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们在一起，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长街十里万人哭，碧血一生千古钦。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五十多年革命生涯，二十六年总理任期，他是人民的总理，是祖国的儿子。
这个英俊潇洒、位高权重的男人，一辈子忠于自己的婚姻，对结发妻子邓颖超不弃不离，共度一生。
四十二年后，他们的爱情故事，仍然感动着你我。
千秋万载，四海八荒，就只一个小超
“他长得真漂亮。”这是邓颖超初见周恩来时，心底的话。
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周恩来留日归来，在天津学生界颇有名气。
鸭舌帽、西服、白皮鞋，器宇轩昂，是“民国四美男”之一。
邓颖超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第一次见面，正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邓颖超站在台上，谈青年的命运，谈家国，谈理想，经天纬地，慷慨激昂。
多年后，邓颖超回忆初次见面：“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他生得那样漂亮，我又不大好看，没往那方面想。”
她不知道，她的才华、英姿飒爽，和满腔热情，也已在台下的周恩来心里，投下一圈涟漪。
后来，因为话剧，他们又见过几次。
因为邓颖超在女子学校，没有男生，她就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度。
周恩来指导她们演话剧，面对年长6岁有余的他，邓颖超一直相信，他只将自己视作小妹。
那年，她15岁。
一年后，周恩来前往巴黎，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做了教员。
两人鸿雁往来，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通过250多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一场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
邓颖超说：“我知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长得比我漂亮。所以我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直到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
背面，是周恩来刚俊挺健的笔迹：“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直到那刻，邓颖超才读懂周恩来的深情。
女子从容淡然，不自作多情，被人爱慕而不自知，想来必是一种入骨的优雅。
后来，侄女问及这段往事，周恩来坦言：“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邓颖超喜欢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喜欢她的名言：“要有耐心和勇气，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在周恩来眼里，和他一起坚持革命的“小超”，拥有更加广阔的精神世界，心系家国，天下己任，像男性一样英勇，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外在的容颜会凋零，财富会消散，而内在的精神家园却是无限的，抵得过山河变迁，沧海桑田。
最好的爱情，就是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惜的人，一个望得穿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便不会担心，在汹涌人潮中，彼此走散。
战火硝烟的年头，我只想牵着你的手
1925年，两人在广东结婚。
那时，周恩来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战友们得知婚讯后，让他们摆酒请客，邓颖超和周恩来就摆了两桌，陈赓、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李富春与蔡畅等，纷纷前来道喜。
席间，张治中让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
邓颖超毫不怯场，“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让我站在板凳上讲。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来。可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
看到这段话，觉得她真是可爱的女孩。
有过人的气魄，又有种天真的娇憨，不忸怩，不做作，不矫情，谁会不喜欢这样的邓颖超呢？
因为深爱，所以坦荡。
周恩来亦如此。
两人只要在一起，无论是否在公众场合，定是手牵手的模样。
无需假装，他们自然而然地牵手，拥抱，甚至亲吻，在那个还未完全开放的社会，简直惊世骇俗。
直到如今，我们依然能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两人执手的恩爱照片，甚至还有一张，是周恩来上飞机前，亲吻邓颖超额头的相片。
据秘书赵炜回忆，那是一次会议结束，周总理要飞往别处。
临别时，他十分自然地当众亲吻邓颖超的额头，叮嘱她注意身体，记得写信。
战火纷飞的年头，我只想牵你的手。
邓颖超去信，提醒他注意身体，周恩来回信：“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夫人打趣：“总理日理万机，怕是无暇念我罢。”
周恩来道：“闲人怎知，忙人有多想闲人。”
他还说：“西花厅的海棠花开了，可是无人相陪看。”
言语间情意款款，令人动容。
在外，是顶天立地、刚正不阿的总理，归家，是直言需要被妻子疼爱、陪伴的丈夫。
在她身旁，他可以卸下全部的重担展颜，有彼此相伴的岁月里，每个清晨都柔软。
最好的爱情，大约就是告诉全世界，我爱你。
始终相信，爱是坦荡，不是遮掩。
爱一个人，心里便会散落无数藏都藏不住的小星星，就算闭了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作为总理，周恩来从来不曾遮掩自己对夫人的爱，给予邓颖超最好的专注、忠诚、长情。
共历患难，坐拥黄昏
如果说，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深情伉俪的婚姻中，存有任何缺憾和曲折，大约便是孩子。
某次闲聊时，邓颖超曾向生活秘书赵炜，谈及这个话题。
一生没有子嗣，是周邓夫妇一生的遗憾与沉重。
婚后，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时，一心扑在事业上，只想为革命贡献青春。
那一代人，都怀着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情怀，可以为理想放弃一切，更不必说是邓颖超这样的革命女性。
于是，她买了些中药，喝下去，想把孩子偷偷打掉。
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
周恩来得知后，因妻子不爱惜身体，发了很大的火。
“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邓颖超告诉赵炜：“我第一次看到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来，我那时的确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再次怀孕。
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不能陪产，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
然而，胎儿过大，邓颖超难产，坚持了三天三夜，仍生不下来。
三天是女性生产的忍耐极限，超过三天还生不下来，对人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折磨。
在她濒临崩溃的边缘，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
可是，因为医疗技术尚不发达，婴儿头颅受了伤，出生便夭折。
恰逢当时的政治环境突然发生逆转，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
邓颖超在母亲的陪同下，被迫离开广州。
由于难产后，得不到休息，身体损伤很大。
此后，她再也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他们收养、照顾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对中国人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见过太多因为无子而破裂的婚姻，可周恩来却从未因妻子没能为自己生一个孩子，而嫌恶她、离开她，反而经常劝慰求子心切的邓颖超：“我们两个已经足够幸福。”
他深知妻子因不能生育，而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他懂她的好，也懂她的难，却只想用爱与温柔，融化她心里过不去的坚冰。
最好的爱情，不只是万事遂意时的有福同享，更是在艰难时辰里的有难同当。
有人信，有人陪，有人懂，有人等。
正因两人相互扶持，走过最艰难的日月，感情才得以沉淀升华，像陈酿，愈久愈香。
共历患难，坐拥黄昏。
“一定照顾好大姐”
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危，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视。
两人泪眼婆娑，走入病房。
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
“总理，我手凉，不要握了吧？”赵炜说。
“要握。”总理坚持。
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声说：“一定照顾好大姐。”
来年1月，周恩来已行至弥留。
那天清晨，邓颖超正在刷牙，赵炜收到医院值班打来的电话，语气急促：“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她故意平复了语气，带邓颖超赶往医院。
赵炜一路紧紧扶着邓颖超，生怕她摔倒。
其实那时，邓颖超已经生出不详的预感，相守多年，心里是有感应的。
推开病房的门，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周恩来身边抹眼泪。
来迟了！
他们一世相爱，相谅，相伴，竟没见到丈夫最后一面。
痛彻心扉的悲伤袭来，邓颖超扑倒在周恩来身上，撕心裂肺地喊：“恩来！恩来！”
9点57分，监视器上出现一条直线，总理走了。
邓颖超双手颤抖，最后一次抚摸周恩来的脸颊，轻吻他的额头，说：“恩来，你走了……”
肝肠寸断。
“你走了，家就没有了。”
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日子里，邓颖超一次次地，对赵炜讲起她与周恩来相遇相知的点点滴滴。
她写《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12年过去，本是短暂；但是，偶尔我会感到，是那样那样的漫长。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心里，跟你一起走了。
曾记否？你在明信片上写，“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
这些书信，可说是情书，也可说不是情书，我们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
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从前日色慢，爱情也纯粹，一生只够爱一人。
认定了，就不会改变。
此心不易。
时至今日，总理辞世41年，我们依然怀念，怀念那个对家国担当赤诚，对妻子深情不渝的男子。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就算时间从头再来许多次，就算青丝变作白发，沧海化了桑田。
那个初夏，我依然会对你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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