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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生在一个非男即女的世界?

北同文化 2019-08-16


“为什么我们生在一个非男即女的世界?”美国作家凯特·伯恩斯坦在《性别是条毛毛虫》中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医生总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父母,“是个女孩儿!”,或者“是个男孩儿!”。但实际上,这个和我们一起“出生”的性别,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准确的。


“性器官不能决定我的性别”


“我是被命运囚禁在女性身体的男性灵魂,我是男人,我拥有男性的灵魂,不应该接受这女性的身体。我不是神经病,只是命运不好,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统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跨性别者李翔的自我对白。


李翔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强烈的性别意识,他觉得自己是个男生,却偏偏拥有一副女性的身体。他从小就不喜欢穿女装特别是裙子,却喜欢男孩子的玩具,也喜欢男孩子一起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翔的外在性征开始发育,看着自己日益鼓起的胸部,他觉得自己如同下了地狱一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做变性手术。


为了掩盖自己的外在性征,李翔一直以来都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住男生寝室,穿男生的衣服,和男生称兄道弟。他的家人和朋友基本都知道是一个跨性别者,也支持他勇敢做自己,从这一层面来说,他是幸运的。


李翔向我们坦言:“只要我意识还在,我就每分每秒都想手术切除女性器官,我宁愿失去四肢,失去视力失去听力也不想失去男性器官。”或许这种激烈的言辞会让人感觉非常不适,但这就是一个生理为女性,心理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对于想改变自身性别的强烈渴望。


很多人不理解这种认知,有的甚至觉得“这人有神经病吧”。对于跨性别和性取向以及神经之间的关系问题,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学术界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做出解释:它与性取向以及神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跨性别通常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这是一种精神医学上的分类定义,医学界也经常使用性别焦虑、性别认同障碍或性别认知障碍来解释跨性别者。


北京性少数机构跨性别小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目前一些与跨性别者有关的论坛规模来看,这一人群的比例不会低于万分之几,而国外的统计资料有关这一人群的比例,则从十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都有。据美国国家跨性别平等中心估计,美国跨性别者的人数在75万~300万之间,占人口总数不到1%的比例。


印度跨性别者身份合法化的报道中显示,印度跨性别者的人数有300多万。虽然目前国内没有关于跨性别者人数比例的准确统计数据,但据香港大学专门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萨姆·温特估算,在香港,每300个人里有一个跨性别者。在我国,跨性别者不是个体般的存在,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为什么会产生跨性别者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人类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领域的探索来究其原因。在生物学界的人士看来,除了胚胎期性染色体分化对脑部的发育影响和性激素分泌水平的影响因素外,他们通常认为跨性别者的存在与后天的成长环境同样密不可分。


期盼假设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后天环境影响的推理。比如有的父母生了个男孩,却偏偏想要女孩,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扮、教育孩子,致使孩子的性别认识被扭曲,最终形成跨性别。也有人认为性别是“命运的安排”,并非积久成习,而是生物学因素所致。


关于跨性别者形成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还有声音认为单亲家庭会造就跨性别,童年阴影、家庭暴力、父母角色互换均会也造成跨性别等。但实际上,关于跨性别形成原因的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目前也一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哪种心理精神疗法能够扭转治疗跨性别,因为违背当事人意愿去强行扭转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国内跨性别相关知识普及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跨性别者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许多人会把跨性别者和同性恋混为一类。事实上,跨性别与同性恋是有区别的。


同性恋者是性取向为同性,但是他们认同自己的性别,而跨性别者是从心理上否定甚是抗拒自己的性别,他们在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是异性,并渴望改变成为异性。


跨性别者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喜欢穿异装。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个穿着裙子的男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几乎是“变态”、“异装癖”。但实际上,她可能是一名普通的跨性别者。


同样是“穿裙子的男人”,跨性别者和异装癖却有很大的区别。跨性别者虽然也像异装癖者一样穿异性服装、做异性打扮,但完全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觉得自己就是个异性,因此在穿着异性服装时并不引起性兴奋,而异装癖者则在穿着异性服装时,伴有引起兴奋、得到性满足等表现特点。


而且,这个群体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在跨性别者内部基本已经分成了三种类型。即男跨女、女跨男、性别酷儿。虽然从字面意思来说前两种类型比较好理解,但是同一种类种,根据跨性别者想要成为异性的程度还可分为轻跨、中跨和重跨。


而第三类型-性别酷儿,又称非二元性别者,无论其出生时的性别如何,他们都认为自己不属于男或女中的一种性别,如《奇葩来了》的人气选手超小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的身份证上是男性,但我不只是男性。我是很正常的走在阳光下的。”在2016年《奇葩说》的舞台上,身着一袭黑色长裙妆容精致的超小米,在面对全场观众对于自己性别的质疑时,从容优雅地说出了这句话。


用最普通的性别定义来讲,超小米是生理意义上的男性,但是依据性别研究所给出的56种性别选项来讲,超小米认为自己的性别是泛跨性别中的流性人(指在不同时间经历性别认知改变的人)。



“想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要放弃一些东西,承受非议。”这是超小米对于外界议论的人生态度。在超小米看来,性别本身就是被限制发展的产物,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不对等,权利结构分散的社会现实,所以有的人选择服用激素或者进行变性手术来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


超小米作为心理上的跨性别者,并没有在生理特征上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他选择穿漂亮的裙子,化好看的妆容,可以和男性谈恋爱也可以选择有独特气质的女性共度余生。


面对跨性别和顺性别的争议,他有自己的观点。“跨性别和顺性别其实是关于自我的,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顺还是跨,这个只关系到自己是跟自己的身心合不合一,和他人是无关的。但是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和他人有关的,是那个人和我的这些性别认同、身体结构,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同性恋和异性恋因为牵涉到了第二者,不只是与自己有关系。但是顺性别和跨性别,只关系到我自己而不关乎他人的,所以跨性别和同性恋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他认为,现在99%的人可能也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依然需要一个合理的可以说服他人的解释。


目前,很多人对于跨性别者的认知都是充满“误解”的,而这些“误解”的源头,正是有关跨性别知识的宣传与普及不足。对跨性别者来说,性器官并不能决定他们的性别,他们真正的性别是心里认同的那个“TA”。


这个世界不太喜欢我


“我是一个女人,但是我没有阴道,我没有阴道,但我却是一个女人。虽然我在生理上是一个男性,但那并不是我的选择,那不是真正的我。


这个社会太过粗暴,它用身体来定义灵魂,究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谁规定的?这个世界难道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吗?仅仅是因为我选择的路,就被世俗所嘲笑吗?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性器官吗?”这是纪录片《有性无别》中的一段跨性别者的独白。



2017年11月20日,正值国际跨性别日之际,荷兰驻华使馆公开发布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对象包括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报告问题涉及中国跨性别群体的基本信息、性别认同、医疗环境、家庭情况、学校与职场、社会歧视、心理健康与服务、政策需求等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跨性别群体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社会歧视,本次调查的2060调查对象当中,有61.5%的人存在抑郁,73.2%存在焦虑,46.2%的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想法,12.7%的人曾有过自杀行为。


“记得有一次我洗完澡,正准备吹头发时,有个人借我的手机用,他的朋友却说,这个人太变态了,别借他的手机。还有一次,我洗完头一睁眼就看到隔壁有个人正在看我,吓得我赶紧背过身去,结果那个人还在明目张胆地看,可能是因为我留着长发,他比较好奇,但是我有点受不了这种眼光。”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大四学生妙菱讲述着自己的跨性别经历。


对于像妙菱这样的跨性别者来说,外界的压力其实都不算什么,而来自家庭的否定才是最致命的。北京电视台心理专家王建一讲道:“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对跨性别者的包容度越来越大。但如果涉及到与自身相关的人或事的话,态度就会变得很强硬。”


不少跨性别者得不到家里人的认可,父母甚至以此为耻,恶语相对,更有极端的家长,宁愿要一个死了的儿子也不要一个活着的女儿。


而这样的家庭否定会随着子女的成长被进一步放大。在进入工作之后,婚姻这个话题是永远绕不开的。不幸的是别说神圣的婚姻,现实中跨性别者甚至很难拥有一场甜蜜的恋爱。对于妙菱来说,跨性别者的身份,让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选择爱人。


“有人喜欢我,我就觉得谢天谢地了。我会努力地做一个乖巧的女朋友,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虽然现实的爱情来得不那么友好,不过妙菱却依然期盼着爱情的到来:“其实很多时候,跨性别者最后都会和跨性别者在一起,很少有跨性别者和顺性别的人结婚。即便如此,我现在依旧相信爱情。”



也有一部分跨性别者顶不住父母的压力,他们选择妥协,遵从父母的意愿结婚生子,一辈子都在隐瞒中煎熬度过。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师杜峰对此谈到:“当然有当事人自己不敢告知对方的原因,但社会的不宽容,法律未提供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制度供给,这些原因也不可忽视。”


柚子是一名跨性别者,他的父母虽没有强迫他结婚生子,但担心他做了手术之后会影响生儿育女,还说他做了手术就等于没人要了。父母的反对让他慢慢地患上了抑郁症,一直依靠药物来稳定情绪。


类似柚子这样换抑郁症的跨性别者并不是少数,2015年,一篇关于中国跨性别女性的研究论文调查显示:45.35%的参与调查者有抑郁症状,70.33%的参与者曾遭遇严重的家庭歧视。

 

在法律中,男性和女性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所区别的,如果变更了性别,那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又该如何定义呢?这是跨性别者必须得面对的问题。


律师余麟对此谈道:“如果一个跨性别者成年后决定顺从自己内心的需要,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了,比如,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是不同的,一个男性跨性别者将自己的性别更改为女性后,那他/她到底应该按照男性还是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


目前尚无法律定义跨性别者的权利与义务,跨性别者也就难以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多跨性别者在变性后,都难以找到工作,以至于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当跨性别者遇上志愿团体


“我尝过别人对跨性别者的冷眼和敌意,不希望其他的跨性别者还要继续遭受这种冷眼和敌意。”这是跨性别者核桃(化名)成立全国跨性别热线时的内心独白。2018年8月份全国跨性别热线成立以来,他们已经收到了超过400个预约申请。


核桃最开始是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热线方面工作的专员,而他自身也是一个跨性别者。大学时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此后他一直在争取自己作为跨性别者应有的权益。


在跨性别者身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愿意倾听跨性别者的诉说,帮助众多的跨儿正确认知自己。在这群人中,有跨儿,也有普通人。他们会聚的意义,就是一起努力去帮助跨性别群体赢得更多的公平与尊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热线就是其中一支关爱这个群体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北京同志中心于2008年建立,成立之初叫做“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主打“家”的概念,是同志们的小窝。北京同志中心2015年设立了跨性别热线(全国跨性别热线前身),2017年初正式成立了跨性别部门。


此外,北京同志中心还举办“跨儿空间”线下活动,为跨性别朋友提供支持,他们也写或参与跨性别有关的报道,为社群发声。


同时,北京同志中心也与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领域人士合作,他们不断地拓展自己能够涉及的范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跨性别者的需求。此外,还有公众号“跨性别生活”背后的团队以及“跨儿心理小组”等跨性别者志愿服务团体。



尽管有这些志愿者群体的存在,但情况仍不是很乐观。如果将跨性别者志愿团体发起帮助到被服务对象接收帮助的这整个过程,看成一座桥,那我国的现状就是:桥从两边修了起来,但中间内容的缺失,造成信息对接的不畅通,从而导致整座桥都不能通行。


现代社会下,跨性别者被二元性别理论的传统观念束缚着,他们遇到的制度阻碍就有很多。目前国内能提供给跨性别者相关服务的社群很少,整个服务工作体系相当匮乏,这是跨性别者志愿服务工作发展中最大的不足。“这些都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公众号“跨儿心理”的工作人员小林无奈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和渠道进入跨性别者组织,一部分原因是跨性别者组织宣传的力度不足,但更多的是当下社会因素,如果社会能够更加开放和包容,相信跨性别者在组织宣传、召集志愿者等方面的阻力会小很多。”想要进入跨性别团体做志愿工作的小左如是说道。他苦于找不到组织,平时也只能在相关平台上为一些跨性别者捐款,很难找到其他帮助跨性别者群体的途径。


志愿组织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之处,还表现在无法为跨儿们提供专业的医疗和法律顾问服务上。《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62%的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但是,由志愿组织内部提供的相关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证,这也导致跨儿们对社会上的组织团体信赖度不高、关注度也一直低迷。



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跨性别者获取激素类药物的主要渠道是上网从药店购买,或者从朋友那里获得,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66%)。


除了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之外,跨儿志愿服务环境也存在着很多的乱象。在跨性别社群中,有假借社区之名,利用跨性别者完成课程、作业的人;在群体活动中,有不怀好意买卖激素的人;还有形形色色单纯寻求猎奇、色情的人……目前对于跨儿志愿服务工作并没有严格的管理体系,所以面向跨性别群体的志愿服务团体也是良莠不齐。


跨性别志愿服务工作想要持续发展,需要志愿者的努力以及跨性别群体主动的理解与支持。北京跨性别热线创始人Hitomi说,热线的作用对于跨儿们遇到的困难是有限的,但我们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孤独的。


有能力的人,比如核桃,自己就可以创立一个组织,它可能并不完善,却实实在在地考虑到了跨儿们某一方面的需求,这比大而空泛的志愿团体有效率得多。所以现在,更多的跨性别者愿意选择自行解决或依靠由跨性别者创办的平台,而非社会上的爱心团体。


工作人员小林强调:“ 我们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们是被动的一方,我们的心理咨询、科普服务,都需要别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没法主动的去接触跨性别者。因为心理咨询,一定要是来访者自愿,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跨性别者自己不愿靠近社会志愿团队,现在仍不算完善的服务体系就更加没法与之形成良好的对接。


在跨性别帮助组织与被帮助者你来我往的故事中,也不尽是让人唏嘘的障碍和困苦,也常常会有阳光闪烁的时刻。


2016年,厦门开展了首届“粉红一点”活动。这个活动刚开始完全凭借着志愿者的一腔热血进行着:没有钱,就众筹;没场地,就寻遍厦门的大小草坪;志愿者有限,就一人多职,兼做设计、策划、美工、搬运等工作。在志愿团队的努力下,当天参与活动的人数超过300人,并且整场活动的效果好得出乎意料。



后来,在这次活动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活动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志愿者一年比一年多,细节做的一年比一年好,为多元性别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聚会相识的机会。


在修建这座横亘在志愿组织与跨性别者之桥的过程中,不仅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团体齐心协力促进线下交流,也有不少跨性别者,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为这个群体发声。


穿上你第一双高跟鞋


“在我25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而当我终于跟他面对面坐下来一块聊天时,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你能不能试着改变一下,能不能把头发剪板寸,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这对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的家庭不接受我,我的老师不接受我,我的学业不接受我,我的社会不接受我,我自己都不能接受我自己。当我想把我的这一生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拒绝。”


那天,她毅然决然地冲进了北京的一家商场,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当这个被物化为女性化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爆发性的报复。对我来说,我穿着那双高跟鞋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有些不一样了。”


傍晚时分,迎面来了一队北京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她脚上的这双高跟鞋。他们用各地的方言议论道:“哇!你们看那个人是不是神经病!你们看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你们看这个人大白天的一个男的穿着高跟鞋出来!你们快来看笑话啊!”面对这样的打量与嘲笑,她的内心其实是有些害怕的。


但是就在那一刻,她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的双脚几乎是血肉模糊,我走出每一步都异常的艰难,但我觉得那一刻我终于是我自己。”


就这样,她穿着人生中的第一双高跟鞋,跨出了选择勇敢做自己的第一步。


跨性别者超小米在《一刻talks》上分享了她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一身绣花旗袍,一双红色高跟鞋,在舞台上,在镜头下,超小米给人带来的感觉总是优雅而从容的。



她曾多次以这样的姿态站在台上,真诚地把她的故事呈现给所有人,勇敢地为跨性别群体发声。在她穿上高跟鞋之前,她也曾和很多跨性别者一样,经历过别人的歧视和嘲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压抑与无数次的挣扎。


“当时小学的体育老师没有一位是喜欢我的,我永远是被排在队伍末尾的末尾。”在上学的时候,她的体育成绩始终都比不上其他的男生,甚至连达标线都到不了。

“你到底是不是男生?”,“你就是个娘娘腔,是人妖。”——这样的话语,对于十多岁的超小米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


在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安排她去了一家上海外资企业,每天西装革履的忙碌生活,让她感到无趣又压抑。零九年,她辞职去了北京,成为了一名化妆师。


化妆师的工作环境比起之前的工作环境要轻松一些,但是她偏女性化以及个性化的的打扮风格还是受到了老板的质疑,随后,这份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也就宣告结束。从压抑的职场走出来,超小米最后选择了自己开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就是我,站在这里,我就是一个超小粒的米可能,但是我有非常强烈的存在感,这是我继续能够开心地笑着继续活到今天的一个理由。”在《奇葩说》上,她用自信而坚定的话语告诉了所有人,她过得很好。


在VICE拍摄的纪录片《错位:亚洲跨性别者》中,她满脸微笑地面对镜头说道,“美丽无关性别,真正的美丽是人性的魅力”。面对灵魂装错身体,她在徘徊二十年后坚定地选择了做自己,不惧他人的目光,走自己的路。



她可以勇敢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就这样迈出一步步,以一个跨性别者的身份勇敢地拥抱这个世界,为跨性别群体发声,并呼吁更多的跨性别者勇敢接受自己,为自己而发声。


在超小米的演讲中,她曾提到在我国,每5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跨性别者,按照我国人数的比例算下来,我国跨性别群体的人数差不多是300万,而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众多跨性别者的勇敢发声,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而在这个不小的群体之中,不乏有社会中的优秀人才,他们或居于精英阶层,或过着恣意且满足的幸福生活。他们不因外界的眼光而让自我怀疑充斥着人生,反到像歌词“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一般,活出了最好的自己。


19岁接受变性手术,22岁成为平面模特,28岁成为超模,中国跨性别者超模汪欣蕾一直在朝着最好的自己努力,并坚持为跨性别人群发声;著名舞蹈艺术家金星,作为中国首位公开接受变性手术者,她用最好的姿态诠释了自己的精彩人生,她的存在就是一种为中国LGBT的发声。


超小米、汪欣蕾、金星,她们是庞大的跨性别群体中很渺小的存在,但是却因为勇敢接纳自己、认可自己,从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让很多的人对其刮目相看。


跨性别超模汪欣蕾


选择勇敢做自己的跨性别者其实不止这三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例如全国跨性别热线的发起人核桃;为帮助公众了解性别重塑手术,通过视频分享自己的手术过程的美国18岁跨性别女孩Emmie Smith等。


在她们身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勇敢做自己,选择接纳内心深处的性别,并公开为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而发声,呼吁更多的公平与认可。


除了跨性别者自己做出了努力,在国际上,关于跨性别者的法制建设也呈现出了一种逐渐进步的趋势:2015年11月24日,越南国会通过了新修改的民事法律,新修改的法律将承认跨性别者权利;联合国系统12个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人权高专办、艾滋病规划署、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人口基金、难民高专办、儿基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妇女署、粮食署和世卫组织)于2015年9月29日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结束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暴力和歧视;2016年9月,玻利维亚新法律允许跨性别者将证件上的性别信息改为Ta们认同的性别,而且新法律也允许Ta们更改身份证上的名字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纳跨性别群体,国际上逐步衍生出了“第三性别”。


再把目光置于国内, 在跨性别人群的变性后的身份变更方面,我国政府也有一定保护。法律表明只要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市)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就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性别变更手续,也就是说跨性别者术后的性别是可以变更的。



“我不想要改变我的性别,我只是想要成为自己。”这应该是很多跨性别者的真实心声。一个人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比如国籍、家境以及性别,但是每个人都有享受平等且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跨性别者是普通人,他们也应该得到这个社会的平等对待以及尊重。


就像超小米说的,“我觉得这个世界给了我也有诸多的美好,而并不是那些阴暗的日子伴我一生,总有阳光到来的那一天”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给跨性别群体更多光亮的空间,也希望每一个跨性别者都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少一点阻碍与歧视,多一丝希望和支持。



尾声


电影《熔炉》:“我们勇敢发声,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存在形形色色的人;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跨性别者,其实就是出生在了错误的身体里,他们只是灵魂装错躯体罢了。抛开皮囊,他们内心也渴望爱,渴望平等,渴望这个社会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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