰安妇”问题证据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却有不少中国人不愿认可它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正是“海乃家”曾经的身世，让人们质疑它保留的必要。附近的居民认为拆掉是“大快人心”，慰安所是“妓院”“我们国家的耻辱”，慰安妇就是“妓女”“不是正能量的”“不是很光彩的”。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考证，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在上海，已被确认的日军慰安所遗址共有166处，遗憾的是大部分房子已经被拆，目前仅保留着30多处。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在战争期间遭到日军性奴役的受害者，推测有20万以上。但是这些年来，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原来是慰安所旧址，由于市政建设需要、地产开发而被拆毁的。
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不仅关乎着历史和现在，也关乎着孩子和未来。
将“慰安所”称为妓院，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它使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
2012年，青年导演郭柯偶然在微博里看到了一篇“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的故事。郭柯被故事触动，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了苏智良教授。在他的帮助下，郭柯找到了住在广西农村的韦绍兰。
郭柯希望将这位老人身上强大的精神力量带给观众，同时也让这段历史故事世代保留，于是他拍摄了纪录片《三十二》。
之所以取这个片名，是由于当时全国仅剩32位“慰安妇”幸存者。但三十二并不是受害幸存者的全部数量，只是当时尚在世的，且经过苏智良教授等研究者调查确认的老人们。
“慰安妇”受害者即使幸存，也通常选择保持沉默，甚至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逼迫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不仅是内心的屈辱。
否则，就只能背负周围人的歧视与孤立，继续走下去。
韦绍兰在24岁那年，被拖上了日军的军车，“白天晚上都去你的房间强奸你”。女儿夭折了，她怀上日本人的孩子。三个多月后，韦绍兰趁机逃了出来，两天两夜总算回了家。
一进屋，丈夫讲：“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说到这里，九十多岁的韦绍兰泣不成声。
日军投降后，韦绍兰的儿子罗善学出生。韦绍兰夫妻很疼罗善学，“一天三四两米过日子”，都用来煮粥给孩子吃，“我们两个老的就吃杂粮吃野东西过生活”；“就是有一回，拉屎邋遢了，就打了他两下屁股”，“就打了一回”。
然而罗善学却恨母亲，“讲了六个妹仔，都不成事。为什么呢，总是，个个妹仔都是讲，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这个名誉好听吗？”“现在如今小孩子，一看见我，就喊日本人！日本人！”
因为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罗善学被村里人戳了一辈子脊梁骨。
片子里有段交叉剪辑很有意思，罗善学说等到老无所依的时候，就打算吃农药，“死掉就完啦”。另一个镜头，韦绍兰却微笑：“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儿子说起“日本人”还咬牙切齿，母亲却感谢来照顾她的人们，“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三十二》的最后，老人唱起了《九重山》：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没愁穷……
这首民谣，也是电影《二十二》的片尾曲。
在拍完记录韦绍兰大娘母子生存状态的《三十二》后，郭柯决定把其他“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也记录下来。
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早在15年末就拿到了公映许可，经历了宣发资金短缺的电影《二十二》终于全国公映。
截至电影上映，“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人数，只剩下了八人。
《三十二》讲的是“生”，它是还活在世上的“慰安妇”受害者的一角缩影。如《九重山》的歌词：“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二十二》则是“死”，始于追悼会，终于葬礼。它是《三十二》片尾，飞速缩减流逝的倒数的具象。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甚至不是将她们作为“证据”，而是她们理应生活得更好一些，她们被亏欠太多。
可贵的是，两部电影都保持了温柔和平静。郭柯想做的是“温柔地记录和陪伴”，“拍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这是《二十二》的底线。在老人和慰安妇这两个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慰安妇，而是去拍老人。”
郭柯相信“大悲无泪”，他并不试图在电影里提供史料价值，于是他摒弃了电影的“节奏”和“冲突”，尝试记录老人们琐碎甚至有点无聊的日常。
“拍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为了去撕开老人们的伤口，只是为了记录，不忘记。尊重不是将老人当作受害者，而是当成身边可以亲近的家人。”
他在知乎上评价自己的《二十二》：“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抱着去电影院嚎啕大哭想法的观众可能会失望，《二十二》的情感表达比《三十二》更加克制，没有刻意的配乐和引导，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故事，没有过多技巧的修饰，松散的结构也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
换言之，《二十二》并不煽情。
有趣的是，同期热映的商业动作片《战狼2》是与之相反的情绪，“燃”。《二十二》不希望以“哭”为目的，去揭开老人们的伤疤。郭柯想要的是，“最终每个人在这个片子里看到的是自己”。
“慰安妇”受害者的人数，在未来几年必然会变为“0”。郭柯说：“那时我会给广电总局打电话，把现在片尾加上白框的老人的名字全部恢复成不加框的样子。”
《二十二》更像是一场告别仪式，接受平静和无聊，深情凝视老人们的离开。
电影里，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噙着泪说：“她们心里的伤口是很大很深的，但是她们依然会对人很好，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其他人。”
她给王玉开老人看了日本军官老了的照片，本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竟然笑着说：“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
片尾也展示了陈林桃老人的一句话：“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妄加揣测她们到底还恨不恨日本人是无意义的，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她们经历了几十年后，内心的价值判断：肉体受过的痛苦，比起生离死别和真情实意，实在微不足道。
有人说他不懂韦绍兰的乐观，照他的理解，韦绍兰年轻时遭如此凌虐，到老又家徒四壁，穷困度日，这么看来，她不应该笑得出来，不应该还有着“不知何处而来的幸福感”，她不应该“擅自跟世界和解”。
电影里有老人们流泪的画面，但更多是在笑。能想到余华先生的《活着》，这离奇又平凡的人生，有悲苦和无常，也有熹微和光明。在别人眼里，也许她们的生命注满悲惨和苦难的标签，但这只是旁观者的角度。人生好与坏，都是经受的过程。
郭柯不是没有能力让观众们义愤填膺，他可以将那些鲜血淋漓的不堪一并展示出来，轻易便能触动观众们的神经。
但是他没有，他保持了应有的操守和良心，仍用莫大的敬畏和温柔，尽量不去揭开老人们的伤疤，用冷静的目光审视这个民族刻意遗忘的记忆。
因为《二十二》的目的，不是为了煽动国恨家仇，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王玉开阿婆去世那天，恰好《二十二》摄制组刚赶到海南，他们拍下了日本姑娘米田麻衣“哭得很惨的样子”。米田麻衣用相机记录了王玉开阿婆的日常生活，她将拍摄的素材制作了短片《阿婆的四季》。
2015年，这部短片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映，有日本的年轻人看过后，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知道这些受害妇女的存在，日本政府应该道歉赔偿。”
与叫嚣“杀光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相比，正视历史并思考现实，尽最大努力关爱尊重真正需要保护的人群，不助力民族仇恨的滋长，为不容遗忘的历史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苏智良教授说：“建筑可能会消失，记忆应该得以保留。”慰安所和慰安妇都将逝去，然而历史理应被铭记。
就让她们忘记伤痛，平静地生活——太沉重的国家历史，应该由我们替她们背负。
不为仇恨的过去，而为人类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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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垚，郑州人士，旅居上海，工科出身，文艺外饰。愿我的声音和你的耳朵有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新浪微博：宸封垚远_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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