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梁不好做，犬儒也难当

近日，北大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沉简发表了《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文中说“Freedom is never free. 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骨气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并以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林昭为例。“早年的元培先生为了反抗清朝，一介书生却豁出命来组织训练暗杀团，意图刺杀清朝的官员。在后面的几十年里，他只认真理，不畏强权，在北大校长的任上曾先后八次辞职以示抗议”；“胡适一辈子敢于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专制；马寅初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批判之下拒不认错；林昭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缩，只身和反人类的罪恶斗争到底，直至被枪杀”。

        该文接着指出：“不仅民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

        脊梁不好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在一个没人敢说真话的社会，你要是敢说真话，就会被人视为是傻瓜，就连亲朋好友也会认为你傻。你要是一直坚持说真话，不但得不到亲朋好友的理解，也会被别人视为异类。这种容不得说真话的社会环境，会让你倍感孤独、孤立无援。说真话还会招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有很多人因为说真话而被关进了监狱，还有很多人因为说真话而失去了生命，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

        犬儒也难当，要受良心的折磨。每个人都有良知，如果说违背良心的话、做违背良心的事，就会很难受，内心会备受煎熬。干了缺德事，可能会让你生前风光无限，但还很难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是干了什么坏事，后人肯定会骂你，让你背负历史的骂名。我猜想曲意奉承、吮痈舐痔的郭沫若，内心肯定也有过挣扎；在报纸上鼓吹“亩产十几万斤”的钱学森，良心上肯定受到过折磨。说假话的钱学森和拍马屁的郭沫若等人，生前捞到了不少好处，但死后就注定要背负骂名。

        在公共事务中，如果不能说真话，那就坚持不说假话，这应该是做人的底线。在某些特殊年代，甚至就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发起了对胡适的批判，很多专家学者就被迫发言，对胡适进行了批判。对此胡适就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

        在某些特殊年代，坚持不说假话也很难，但到了现在这个年代，不说假话就相对容易了，当工作要求说假话时，大不了另谋高就，换一个工作也照样谋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旦离开了某个工作，就没有别的工作，很难谋生。总之，在如今这个年代，坚持不说假话不太难，难的是要在良心与利益之间做选择，如果选择坚持良心就可能会牺牲一点利益，而选择利益优先就可能要在良心上受点折磨。

        要求做脊梁，这对普通人来说，要求有点高。能做脊梁的，毕竟是少数。甘愿当犬儒，这对任何人来说，标准都太低，这等于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只要是个人，就不会甘愿当犬儒。坚持不说假话，也是自我救赎，如果不自救，就没得救了。如果甘愿当犬儒，即便生活过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