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调报告|曾嘉慧：进城上学 ——对建水一中农村孩子生活境况调查
进城上学
——对建水一中农村孩子生活境况调查
文/曾嘉慧
摘要：“在村里上小学，到乡镇上初中，到县城上高中，再到大城市读大学，最后出国念博士。”在中国，这是通过教育体系向上流动的完美道路，是很多人的“中国梦”。然而，这个梦能完成几成？在做梦的路上，个体如何应对由教育进阶带来的空间改变和生活上的剧烈变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个别目前在县一中读书的农村学生的深度访谈和观察，试图描绘出“进城上学”的农村孩子群体学习与生活的全貌并阐明初级流动对孩子们的意义和他们的响应。
关键词：个体化 社会流动 县一中
2013年8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临安镇，县政府在这里，县一中也在这里。建水县人均GDP排在红河州中等水平，却有着红河州最好的中学——建水一中。该校目前只有高中，于2006年被云南省教育厅认定并授予云南省一级高级中学，是一级一等中学里唯一一所县一中。
这所学校高考成绩稳定，尖子生时有惊喜。2013年，该校有四名同学进入省文、理科前50名，应届生一本上线率达39.2%，本科上线率达91.7%。2011年，建一的王同学以649分摘下当年的云南省文科状元。
毫无疑问，小县城里这样一所卧虎藏龙的高中自然会是县城内外乃至全州的适龄学生和家长争相追逐的，建一每年中考录取的竞争都异常激烈。2013年建一计划录取700名正式生和400余名择校生，正式生的学费为每学期700元，县内录取分数线是848，县外正式生录取分数线是865。择校生不区分县内外，分数在820分及以上的都可录为择校生，学费为8000元一年。高一升高二时有一次分班考试，文、理科各自分出两个特色班，考入特色班的择校生可以从此转为正式生，学费降为每学期700元。
近年来，教育领域“超级中学”概念被热炒，而在几年前，“县一中”现象正如今天的“超级中学”，还是教育资源垄断的代名词，被媒体热烈讨论。某报纸曾总结过“县一中”模式，大致是“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地占用学生的时间、一套激励学生不断挖掘自己潜力的办法和对老师进行贴身管理”。有趣的是，很多“超级中学”正是“县一中”模式的发散与加强版。无论是“超级中学”还是“县一中”，它们都是教育领域“马太效应”的结果，成功的根本来自于优质的生源加上独特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可以互相借鉴，优质生源则难以复制。有学者指出，“超级中学”出现后，对区域内的初中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形成垄断，导致曾经很多有竞争力的县级高中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县中沦陷”的现象（Yang，2012）。幸运的是，在云南，省会那几所著名中学抢生源的“魔爪”还没有那么深入，红河州最优秀的初三学生基本都流入了建水一中和个旧一中。建水县共有18所初级中学，其中有13所分布在各个乡镇，最好的乡镇初中每年能有40人左右考入建一。所以，建水一中有不少农村学生，大约占到一半左右。因为很少有农村家庭负担得起每年8000的择校费，他们大多是作为乡镇初中的精英考入县城一中的。
对于这个“进城上学”的群体来说，从农村向县城的流动虽然是初级的，却绝不是简单的，除去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更多的是一次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心理意愿到制度形态的转型与变迁。目前教育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教育模式等制度层面，很少有研究去观察学生个体及其在教育进阶过程中个体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转变。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个别建一农村学生的深度访谈和观察，试图描绘出“进城上学”的农村孩子群体学习与生活的全貌。最后，本文借助西方个体化命题与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理论，阐明初级流动对孩子们的意义和他们的积极响应。
我是在县城图书馆遇到Z的，当时她正在图书馆奋笔疾书地做数学题。我们聊了聊，她起先很害羞，我介绍自己是“XX大学的学生，来建水做社会调查，想了解当地的教育状况”。她是建水一中高一的学生，这个暑假他们没有作业，但是很快就有分班考试，成绩在班上二十名左右的她想冲一冲。我问她们班有没有农村学生，她说，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就在农村，可以介绍我认识。就这样，Z成了我的田野守门人，之后她还向我介绍了她们班的其他农村同学，加上了“Z的朋友”这一身份后，我更快地进入了现场。
一
杨杨是Z的好友，Z帮我约到她。时值暑假，我必须去她家才能见到她。
某天中午，我和杨杨在磨依蚌村相见。磨依蚌村距离官厅镇11.6公里，建水县城54公里，车程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磨依蚌村是当地的行政村，约有130户。杨杨的好友兼同班同学何丽恰好住在村里，我们在她家吃了中饭，之后一起去杨杨家。
从磨依蚌村往上走，只有一条一车宽的红土路，因为昨夜下了雨，背阴的地方仍然泥泞不堪，路上偶尔有摩托车和牛车经过，就是这条路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了。杨杨家有两台摩托车，一台已经报废，还能运作的那台主要由她弟弟开，天气好的时候，她弟弟会开摩托车下到磨依蚌村来接家里人回家。单靠走的话，翻山要两个小时。
山路上，我们以闲聊为主，互问互答。她很自信，问她什么都不惧，昂起头来回答我。唯一不自信的居然是学习，她说自己成绩不好，数学上不去，“百分之两千考不上好班”，可在去拜访她之前，Z可是重点告诉了我杨杨平时非常刻苦，是那种下课和中午休息也不出教室的埋头苦干型，成绩很好，能考班上前五的。路上我们经过她家的菜地，摘了瓜，割了韭菜，以做当天的晚饭材料。她干起农活很熟练，相比之下，我割韭菜时的笨拙就成了她“嘲笑”我的把柄。刚认识不到两小时，何丽还在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她就已经开始嘲笑我了…
爬了快两小时山，终于到了大湾村，这是磨依蚌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据杨杨介绍，村里有10户人家，但只有一半属于磨依蚌村委会大湾村，另一半就属于石屏了。小小的村被刻意分裂成两半，但两半之间的交往仍然频繁而友好。村民们以种植为生，没有人外出打工，全村的耕地面积共65亩，杨杨家有近10亩地，主要用来种烤烟和玉米。烤烟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年景好的时候，她家每年能有3到4万元收入。
吃过晚饭，因为家里客厅太小，坐六个人就很拥挤，我们便搬起小板凳上了她家天台。虽然是八月，山里的夜晚已经很凉。她抱来一大堆花生和火炉，我们就坐在由废弃的烟草捆扎起的麻布袋上。幸运的是那天有满天繁星，让人有话想讲。我们聊了很多，明星、流行歌、同学关系、小说、早恋，最后说到了高考。面对我，“高考”仿佛是她每一个话题的终点，绕来绕去总要说到它。到目前为止，她所有的规划都以高考为分界，她想考中山大学，她期待高考能彻底改变她以后的人生。
“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偶尔来住而不是应该每天都住的地方（指她家所在的村），每天干活太苦了，那条路也太难走了。”
的确，那天我们上山走回她家的时候，她弟弟正在放牛，爸爸在田里干活，爷爷奶奶在缓慢地准备晚饭。吃过晚饭，我们在天台聊天，弟弟在看电视，爸爸妈妈在阁楼里挑拣烟叶，分类。晚上所有人快入睡时，屋子后面小小的烤烟房升起了烟雾，烤一整晚的烟，爸爸要起来三四次。生活是少言而有序的，各种重复的事务一段段地统治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段时间都有事可做，无法休息。杨杨告诉我，因为我去的那天正好是镇上的赶集，前一天晚上，她在地里摘辣椒摘到快九点，“天都黑了，我还在地里！所以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幸亏我昨天摘完了，不然今天要拉你跟我一起摘！”
她很少接电话，我们的联系从来都是短信，几乎每一条她都回得很快。“我不在家接手机电话，因为爸妈很烦，看到了会问，觉得（花钱）。”因为对父母的回避，她有时会错过一些与朋友交往的“重要时刻”。“那天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很激动，打了好多个，我在家，都没接。后来我终于可以去地里了，发短信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本来是刚看完一本小说想跟我说说（感受），后来她就没说了。”
她在学校里人缘不错，大家都叫她“萍姐”，短短接触下来，我发现她的确有在交往中照顾他人的倾向。她曾经在班里担任组长，负责收作业，而班上的作业总是很难收齐，有些同学要么不交，要么就在交作业前抓一本来抄。她很反感这种行为，经常不让同学抄，时间一长，同学抄不着，作业也收不齐。后来，杨杨把组长辞了，她解释道，“我不想得罪人啊，但我又不能让他们抄。相比之下，我更不想得罪人，就辞了。”
十一点左右，我们洗漱后睡觉。我、杨杨、何丽三人睡一间房，在关着灯的房间里开始夜聊。杨杨突然叹了口气，说，“你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吧，我把我心里怎么想的都告诉你。其实我心里很自卑，我很羡慕米婧她们，成绩好，家里好，啥都会。学校里每次举办文艺晚会，我都只能当观众在下面看。”何丽插嘴道，“可是你体育很好啊！”“农村孩子嘛，几个体育不好？都会跑会跳，但是除了这个，其他都不会啊。”我不知该怎么接话，之后大家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吃完中饭，我们下山。下山比上山容易，可惜烈日当头，山路上无阴凉处可躲，到磨依蚌村的时候，头发已被晒得发烫。我和杨杨、何丽说再见，建水见，杨杨笑笑，她知道我被山路折磨得够呛，“路修好的时候，你再来吧，会修好的。”
回想这两天，还有好些可爱的细节，即使条件艰苦，心灵早熟，一个16岁少女的浪漫也很难被掩盖。杨杨热爱桃心（的形状），她的手机桌面就是一个紫色的心形。我们上山时天气很好，蓝天白云，走到一半，她突然叫起来，“哇，那里有一朵心形的云哎！”抬头一看，的确是个瘦长的心形云斜挂在天上，她掏出手机拍了一张，“今天运气太好了，我从来没看到过心形的云！”
她家很简陋，她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没有桌子，平时只能趴在床边看书写作业。我在床边发现了她的唇膏与手霜，和一句写在数学作业本扉页上的话，“LDD，我在等你。”
田野结束后的一个月，我见到了江涛，那个曾被寄予“省状元”厚望的建一风云人物，学生口口相传的“江神”。我在建水的时候，听到很多他的传说。比如因为数次全省模考都名列前茅，成绩好得令人难以相信，高考前夕，高二的学弟学妹们给高三喊楼，从“高考必胜！”喊到“江涛，状元！”，结果江神压力太大，高考考砸，去了复旦。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刚刚经过了军训，正式迈入大学第二年，逐步成熟，自信开朗的男生。我们自然地聊起建一，我随口问起他当时班上农村学生的状况。
“农村来的都很刻苦，成绩倒不一定好。”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见得少吧。我小学的时候家里就有电脑了。”
“见得少？那你上大学前去过哪些地方？”
“上大学前我去过北京和张家界。”江神的表情有点不自在，他补充道，“这个中秋节我和几个同学去了杭州，刚刚回来。”
在江涛的大学，人人网是被使用得最多的社交网络，而江涛的人人注册了三年多，一度废弃不用，大一暑假开始频繁更新，108位好友，51访问量。他没有智能手机，现在的手机只用来发短信和接电话，平时多在宿舍和冷僻的教学楼学习，这次中秋节的出行是跟高中的校友一起。以上信息虽然不能全面地衡量他在大学的融入度，但显然，江涛的大学生活还有更加丰富的可能。
杨杨比江涛小三届，他们互不认识，但杨杨视江涛为榜样。即使毕业了，“考砸去了复旦”的江涛仍然是建一的传说。从小县城到真正的大都市，江涛的现在很可能是杨杨的未来。但是，已经经历过变迁的杨杨大概会适应得比父母都在县城工作的江涛好。高二开学一个月了，她被分到一个老朋友都没有的新班级，短暂的沮丧过后，她告诉我，“我交到了新的好朋友，现在她就在我身边。”
二
阎云翔曾总结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三个特点，一是个体可以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二是公共话语中，“我们”转变成“我”；三是出现“新型社会性”，即个体间的互动，尤其是与非相关个体的互动（Yan，2012）。其实这三点综合起来说的都是个体的解放，按照西方个体化命题的三部曲来看，仍然只停留在了个体化的第一步。贝克在1992年的研究中阐述的三重个体化，解放、丧失稳定性和重新整合（或者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依然被认为是理解西方个体化命题的关键。贝克所言的个体化背景是西方社会由第一现代性转变为第二现代性，与此对应的，吉登斯提出解放政治已经完成，新的政治形式是生活方式的政治（Giddens 1991）。
解放，意味着“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在贝克看来，个体已经从阶级、家庭、性别等宏大的社会范畴中解放出来，并独立地作为再生产单位重新整合，而在“再嵌入”的过程中，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制度，如媒体、教育体系等，起到了塑造生涯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出的是严重依赖制度的个人（制度性个人主义）。（Beck 1992）
随着现代性进一步的自我激化，学界对其的关注由宏观转向微观，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在关注非主流政治问题，生态、身体、性，成为了权力运作新的焦点。同时，个体化命题里以往被忽视的主观方面也开始为人注意，“进取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交织，构建出一种新的内在自我。贝克说的制度依赖只是一方面，要在市场压力下跳脱出来还是离不开个体努力。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这场个体化转型又是以社会流动性为最大推动力的（Yan，2012）。然而，重塑自我的机会是不断消减的，年龄越大，市场的开放度越小。“进入劳动市场的条件需要教育提供”，通过教育体系向上流动无疑比从打工妹到部门经理来得容易。但教育也是有重重门槛的，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得很不充分，以至于到今天，高考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通过教育体系向上流动”既是希望，也是幻想。正如贝克所言，“作为（个体化的）结果，闸门向由制度和社会产生的风险与矛盾的主观化和个体化敞开了。”
对于进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教育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制度，是亟待完成的生涯阶段，也是自己做出决定的后果。在中国农村，教育常常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母们认为高考是一次快速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出现“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的情况。在这种个体化制度境况中，孩子们的努力和期望将会直接决定或者干预之后的生涯阶段。对他们在农村家庭的地位而言，教育的进阶与空间的流动是一次短暂的赋权，而这种权力将对他们产生多大和多持久的影响，“全靠高考一搏”。高考的分数又是与每时每刻的学习紧紧挂钩的，每次月考都可能是警钟。他们在县城读书的这三年里，未来取向是当下生活里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重要性甚至超过当下。另外，进城以后，很多农村孩子都会与家庭产生一定程度的隔离，在大部分的生活境况里他们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因此他们必须比同龄人更早地完全承担起个体生涯。然而这种与家庭的隔离和自我负责带来的并不完全是解放，有时它甚至意味着扛起了更沉重的包袱。
l 文化资本的迷思
关于农村孩子的形象，江涛的回答与我在建水听到的其他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无论是在老师还是同班同学眼中，农村来的学生就是“更勤奋刻苦一些”，但是“学习最好的还是那些县城的。”江提到的“见得少”是被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在这里，“见”可以理解为“见识”、“阅读”、“视野”等。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法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但因他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本身过于暧昧和模糊，使其变得难以准确把握，大致可以理解为“继承于家庭之中的知识、学习能力、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对未来的期望、风度和举止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国内有一些学者对文化资本作了夸张性的强调，认为其是阻碍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重大原因。但在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下，文化资本与高中生应试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其实是被严重削弱了的。以理科高考为例，七门里只有语文的作文和英语与家庭的“文化资本”会稍有关联，而理综和数学则完全是学校教什么，高考考什么，教学与考试密切结合。
其次，上文提到的某报纸总结出的县一中模式，建一大致符合。尽管建一不属于管得特别严格的高中，比如他们平时可以随意进出校门，非升旗时间不强制要求穿校服等，但他们的确“最大限度地占用学生时间”。早自习7：30开始，7：55打第一节课上课铃，一天八节课，19：30开始晚自习，走读生上到22：05，寄宿生上到22：50或23：00。所以无论家在县城（走读）还是农村（寄宿），上学期间他们每天都要在学校呆上将近15个小时，教学、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文化资本的影响甚微。
l 人际交往及支出（社会化）
到县城念书，不仅让这些农村孩子接触到了新的公共空间，而且他们交上了县城里的朋友，并很快学会了与他们交往的行为规则。现在，他们的课外时间会和朋友们去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逛街，好朋友过生日时会互送用礼品纸包好的礼物，会频繁使用QQ空间回复好友状态或转发日志等。然而，“学会”并不代表“适应”和“舒适”，从满是熟人的乡村社会走到一个更广大的陌生人更多的空间里，有时恐慌还是会布满全身，很多孩子用对过去初中生活的怀念来遮掩这种恐慌。
也有适应得非常好的人，郭秀就是其中一个。她告诉我，她在他们班上有一个九人的小团体，一半农村孩子，一半县城的，每个人在团体里都有自己的绰号。她的每一个好朋友过生日时，她都会到附近的精品店去给她们挑一份礼物，通常是杯子、玩偶或者文具等小装置。而现在从学校领取二等补助金（每年1000元）的郭秀，她每周的生活费不到100元。一个10元左右的杯子或者20元的娃娃，是她认为必须的人际交往成本。送礼物行为本身是一种认同，通过礼物的来往，她与朋友互相确认彼此的重要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区隔。它强化了“圈子”的概念，在好朋友与普通朋友之间划下界限，这条界限虽然是隐形的，但非常稳定，难以突破。正如郭秀说的，“当然不会每个人都送啦，有的人过生日我就只发个短信。”
高中生的人际交往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陪伴”。暑假时，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2：青木时代》上映。电影上映的第二天，Z要和她的表姐一起看，顺便邀请了我。Z告诉我，她昨天已经看过了，今天是是第二次。我问她为什么还要来，她答道，“表姐要我陪她看，我就来了。之前她也会陪我做什么事，那她要我陪她的时候，我当然不能拒绝啦。”来考虑成本的问题，一张电影票20元（学生价），她买了两张，请她姐看，而她上学的时候，一周的零花钱是70元，放假时还没有零花钱。
虽然没能把县城中学生们零花钱的各项支出完全地统计出来，但是已经能看到，无论是直接的生日礼物，还是平时的电话费、因为一起出去吃饭逛街而额外花出的场面上的钱，人际交往的支出是他们日常支出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消费折射出的是认同，人际交往支出的上升意味着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把友谊看成最珍视的东西之一，玩得特别好的几个人之间常常会共用一个网络头像或者采取呼应式的签名。
l 传媒（电影院和书局）与社交网络
建水县城有两家电影院，一家有3D/IMAX荧幕，电影票一张在30~40元左右，学生票打五折。电影院在建水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离建水一中步行15分钟。这两家影院的电影更新几乎完全跟上了城市里电影院上映新片的速度，也就是说，如果学生们愿意且有经济条件，他们完全可以和一线城市的观众一样，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好莱坞大片或者国内新片。然而在我调查的农村孩子群体中，只有两个人回答“会偶尔去看电影“，电影的消费纯粹是为了“去看个电影”而不是为了某部影片，显然，对于他们而言，影响更深远的大众媒介是电视和小说。
我在杨杨家住了一晚，从我到达的下午到第二天离开，电视只在所有人都睡觉的时候才关上。除了睡觉、吃饭和被父母喊去帮忙的时间，杨杨15岁的弟弟一直坐在电视前，拿着遥控器不断地切换频道。杨杨告诉我，他们平时在家看得最多的就是湖南卫视，几乎新出的每个明星弟弟都认识。
因为学习时间长，课外阅读的时间被大大压缩。班主任普老师在访谈时说，“你说读书，他们大部分人哪里是在真的读书，读的就是那几科而已，没几个人读书。”有趣的是，课外阅读的行为会发生严重的性别差异，大部分女生都会买或者借朋友的课外书来读，男生则倾向于在空闲时间出去打球或者上网。16、7岁的少女正处于对人的情感产生好奇和幻想的年纪，课业再繁重也抵挡不住她们的探索。青春和言情类小说在女生宿舍疯传，经常是一个寝室喜欢看书的女孩聚在一起买齐一套，轮流看。郭敬明是被阅读得最多的人，但这不代表他获得了最多的认可，Z说，“我都看过啊，但不能算特别喜欢”。建水一中图书馆的黑板报上有同学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夏至未至》的读后感，恰好代表着他们义务的和自愿的阅读取向。离学校最近的书店里卖得最多的杂志是《最小说》和部分推理类，严肃的时事新闻类杂志几乎没有。至于摆书的柜架上，最显眼位置的作者有郭敬明、韩寒、辛夷坞、七堇年、张爱玲等，卖得最好的书除了那些作者的之外，书名里多带了一个“恋”或“情”字。
建水一中最流行的社交网络是“建水一中吧”，其月活跃用户2万人，累计发帖67万，在版面上，能看到很多已经毕业的校友仍然会在吧里灌水或发帖。吧内的在校生也不少，他们发帖的主题多为讨论校内焦点大事（如高三月考排名）和约人进行校内活动等。除了论坛形式的贴吧外，口头传播和更私密的QQ空间状态也是校园人际传播的重要途径，比起前者来，这两者更具有针对性效率更高。比如当高一升高二的分班考试结束时，学校没有告知排名，只是张贴了新的分班名单，杨杨班上成绩最好且最有冲劲的男生S一个人被分在了9班，于是杨杨班上盛传9班就是特色班，S考进了。后来才发现，7、8班是特色班，S并没有考进。
l 性别意识与婚姻观
在县一中，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而在建水县的乡镇和农村，群体分化发生得更早。不少小孩初中读完就不再读书，出去打工或者帮家里干活了。他们一般毕业一年左右就会结婚，再过一到两年就会生娃。也就是说，到杨杨郭秀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不少初中同学的孩子都会叫爸了。对此，这些在县一中上学的孩子有强烈的抵触。
“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啊，两个人居然就要生小孩子了，这样当然不会幸福！我有个初中同学已经结婚了，听说他们现在天天吵，后来男生就出去打工了。”
“我肯定不会那么早结婚的，我觉得我要等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以后才会考虑结婚。毕竟婚姻不是儿戏。”
对比两种对待婚姻的态度，明显可以看出，“读不读高中”对“是否过早选择婚姻”有决定性影响，更高的教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在进城读书的农村孩子们看来，婚姻与“工作”、“事业稳定”直接相关，婚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感情基础上，过早结婚被视作“儿戏”。
Arianne Gaetano在2008年的研究中提出，打工妹进入城市后，择偶模式会发生变化，城市提供给了她们空间和条件去实现恋爱上的自主权。“条件”和“感觉”成为新的两大标准，其中“条件”指经济状况和社会处境（户口），在“感觉”上，她们重视“好看”、“谈得来”等浪漫因素。这种择偶模式的变迁挑战了乡村的父权制，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进城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次赋权，不论打工妹们最终有没有扎根城市，完成社会流动，比起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同龄人，她们都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反观这些进城上学的女孩子们，她们经历的不是择偶模式的“变迁”，她们在形成观念的伊始就遭遇了城乡模式的冲击并自主选择了她们更加青睐的模式。比起打工妹们，她们的“进城”发生得更加自然，也没有那么多束缚要冲破。然而早年生活经历留下的印象难以抹去，当乡村的樊篱撤去，她们更要回头挑起重担。正如郭秀说的，“我结婚之前，一定要先让家里人过得好起来，先把家庭安顿好，我才会考虑自己的小家庭。”
文中杨杨、江涛皆为化名。
参考文献：
1. 杨东平，《“超级中学”的五宗罪》，2012.
2. 王一涛，《农村教育与农民的社会流动——基于英县的个案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 等译，译文出版社，2012.
4.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5.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三联书店，1998.
5.Gaetano, Arianne M. 2008 Sexuality in diasporic spac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men negotiating gender and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Vol.15, No.6, 629-645
致谢：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写这个环节很久了，很抱歉这么破的报告还要写个致谢，可是一路受到的帮助太多了，不说明白它们的来路我寝食难安。
谢谢现已远在英国的男神大人，如果没有你，大概很难有那次大山之旅，杨杨的故事也就不会写出来。
谢谢彭蹦，一直打电话批评我却也对我实行了“不抛弃不放弃”原则，我常常害怕你觉得我太有勇无谋不自量力，幸亏你是那么慷慨机智的人。
谢谢高宁，你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没什么第一读者的特权，反倒受了好多气，对不起，你的器官们。
谢谢田野营的小伙伴们，天涯海角，星辰大海，建水烧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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