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雅号叫“九先生”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戏剧家、外交家张彭春先生诞辰130周年。张彭春是南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参与创办了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张彭春首倡召开世界卫生大会，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为联合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让我们通过 《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张彭春
“个人一贯的中心兴趣，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纪念教育家、戏剧家、外交家
张彭春诞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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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唯一的胞弟，1892年4月22日生于天津。当时父亲张久庵已经59岁，年届花甲又得一子，不禁欣喜万分，给婴儿取乳名“五九”作为纪念。后来家人把“五九”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九儿”。“九先生”的雅号即由此而来。
1904年，张伯苓和天津名儒严修创建了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张彭春成为这所学堂第一届学生，与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同班。
当时南开是四年制学校。张彭春1908年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10年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生考试。全国有四百多名学生应考，最后录取72人，他以第十名成绩考中，与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赴美留学。
张彭春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经常到百老汇观赏经典剧目。他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自称正是由于易卜生，使他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5年，张彭春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工作了一年。回天津后，他被南开学校委任为专门部主任。
此时的张彭春风华正茂，风度翩翩。大家叫他“九先生”，年长者和熟人直呼他“张九”。当时南开的新剧（话剧）活动正蓬勃开展，每逢节日都要演戏，成了学校的传统。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已名声在外，立即被推选为南开新剧团副团长。他上任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将新剧活动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导演制度，九先生将西方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剧团。
与此同时，张彭春提出创办大学的建议，这与严修、张伯苓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提出办大学的目标，他说：“将来意想之标的，使南开大学生，纵不能发明新理为世界学问之先导，亦决不瞠乎欧美开流之大后，而必与之并驾齐驱。”实际上设定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19年，他担任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南开大学计划书》，被张伯苓称作“南开大学的计划人”。
张彭春不仅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倡议人，重庆南开中学的建成也得益于他。1936年华北局势危急，张伯苓想到学校应在后方有个回旋的余地。他同弟弟商量，张彭春提出最好在西南一带建立南开分校。张伯苓接受了这一建议，很快就在重庆郊区创办南开分校，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1937年，南开系列学校校舍遭日军炸毁，大学部根据政府指示南下长沙，与清华、北大组成临时大学。中学部部分师生辗转来到重庆，大家对张校长、九先生当年创办分校的远见卓识，又是钦佩，又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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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赴美进修与考察，临行前将校长一职委托给张彭春代理，鼓励他说：“你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只管大胆去干，干坏了还有我呢，等我回来还可以重新再干。”
似乎是命运向这位年仅25岁的代理校长作出挑战，张彭春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天津南运河突然决口。9月22日下午，校园内警钟狂鸣，学生们马上到大礼堂集合。张彭春向全校师生员工报告了水情，并提出一旦发生险情准备采取的措施：
“今天发生的事实属意外。而遇到这种意外事，首先必须镇定，若一慌张，秩序紊乱，将不可收拾……怕今夜会出事，诸位同学回宿舍可整理一下自己的重要物品，今晚仍按时就寝。倘若水进校内，将敲一种特别的钟，钟声三下相连，大家马上起床收拾；再听到二声相连的钟声，立即携带物品到大礼堂来。这里地基牢固，并高出地面五、六尺。来到后再听指挥行动……”
由于南开地势低洼，一夜之间洪水涌进校园，水深一米多，情况十分危险。在张彭春的亲自指挥下，教职员工首先将全体学生紧急转移到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学界俱乐部等地。几天后，借到河北政法学校校舍，全校师生迁入。10月3日在开学式上，张彭春做了即席演说：
“对学生来说，精神比校舍更为重要。我们师生的精神永存，在哪里都可以大有作为，怎能因为校舍被淹，就妨碍我们的学业？ ……这次水灾死伤者不少，而我们能从洪水中平安脱险，这也是天意。为了民族的安乐和国家的康宁，为使祖国大地不再发生水灾，人民不再遭受苦难，难道这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仼吗？！”
学生们听到校长这番鼓舞人心的讲话，精神立即大大振作起来。
在灾难面前，南开一切井然有序，没有停课。张彭春不止一次勉励学生，并着重把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章，向学生们反复讲解，要求他们熟读硬背，身体力行。
经张彭春与市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建坝抽水，终将校舍保住。转年7月，全体师生重返校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学生们欢天喜地去参加全市的庆祝胜利大游行。游行完毕，当他们回到学校，张九校长（学生背后这样称他）在大操场上发表讲话，分析了当前世界形势，并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将在远东，让大家要提高警惕。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在下面议论纷纷，认为张九校长分析精辟，有远见……若干年后，事实证明九先生的预言成为现实。当年的老同学相聚时，回忆起九先生的讲话，一致称赞他不但在戏剧上很有造诣，政治判断力也相当高明。
张伯苓于1918年12月回国。张彭春向哥哥做了汇报，并将校长一职交回。张伯苓对他这一年的工作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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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大学的教学要求，张伯苓资助弟弟出国深造。1919年，张彭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
1923年张彭春回国，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在哲学教育系执教，兼任中学部代理主任。课余，他依然为南开新剧团倾注心血，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契诃夫的《求婚》等世界名剧搬上南开舞台。
排演《国民公敌》时，张彭春忽然接到直隶督办、奉系军阀褚玉璞发来的禁演令。此人土匪出身，野蛮愚昧。他听说南开排演了一个姓易的人所写叫《国民公敌》的戏，一口咬定这剧是攻击他的。大家看到这纸命令，觉得既可气又好笑，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停排。而九先生却不甘心就此罢休。转年3月是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他渴望演出此剧，以纪念这位近代戏剧之父。经过一番思考，他将剧名改为《刚愎的医生》，戏就顺顺当当演出了。九先生同他的哥哥一样，绝顶聪明，足智多谋。
张彭春任中学部主任时，一天下午，通知全体学生到大礼堂。学生们见九先生手拿一张唱片，讲台上放着一个留声机，大家猜不透今天要开什么会。当全体学生坐好后，九先生说：“今天请大家来听一支歌，歌名叫《伏尔加船夫曲》，是由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演唱的。”随后简略介绍了船夫们唱歌时的自然背景，把学生们带到歌曲的境界里。这时全场鸦雀无声，留声机开动了，歌声由远而近，听众仿佛看见伏尔加河，载着沉重货物的船只和那些步履艰难的纤夫。纤夫们唱着悲壮的歌来了，来到人们面前，然后又拖着货船吃力地走了，渐渐远去。他们的歌声也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完全听不见了。唱片播放完毕，九先生宣布散会。可是许多学生没有动，他们还痴痴地陶醉在夏里亚宾的歌声里呢。
1931年英国文学系成立，张彭春应年轻系主仼柳无忌聘请，讲授他最拿手的“西洋戏剧”。他的英语地道而流畅，并对易卜生、莫里哀等大师有深入、独到的研究，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学生们听得入迷，甚至不愿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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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张彭春曾协助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取得极大成功。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梅兰芳以国宾身份赴苏演出，梅兰芳再次聘请张彭春为梅剧团顾问兼总导演。梅剧团里有个武生，觉得张彭春是搞话剧的，对让他来当京剧导演有点不服气，排戏时故意“泡”。张彭春耐心地一遍一遍教。最后那个演员心悦诚服，说：“敢情张先生还真有两下子！”
别人笑道：“你这才知道，连梅大爷都得听他的！”
梅兰芳剧团抵达莫斯科前，苏联政府已成立了一个由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组成的“梅兰芳招待委员会”。当梅兰芳率剧团来到莫斯科时，爱森斯坦指挥着摄影师们，拍摄了车站上苏联人民热烈欢迎梅兰芳一行的纪录片。
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为期三周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中国京剧艺术征服了广大苏联观众，演出盛况不亚于梅剧团1930年在美国。
当时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因反纳粹政权而流亡苏联，正在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是三个不同艺术流派的代表，被称之为“世界三大演剧体系”。可用我国著名导演黄佐临的话来概括三大演剧体系的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舞台上的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
三大演剧体系代表人物的聚会，成了近代戏剧史上的盛事。张彭春能同艺术大师们荟萃一堂，感到非常幸运。
苏联之行，使张彭春的艺术观有了很大提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梅耶荷德的艺术观点，在当时被苏联官方视为两种相对立的流派，被分别冠以“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张彭春不受权威观点的影响，既吸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视内心体验的精华，又重视梅耶荷德注重形体训练的经验，并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特色，追求神似而不满足于形似。总之，他从不拘泥于一家，而是广采博闻，兼容并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导演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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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应政府聘任，赴欧美等国争取外援。194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和智利大使。1946年，张彭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夫人当选起草委员会主席，张彭春当选唯一的副主席，与罗斯福夫人共同主持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委员会由18个不同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的成员所组成。在《宣言》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张彭春能成功地调解争端，化解矛盾。在起草一次次陷于僵局时，是他用中国文化理念解决了《宣言》起草中的许多难题。最终，张彭春发挥关键作用，制订出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深得罗斯福夫人的赞赏：“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着自己的主张……他说，《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秘书处不妨花几个月工夫研究一下儒家的主要学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这份历史性文件。《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人类的人权事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张彭春由于健康原因，1952年6月辞去在联合国的所有职务。1957年7月19日，张彭春因心脏病突发，几小时后溘然长逝。一代才子65岁谢世，显然过早，令人深感痛惜。他曾经的同事、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在日记中写道：“张彭春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些过人的天赋外，他还展现了外交才能。相比于那些随波逐流者，张彭春是一位伟人。”
张彭春被誉为杰出的中国人权活动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一生的业绩在国内曾一度被埋没。2017年6月8日，张彭春全身雕像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揭幕，以纪念这位人权活动家。当莘莘学子得知张彭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十分敬佩，也无比自豪。
早年，张彭春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也有时研究戏剧。表面看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张彭春对自己的一生总结得恰到好处。他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他通过教育、戏剧和外交等多种活动，奉献出毕生的精力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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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2022年4月20日第7版
作者：龙飞
编辑：张睿佳 乔仁铭
审校：李娜 付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