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彩虹系列讲座邀请到了两位公益人来做分享。本次讲座采用Q&A的提问形式，分享人从公益机构的经验和角度出发，提供了他们对社会现象的了解以及公益行动的策略。尽管二人都不是直接从事性少数公益，但性少数群体也是他们服务所惠及到的对象。本篇回顾重点介绍了校园欺凌和性教育公益的现状、发展以及策略导向，在后半部分突出了二位嘉宾服务性少数群体时遇到的阻碍以及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对公益组织和性少数的交叉感兴趣，就请继续阅读下去吧！
沈旭/海豚
光合行动和灵动珊瑚教育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儿童、青少年领域从业15年；预防与干预校园霸凌&青少年犯罪领域专家。擅长运用多元艺术、故事、运动、生活疗愈方法帮助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老师走出困境。“北京灵动珊瑚教育工作室”和“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专注于减低儿童遭受暴力伤害的问题，提高伤害发生后的自我复原能力；关注如何预防及干预青少年不良行为倾向、改善儿童保护环境并降低校园暴力发生、促进资源匮乏青少年的社会融入与职业规划能力。
原玛丽斯特普中国管理组成员；“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是一家全球生殖健康领域的国际公益组织，其中国代表处重点关注中国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脆弱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同时，王龙玺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助残等多个国际机构项目顾问，《基础性教育指南》的主编，曾参与负责“开得了口”家长性教育课程 、“爱之年华”青少年性教育视频课程、“积极对话”性教育工作者公开课等多个性教育视频课程、手册及教学材料。
“从历史角度来讲，校园欺凌其实一直都存在。本质上来说，校园欺凌是学生之间对差异的不认同、力量不对等所导致的。这和我们标准化的思维认同有关：不符合标准的人们就会排斥，心里不平衡了就会导致欺凌。只不过我们谈论校园欺凌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定义限定在学生和同学之间的。如果把它放在社会的角度来谈，成人之间一样存在欺凌，只是它不属于校园的范围。”
——海豚
“我们现在很多性教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意外人身流产疾病，然后性侵害等等，它的负荷的基础都是性教育。。。从长远来看，完善性教育体系都是这些负荷问题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新教育行业缺乏的其实不是那些优秀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在所有细分人群中的新教育技术积累并不比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差，但是问题是在普及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差距。。。我相信好的组织一定拥有很多技艺精湛的人，但是技艺精湛的人组织在一起未必会成为一个好的组织。所以我觉得对于公益慈善领域组织的作用，有效的组织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 ——龙玺
Q：请问海豚，作为防范校园欺凌的公益人，你观察到的校园欺凌的现状和发展分别是怎样的？
海豚：我从事校园欺凌公益这些年来，感受到现在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要比十年前复杂。首先，现在的老师的精力被其他事务占据了，而早先我们开始做校园欺凌公益的时候，老师还有很多空间去，比方说，发展孩子的兴趣、交流情感，甚至是支持孩子的生活状态。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女老师，她会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准备很多卫生巾。因为她知道初中班上很多孩子已经来了月经，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有些孩子家里条件不好、有些孩子突然在学校月经来潮，她观察到这些现象后就会主动地准备好卫生巾提供给学生。但这几年，很多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些事，因为除了孩子的学习以外，他们的时间被占用着要投入“精准扶贫”、忙着各项检查。这些本不属于教育的范畴，但老师却被分配着去做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给了老师太多的压力，孩子进入学校这个空间以后，什么问题就全都交给老师了。学校里不允许出事，安全方面的检查和状况可能已经占据了老师大部分的时间，老师没有其他的空闲去和学生进行真正的交流了。其次，如果学校们愿意承认，校园欺凌是非常普遍的。但要某个学校站出来承认这一点很难，除非整个教育部门就承认校园欺凌的普遍现象，不然单个学校可能是要受罚的。除此之外，现在的老师其实很少经过专业的训练，不知道如何处理校园欺凌的问题。如果我们去做关于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讲座，讲座里的内容甚至对老师们来说是有价值观上的冲击的。举一个例子，谈论校园欺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讨论到强和弱的概念。校园欺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弱者”的拒绝。孩子认为强大就是自己有权利去控制别人、去看不起弱者，这两者都是导致欺凌的非常根本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文化也鼓励竞争，塑造强者而不允许弱的存在。对老师来说，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并不一定能够辨别强和弱的概念，或者去理解强和弱这个区别的成因。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对校园欺凌进行界定或者有效干预。Q: 海豚是否能讲解一下，一般是如何界定校园欺凌的呢？
海豚：校园欺凌的界定有四个点，同时符合才能够被判定为校园欺凌。4. 时间上，欺凌行为必须反复多次，或者单次构成直接威胁这个界定和标准其实是模糊且有争议的。比如，第二点中对恶意的定义是很难的。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事件是恶意的？我们通常也会说，不要轻易地给事件打上标签，要给孩子们机会。欺负人的这一方可以说他不是恶意的，那只不过是个玩笑，但这种否认的行为本身其实就具有伤害的性质。但唯有他再犯的时候，我们才能确认欺凌者是在知道行为本身具有恶意、受害者会难受的情况下进行的欺凌。再比如，第三点中的“权力关系不平等”其实涉及到很多层面。身材、体型、力量、人数、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学业、心理状态、人缘关系都构成权力不等。拿受欢迎程度来说，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被欺凌以后，就不觉得自己的反抗会受到支持，所以他就明显地处于权力弱势。海豚：上面提到老师在界定校园欺凌时的一些误区。然而，不仅仅是老师，对家长而言，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干预也是一种困难。被欺凌的孩子的家长会说，“怎么我们家孩子就被欺负了？”大部分家长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作为弱的这个概念，甚至会觉得孩子不够争气添了麻烦。成人这样的态度和观念会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欺凌者的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怎么就欺负别人了？”谁都不愿意被指责和责备，也不知道怎么样有效的沟通。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如何沟通，很大程度上欺凌也不会发生了。欺凌行为也会对旁观者造成影响。作为旁观者，大家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目击了欺凌不知道如何干预。这直接导致了旁观者的心理健康，因为自己的不作为或无法作为给自己带来了挫败和无力感，有些旁观者甚至会抑郁。这样的问题连成人都不知怎么应对，更何况是孩子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旁观者可以是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突破口。我们可以培养旁观者孩子们的应对能力，提高他们的认知，其中包括让他们知道如何团结起来去面对类似的事件、学会接纳不同和差异、还有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成就和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些都很重要。以上我所说的，都是我在讲校园欺凌常识的时候，不能通过概念就表达得清楚的。涉及到价值观和文化的部分真的很难讲。讲这些其实需要和学生进行开放的讨论，但是学生回应上来的一些问题，老师可能从未思考过、也不知道怎么解答。Q: 谢谢海豚。那么龙玺能否大致讲一讲国内性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龙玺：我打算从组织和机构的角度讲一讲性教育的现状。大家应该也感受到，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国内涌现了很多做性教育的学者，他们对性教育的基本理念都有争论。我个人觉得，虽然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进步得很快，但是从组织结构上看仍然处于比较前现代化的状态。我们国家的性教育更多地依赖技艺高超的人员从事手工性活动，而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没有通过科技和有效组织来实现从个体技术到集体服务的转变。我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我们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厨师，但是只有很少的餐饮集团；或者说我们有很多顶尖工程师可以写就高级代码，但只有很少的互联网企业。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现状是缺少有效的组织。当然，食物跟人并不是能够完全类比的，因为食物它只是一个机械化的产物，而人的教育需要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两者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找到方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普惠式的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Q: 您觉得对中国的国情来说，为什么公益组织要“工业化”性教育，也就是找到普惠式教育的方法呢？
龙玺：这么讲吧，咱们国家6~2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大概有接近4亿的人，现在性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的需求总量要远远的大于我们所有的资源总量。2016年我们做过一个分析，从新教育的几个角度来看，从规模上来说，当时全国的所有做性教育的组织单个组织一年能够做到最大覆盖量大概是2万到5万，这个是规模上的数量级。然而，从质量的一致性来看，所谓的这2万和5万的数字里面，它其实是不等同的。比如说某一个机构给五万人提供了性教育，但这5万人里，5000人他是接受了很系统的课程的，有2万人只是泛泛的，其他人可能只是点击了这个课程的页面。而且，我们国家性教育的有效性是没有严格的研究论证的。我们现在性教育的大部分评估都只是引用一些零散的反馈，例如简单的问卷分析。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性教育报告中没有一项曾采用过中国的数据，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对性教育的证据的质量不足。倒也不是说我们之前的性教育是无效的，而是说我们在证据链上的严谨性和学术性上还有所欠缺。最后，是成本问题。教育的成本是很高的，完善的教育体系包括性教育可能都出现在一些学费高昂的国际学校和私立学校中。如果我有小孩，肯定希望送他去这样的环境受教育。但是这样高的成本，普通家庭尚且不能承受，何况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呢（我们做分析的时候，计算过性教育的成本，一个孩子接受一节标准的性教育课的成本在10元到50元不等）。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好的性教育，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什么餐饮集团式有效的组织下的性教育，它应该是在有效性、质量、质量一致性还有成本和规模方面做一个有效的平衡，我们会认为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性的，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竞争模型。 Q: 具体到行动，您认为公益组织可以采用怎样的办法来达到餐饮集团式/工业化的性教育呢？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尖端的研究。类似于协和医院这种，能够解决医学上很多非常艰辛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像当时60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一样的人物存在。龙玺：协和医院指处理个案亲力亲为、深入交流、90分的这种模式？赤脚医生指带普遍的60分的工业化模式？
13年的时候我参加人口流动司的一个会议，会议上一个社会组织分享了他们的营会活动。三天时间，二十五个家庭，二十五个孩子和二十五个家长。结束之后，五十位参加的孩子和家长的感受都非常好，都感到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信任被加深了。但后来我和他们副司长的谈话中，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至今。他说，“很早我就知道这个营会，这个营会非常好，但是从人口司的角度来说，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营会这种模式，三天二十五个家庭的效率，是不能满足中国几千万的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我们无法想象需要多大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一些非常普通普遍、能够低频多数覆盖到儿童们的活动，尽管这样的活动在专业人士的眼中理念可能没有那么前沿。这样的活动，如果去用分数量化它，大概只能做到六十分的水平，但它能够让儿童（教育）的整体被提高。玛丽斯特普后来性教育工作的策略就转变成了让多数人达到60分，而不是让少数人达到90分。当然这两种策略是没有高下之判的，只是不同组织选择的策略之分。Q: 两位能否谈一谈自己在从事公益活动时的一些着力点，并代表机构说一说你们使用的策略？也欢迎你们谈一谈你们在行动时遇到的苦难和问题。
海豚：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向成人推广“不能做的事情”：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向你来报告的时候，首先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至少我们不能跟孩子说，“你太小气了”，“你太懦弱了”，或者责怪他们没有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让成人意识到校园欺凌能够产生的伤害不是一件小事，以及他们的评论会产生二次伤害，这会是一种很好的预防。其次，我们另外也在讨论旁观者文化的问题。校园欺凌的伤害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更有同理心和更有责任感其实也是一种预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一个点是很多家长和老师谈论校园欺凌的时候的误区。很多人都对“该不该还手”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我们谈论还手的时候，基本上指的是肢体的或者言语的，这些外露且明显的暴力。但其实最难处理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关系暴力或情感暴力。也就是说欺凌者采用漠视和冷淡的方式去对其他人进行暴力。这种是最难干预的，一方面它很难提出证据，另一方面在试图取证的时候，受欺凌的孩子本身又受到了多次伤害；冷漠和情感上的暴力被拿出来说的时候，可能又导致被欺负的孩子更加地被排挤。这种关系和情感上的暴力，被欺凌的孩子是不太相信能去解决的。他觉得，我个人的问题，心理上的和能力上的，说不定可以被解决，但我班级的文化你怎么解决呢？我们作为非校内的外来成员，也很难去干预文化的部分。龙玺：从整体上来说，性教育行业现在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我们有了很多很优秀的，很有人格魅力的讲师，可以在有限范围内的性教育的讲台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还缺少能够大规模普及的短时间能够培训出相对来说合格的老师，然后能进行哪怕那些最基础的一些将要让大家能够理解那些最基本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新教育行业面临的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认为这个方面的挑战要远比我们哪些新的理念道路上是重要来得更多的。Q：北同作为性别公益机构，非常好奇你们在行动中面对LGBTQ+群体时会遭遇的一些问题。海豚能分享一下LGBTQ+群体的校园欺凌现象吗？
海豚：我们活动中自己做过一个调研，觉得很有意思。男生对女生的LGBTQ+群体更容易接受，但男生内部是不容易接受的。同时还有另一个状况：男性身上的阴柔气质，相比于女性身上的阳刚气质，尽管都不容易被接受，但女性身上的阳刚气质更容易被接纳。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说过的“强”和“弱”的概念，因为阴柔气质是“弱且不正常“的体现，所以很容易被歧视。关于性教育方面的问题，女生被性欺凌的比例比较高，往往都是女生被欺凌，年纪且都偏小；但同时，男生之间的性侵也是很多的，从四年级一直到初中都有，且我们处理过的数据不比女生被欺凌的案件要少。Q:老师一般如何反应和处理呢？你们面对老师的反应，会使用怎样的策略呢？
海豚：“他们是不是同性恋”，以及“这个事件是不是很恶心”，是大多数老师首先的反应。所以老师的反应处理起来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讲解校园欺凌的定义以及形式的时候，会特别将性欺凌而是单独地指出来作为一种特别形式来讲。我们特别谈论同性恋的部分的时候，有些老师是抵触的，他们希望这个部分迅速地过去。网络上公开的校园欺凌讲座中有关同性恋内容的也常常被组织方要求删除，不然这个课程就不能通过。所以我们感到，这些内容的确十分重要，但是实际行动中却很难把它重点突出来讲。Q：龙玺在做性教育公益的时候一定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问龙玺是否有建议和意见提供给其他的公益机构？
龙玺：我觉得谈论LGBTQ+问题的时候要注重策略。我个人觉得没有话题是不能讲的，只不过可能需要一定的节奏。学校是敏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一上讲台就要单独地讲这个话题，学校很难接受。但如果你把它放进一整套体系里，先慢慢地脱敏，再到后面讲lgbt，再讲到艾滋病，最后再讲到安全套的使用，学校就都可以接受。另外，性教育的课程应该要注意使用普遍性信息。比如我们介绍家庭概念的时候，可以强调家庭有很多种，不是只由爸爸妈妈组成，有些家庭可能是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有些家庭可能是单亲家庭、联合家庭、或者重组家庭，但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有可能积极健康的成长。普遍通用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要教育学生，性的需求是不论年龄、性别、性取向、以及身体状态的，然后再举例同性恋。性教育的教材中，图像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外的性教育绘本里经常会出现轮椅，这就通过非文字的形式提示了学生们残疾人也需要性知识，他们也可以有性生活。Q：在网络上遭遇对性少数群体的负面评价的时候，作为个体应该如何去处理？
龙玺：我觉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从个体角度去讲的。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如果对方也比较理性，我建议通过实际数据和讲道理的方式去回复。比如说，异性恋在性的混乱程度上其实并没有比同性恋做得好，比如说我们以前都知道海天盛筵的事件。只是这次成都浴室事件被曝出来的刚好是男同群体而已。或者比如说艾滋病的传播上，男同比例确实偏高，但在总体传播上异性恋占比还是超过了50%。如果对方是比较感性的人，我建议以反问和举例的方式去进行回复。但话说回来，如果在回复过程中你感到很受伤，就尽量避免回应这样的问题。Q：我们这边想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不知道二位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和建议。被性侵的受害者应该如何寻求有效的、各方各面的帮助呢？有没有相应的机构推荐？
龙玺：国内这方面的资源确实比较少。我建议要寻找当地的、面对面的机构。刚才提到过佛山的一家组织能够提供性侵后的救助和庇护，但其他地方我们还没有见到专业的机构。我们曾经出过一个简单的视频，告诉大家能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从性侵中恢复过来。（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K4y1r7Zo）但这个视频只能提供一些理念和方法上的建议，其他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求助比较专业的咨询人员。海豚：我处理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个案，很多遭受儿童性侵害的家庭都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因为很多情况下，司法程序不会给予物质补偿。本身家境不好，加上一些传统的观念让他们避讳谈论和张扬性侵的事，让很多家庭在私下解决性侵的问题。私下解决问题有时候甚至有更多的财务上的补偿，司法问询可能让孩子受到更多的伤害和麻烦，造成更深的创伤。而且有些家长更注重经济，并不重视孩子的权益，他们也会认为司法程序太复杂。这也让检察官很头疼，即使他们提供支持，家长也未必配合。成人在询问事情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给孩子了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和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家长要去衡量和思考的问题。另外，我们现在做性教育的时候，很多学校不会考虑到台下的学生可能有人曾经遭受过性侵害，会导致他们的创伤再度被引发出来。我这边不了解每个机构是如何处理和干预的，所以真的说不好推荐哪一个机构。Q:机构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制定调整和外界的合作措施的？新的契机和对未来的展望？
海豚：我其实很同意龙玺刚刚说的，我们目前需要一个标准化的、甚至是流水线的课程来扩大规模和惠及多人。但是我的个性和我们机构的特点，都使我们更适应比较深入和精耕细作的模式。
我们就三个人，也不想要规模化，因为规模化就需要筹款，就不能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焦点上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机构找我们，他们找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处理不了的个案。中国教育部在防止校园欺凌的概念化上其实已经比较全面，在校园中你会发现最终要解决校园欺凌的问题还是要回归个案。这些个案往往都比较危急，可能已经涉及到自杀、或者孩子以及辍学，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规模化的。龙玺：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些机构在做性教育的普及，但现在很少有机构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比如性侵害方面，很少有机构在做性侵害发生之后的关怀、救助和庇护。我记得广州佛山有一家社工机构可以做，但同样的问题，他一年也只能接几个个案。但即便是这样的个案，也依然是有迹可循的，也能够相应制作出流程和标准。但回到出发点，这样标准化的个案处理其实是需要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支持的。公益机构和商业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公益组织是没有专门的利润途径的，因此很难实现商业化的大规模拓展。公益组织目前主要是依靠两种方式来扩大服务，一是社会动员，二是机构合作。女童保护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动员方式，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集合了很多社会群体来加入他们保护课程的考核，最终他们达到在一年的时间内给一百万孩子上课的成果。通过机构合作的话，比方说我曾经工作的玛丽斯特普就是采用的这样的策略，我们最终进入了两千多所学校。但我们之所以称作机构合作，是因为我们是通过当时两个合作方，分别是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和美丽中国，通过他们和当地学校良好的关系网络来开展和普及性教育。本次彩虹系列讲座，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一直在行动的公益人。二位分别从机构和个人的角度提供了对于公益组织现状和发展的观点和意见。在对话的最后，海豚提出她对标准化和工业化公益这一种策略的矛盾情感。她个人十多年从事公益的经验令她意识到，许多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并不是在一线的，因而对一线的复杂情况并不是了解很多。标准化的课程固然能帮到中国广大受教育的需求，但其在危急的、特殊的个案情况下其实效果很少。家庭虽是标准和传统的社会组成单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海豚认为，公益的本心是助人所需，而不是去达成某个机构固有的、恒定的目标。“去符合现实地提供他人需要的帮助，而不是完成某个公益机构的任务，或是某人心中的理想。去看到问题的复杂程度，去贴合真实存在的需要。”
而北同作为性少数公益机构，也向二位了解了校园欺凌中性少数群体面对的困境、以及性教育中有关性别知识的普及问题。龙玺强调，性别教育作为性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教育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策略。在龙玺的新书中他提到，要创造公正友善、平等多元的环境，有效的组织是最重要的。“组织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组合各种良好技艺的人力资源，然后创造出1+1>2的价值。对于商业组织来说，这种价值是产品的利润；而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这种价值就是对不平等的削弱作用。”结合二位的经验与总结，公益组织在困难的结构环境中行动时，组织策略能够帮助确保行动的可能性，为受众群体创造现实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但公益人们在策略化的行动时，也应谨记公益的关怀本心，关注个案和个体的复杂性：人永远是大于一个机构的目标的。彩虹系列讲座
「彩虹系列讲座」是北京同志中心社区运营部新开发的品牌活动。通过邀请不同领域嘉宾，开展与多元性别平等、女权、同志运动有关的系列讲座，满足社群对知识的需求，提升对议题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分享运动有关的资讯、进展、运动策略等，赋能社群，动员社群参与行动。
文案：贝拉、思佳
排版：小周
你的创伤，身体记得 | 北同x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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