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会客厅活动回顾2：对话性少数、残障、家政工及乡村妇女儿童公益机构
今年北同中心为“5.17”策划了一系列专题活动，其中彩虹会客厅通过邀请各种社会运动和公益领域的嘉宾进行对话、分享观点、打破圈层，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日常讨论的社会议题如何与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息息相关，同时也激发社群内部对于性别平等、残障关怀、乡村妇女儿童权益、基层劳动女性权益等交叉性议题的深入思考。
今天，我们就带来彩虹会客厅第二场活动的内容回顾：对话性少数、残障、家政工及乡村妇女儿童公益机构。同时强烈建议大家扫描上方海报二维码，观看活动回放，现场最精彩！
一、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主持人Stephanie:
r&B联合创始人及执行主任，性别研究学者。
小铁：
北京同志中心的负责人。中心于2008年成立，覆盖的人群包括各类性与性别少数人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社工服务、法律援助，同时也开展学术调研，展现社群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梅若：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于2014年开始在望京进行家政工调研，2015年正式面向家政工开设服务。在北京，服务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提供康乐性活动，并提供相关法律培训、技能培训等，同时也提供个案咨询。
蔡聪：
来自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有人基金会，个人主要关注和残疾人有关的“倡导”和“政策”领域。
新宇：
来自广东省绿芽性教育发展基金会，主要从事乡村妇女性别平等和乡村儿童性教育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性教育促进性别平等观念，来改善乡村整体性别环境。个人曾经参与过乡村妇女扫盲班、能力建设、赋权等项目，目前主要在进行儿童性教育产品开发和服务的推广。
二、疫情之下，我们遇到了什么挑战？疫情如何改变我们和服务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小铁：
北京同志中心是面向性少数社群服务的，疫情对我们的线下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团体咨询在线下已经暂停了；另一个方面就是筹款方面的挑战。原本我们打算筹备一次全球的筹款活动，但是因为疫情蔓延到全球，筹款工作也被取消了。对于社群来说，跨性别的伙伴的收入可能受到很大影响，这也让中心意识到了经济赋权的重要性。
新宇：
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村庄居民，他们的经济收入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包括我们开展的生计项目，也要进行调整。同时也因为疫情，这些伙伴的孩子可能无法按时入学，她们就需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上。
蔡聪：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信息无障碍方面，有关疫情的信息很难获取。同时也有残障人士必备的服务的获取问题，有很多残障人士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或需要有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随着疫情的缓解，孩子开始上网课了，视障和听障的父母无法陪同孩子一起上网课。
梅若：
家政工受到的影响阶段性特征比较强。因为家政工的工作流动性比较大，他们依靠流动获得生计，而疫情恰好爆发在春节期间，正好是跨省市流动性强的时间，因此这些家政工可能无法返回雇主家，或者维系原有的工作。同时，疫情也使得城市家庭购买家政服务的意愿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
小铁：
我们社群中，武汉的艾滋感染者就无法拿到药品。跨性别伙伴有荷尔蒙治疗的需求，或者需要经常去医院看医生来了解荷尔蒙注射的情况，但是疫情期间也无法实现。
对于性少数社群而言，我们一直面临着比较边缘、不可见的状况，边缘就意味着贫穷。世界银行对贫穷的定义除了金钱的匮乏，还有发展资源和渠道的匮乏。贫穷不只是经济性的贫穷，还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贫穷。因为我们是比较边缘的，所以我们的声音没办法被主流听见或理解，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来保护我们的利益。
我们这些比较边缘的人群，也许在金钱上是富足的，但是相对于异性恋的伙伴，还是有政治上的贫穷。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孤立，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出圈”，找到不同的伙伴进行支持。
（图片来源：http://roll.sohu.com/20130227/n367275667.shtml）
新宇：
乡村妇女本身在乡村中也是不被看见的，前两年机构内部有一个争论“我们是为了发展乡村才发展妇女，还是为了发展妇女而去发展乡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国内做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的机构也很多，但不管是城里人可以去生活的乡村也好，还是完美复制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也好，这中间是没有女人的声音和图景的。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它们描述的很多是男性在扮演主权角色。
我们也有过讨论，到底是通过乡村妇女来去实现乡村振兴，还是我们为了乡村振兴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乡村妇女，最后我们选择了后一个。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要非常注意看到这些不被看到的女性，而且有时候要让她们获得发言权。我们有时会组织一些关于生计的培训，比如种养殖、农家乐，或者经营饭店。之前有一些乡村男性想要来参加培训，但是我们会拒绝。因为男性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培训机会，但是要跟他们去解释的话是很大的挑战。
蔡聪：
新宇说的问题我感觉大家都会面临。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在于当你去做一些事情增强某个群体的可见性的时候，人们不会去尝试理解你做这件事情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基础。
像湖北地区属于（疫情）非常严峻的地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人怎么活下去的问题，你站出来和我说我的康复服务没人管，我要信息无障碍，你能活下去就不错了。疫情期间，我们目前的工作都处于停滞的状态，线下的活动也不能进行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这些给了我很多要思考的地方，大家不妨也想一想，在这样一个紧急的状态下，我们要不要有一个优先级的排序？
梅若：
需求优先级的问题在家政工领域也有争议。我们筹款非常难，尤其众筹。很多人会说这又不是治病救命的，像这些比较边缘的中青年的家政工，她们在经济上好像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四肢又健全，又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在中国公益的光谱里面，像这样的群体很容易被放在最后面。但为什么要去关注家政工呢？大家只看到她们是不是在经济上的贫困，但权利上的缺失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群体的基数是很庞大的，但在社会中只是像一个工具人，人们只看到她是一个劳动的身体，没有人看到她是一个人。
疫情期间，很多住家的家政工可能都出不来。我遇到的一个案例就是雇主不让家政工离开家，她春节期间入户，一直被困在雇主家好几个月，一方面雇主扣押了她2个月的工资不让她走；另一方面雇主要求确定找到新的家政工，入家工作了才允许她离开。如果住家家政工要求离开雇主家，可能就不得不面临失业风险。
前两天澎湃新闻发布了一篇文章，关于家政工职业的发展。文章中介绍了一个一家三代都从事家政服务的家庭，这三代人和自己的孩子长期分离。我昨天也听到一个家政工和我说，她17岁的孩子要来北京了，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告诉她的孩子在这个城市里可以做什么。家政工的职业发展好像是一个轮回。虽然一些人对孩子的培养是好的，但是大部分人都难以实现阶层跨越。
（图片来源：http://lady.163.com/13/0308/10/8PEG277S002649P6.html）
四、我们工作的议题和性别议题相互交织
小铁：
因为我们的社群其实是非常有交织性的社群，有残障的朋友，也有流动工人伙伴。同时，它也特别割裂。我在中心工作八年多了，有个背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013年左右，有一个工友男同志，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蓝色的牛仔裤，看起来非常单薄。他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太高大上了，不适合我这样的人。虽然我跟他表达了我们很欢迎你，但是他面对其他高教育背景的伙伴，可能还是觉得比较被孤立。他后面就再也没有过来了，这也变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囊括工友伙伴。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伙伴里面有很多面临各种人生挑战的，前段时间我和福建的一个LGBT+团体的负责人聊天，ta说福建那边其实有很多男同志都是毒品使用者，我特别震惊。我们今年也想把社群的多样性做起来，所以517我们才邀请了不同领域的朋友来对话，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步吧。
新宇：
机构服务的妇女可能面临阶层压迫，同时也有同阶层内部的性别压迫。这也涉及到刚刚提到的解决次序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要先解决经济贫困，再讨论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两者的因果次序关系真的是这样的吗？比如男孩偏好的问题，到底是因为贫困所以想不停生男孩，还是因为想要有更多男孩而因此陷入贫困？
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各种因素交织起来的。很多年前，我们在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想进行一个反家暴项目，但是很多人觉得你会不会耽误我做家务的时间，会不会影响我的家庭和谐。那里的妇女处于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网中，她可能不想因为这个项目破坏所处的关系网的和谐。我们必须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去分析、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蔡聪：
很多人就会问，你做的事情没有答案，那你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如何去平衡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上评判个人价值和成功有一套既定的框架，但是社会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去尊重每个人的不同。当我们谈论向上流动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陷入了这种社会既定的框架中？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有两个维度：我们个人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思考、运用的维度是什么？这些议题和名词都是舶来品，可能我们了解了学会了之后，反而是用这一套话语体系来压迫别人。另一个维度是，机构层面要如何合作？如何进行交叉议题的交流？
梅若：
家政工在性别上和阶层上都是不具备优势的。鸿雁服务的家政工群体是四、五十岁、教育背景也比较低的女性。我们做的绿色家政工，把她们的工作和食品安全、绿色环保结合在一起。那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把家政工群体和LGBT+群体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我们的组织中多实现一种可能性，可能就能去松动这个看起来很坚固的庞大的体系。这个未来可能很久才能看见，但是不代表我们现在不能去做一些事情。
（家政工剧社）
主持人Stephanie：
大家其实都提到了发展主义，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不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就会更好，这是存在疑问的。
小铁：
我们其实有一种非暴力、平等的愿景和共识，这些工作本质上都是教育性的工作。我们希望改变人们的观念，再改变政策。对于机构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放在更大的框架下，寻找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的会议进行交流；可以多发表交叉性议题的文章，邀请其他嘉宾分享。
新宇：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需要把手放在土里，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我们要学会和那些与我们想法不懂的人相处，甚至是合作。对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什么ta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变成了这样一个我们不认同的人。我们目前做性教育的教学材料中，也会纳入残障人士、LGBTQ+人士等。
蔡聪：
以上我都同意！我觉得可以教育一下金主们。
梅若：
如果我们想做出圈工作，可能需要打开一下思路。我们目前还在围绕“权力”做传统公益，所以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和策略。比如家政工和环保问题有关，家政工使用的清洁用品，是否也和雇主有关，涉及到家庭的卫生安全。
如果我们仍然在价值观层面上进行合作，可能还是走不长。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先打破这样的合作意识？比如家政工能不能和蔡聪的残障人士项目合作，很多家政工照顾残障人士的时候，双方会爆发很大的冲突，都感觉自己很委屈。我还有一个体会，家政工和其他人群可能有文化、意识层面上的隔阂。比如家政工如何去理解多元家庭？家政工在经济地位上可能是低于雇主的，但是面对性少数人群家庭，她可能又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这个和她的生长脉络有关，也和市场有关。当家政工面对尖刻暴力的雇主的时候，他们之间对抗的张力就很大。但是当她们不只是从家政工角度去看雇主的时候，她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化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政工姐妹能换一种角度看自己的生活，从而打开自己生活的面向。
五、提问环节
Q1:如何理解经济赋权？
新宇：
所谓的“经济赋权”就是提升经济水准，具体的工作方法有以下几种：1.直接提供贷款，比如提供贷款帮助乡村妇女开办、经营农家乐等；2.提供技能培训（美食培训班等）。
梅若：
理解经济赋权不一定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如果一个家政工不断被盘剥，没有教育资源等，可能仍然是没有被充足赋权。
蔡聪：
经济赋权的最终目标可能是人们能够选择去过什么样的生活。
Q2:感觉结构性的不平等其实被经济生产的方式渗透，而改变这样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实际上又需要资本的帮助，这样的矛盾让人们有一些焦虑，因为有时候会想着去评估怎么样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不知道做公益组织的大家会怎么看和怎么想？
蔡聪：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无力感的问题。困惑归困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分享一句罗曼罗兰的鸡汤，“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当历史要发生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历史提供一种可能性。可能它不会选择你，但是如果你不给它提供一种可能性，它就一定不会选择你。
梅若：
公益组织可能面临着新的问题，主要是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我们的力量其实是需要依靠群众，对于大的资本的依赖程度要降低。举例来说，当我们把目光贴近服务对象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有创造力。资本是不是只是钱呢？人是不是也是资本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服务对象也组织在一起，创造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和金钱资本互动，但是我们的未来可能更需要和服务对象在一起。
结语：
不论是性少数群体，还是残障人士，乡村妇女儿童和家政女工，每个群体内部都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看似不同，却又凸显着类似的困境。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多维度的贫困、社会边缘化等等因素让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我们不得不思考，也许走出困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携手同行、共同战斗会是我们努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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