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衔重建中国社会学，创立“文化自觉论”
费孝通（1910-2005）
编者按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领衔重建的南开社会学，被誉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摇篮”。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先生与南开渊源颇深。改革开放之初，在费孝通的领衔下，南开大学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举办了著名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南开班”）、研究生班，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曾一度，国内半数以上社会学系主任都是从南开社会学走出），在推动中国社会学“五脏六腑”基础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
由费孝通先生指导编撰的第一本《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作为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社会学通用教材，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架构，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南开大学教授杨心恒作为编写组主要成员和联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杨心恒教授主编了南开版本的《社会学概论》（1986年），该教材经彭华民教授、关信平教授等不断完善再版，至今仍为国内广泛采用。
费孝通1938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其早年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晚年的费孝通先生，反思中西文化、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创立了著名的“文化自觉”论，倡导建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人类文化体系，以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
恰值费孝通先生诞辰113周年，“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栏目推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杨心恒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豪兴教授联合撰写的《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探源》（载于2010年12月3日《南开大学报》），以飨读者，亦资纪念。
费孝通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探源
杨心恒 刘豪兴
人类学和社会学一代宗师、思想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创立了文化自觉论。其要义是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对异族文化要主动适应，吸收其合理元素为我所用，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化自觉的终极目的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文化自觉论的创立，不仅是费老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而且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共同要求。费老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反思中西文化冲突，世界各民族各教派之间的文化冲突，察觉人类与自然界的不和谐，于是不顾年迈体衰，几近于奔走呼号，呼吁人类要有文化自觉。值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学习和探讨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论”的源流，犹觉费老思想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非常重要。
资料图片：费孝通先生（居中者）与杨心恒教授（右）、刘豪兴教授（左）的合影
什么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老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时间是1997年1月。他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北大校长和中国文化》，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讲起，讲到了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很受感动。同时也想到了北京大学当前的定位问题。怎样去认识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看来到这时候北大又要再开创一代学术的新风气了……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4个字来表达。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
费孝通先生与南开社会学系1982级研究生合影
1999年，费老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又写道：“当前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这些反应提出了这样的迫切要求，即人们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个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就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的要求。”
学习了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论，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文化自觉是一种文化哲学理论。文化自觉论中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也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有文化自觉，责无旁贷，自不待言，自然科学也必须有文化自觉，比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农学、环境科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除了纯理论研究之外，凡应用研究，都应当思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社会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如农业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饲养家禽和其他食用动物使用催生激素，还有转基因、克隆术等，这些自然科学发明出来的东西广泛应用，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不应当反思吗？所以说，文化自觉也适用于自然科学。
二、文化自觉的要义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源和意义，知道它的精华和糟粕、长处和短处。在农耕社会，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文化模式里，祖祖辈辈都这样生活，没有外来文化冲击，人们不会去想自己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没有文化自觉的要求。到了当今社会，各种文化都来碰头，各种生活式样都展现在人们面前，必然引起人们心态的各种反应，这时就必须有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必须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才能主动地适应人类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大趋势，才能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以我为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的文化更加适合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没有文化自觉就会处处被动。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完成了“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到信息社会，只用了30年。巨变的社会，就更加需要文化自觉了。
三、文化自觉是对人类的要求，是对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要求，并不是专对中国人的要求，更不是对每个人的要求。费老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人类的共同问题。”换言之，文化自觉是人类应有的品格，是世界各民族应有的品格，更是知识分子应具备的学术素养。这种品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就个人而言，有人能有文化自觉，而有些人由于权力和利益的羁绊，到死都不会有文化自觉，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个人不自觉不会阻止社会发展，因为作为生物的个人总是要死的，然而人类不能死，民族不能死，文化不能死，因此人类必须有文化自觉。而人类是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所以文化自觉是要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来实行的，尤其是要由各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来启发。费老也是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要求北京大学要带头开创学术新风气。他说：“在中国开创学术新风气，北大一直是带头的，‘五四’时代北大出了个蔡元培。北大和清华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中，理应出现一个相应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认识文化的自觉行动。我感觉到这个风气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正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酝酿和展开。”
四、“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老这段话包括了文化反思、文化采借与文化整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就要进行文化反思，发现问题，产生“问题意识”。哲学家汤一介在讲到费老的文化自觉时说：“在新世纪，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际，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自己的社会遇到的问题必定是和当前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相联系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个‘问题意识’，看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哪些重大问题，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文化自觉’。”
五、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民族、民族与民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建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人类文化体系，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文化自觉的终极目的是要达到人类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2002年费孝通教授参加社会学专业班毕业20年纪念活动
费孝通为什么提出文化自觉
费老的前半生，用他从马林诺斯基那里学来的文化功能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开始于《江村经济》，终结于《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跨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文野之别”，《生育制度》则把文化功能论发挥到极致，《乡土中国》承袭《生育制度》的功能论，创立了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费老的前半生是把功能论付诸实践的，他看到文化要素对生物个人的制约，看到了人的社会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忽视了个人对文化的作用。早在1946年当他拿着《生育制度》书稿请教他的老师潘光旦时，潘先生指出他忽视了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后来费老在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说当时对潘先生的批评“没有会通”。什么时候开始会通的呢？说来耐人寻味，是他最受文化压制的时候。“文革”时期，扭曲了的中国文化给费老的定位是“牛鬼蛇神”。但是费老内心存在着一个与社会文化规定对立的“自我”。一向注重文化功能对个人行为规定的费老，这时发现了个人对文化功能的反作用，发现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也是一个实体，这时，费老学术思想开始转变，逐渐从功能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为他后来通过学术反思提出文化自觉作了理论视角准备。
到了80岁前后，费老除了作社会调查外，开始作学术反思。1987年他对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说：“我将通过我的头脑留下一些东西给后来的人们，那就是文化。”1997年费老又说：“最近几年，我在外地跑得少了些，原因不尽是由于年老体衰，而是因为我打算用这最后的一段生命，把自己一生中已经写下的东西多看看，结结账，写一套反思性的文章。”
费孝通先生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题写的系名
费孝通进行了哪些反思
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费老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区考察，发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存和文化受到了威胁。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森林中，以狩猎和养鹿为生，现在森林遭到砍伐，日渐衰败，这个少数民族将如何生存下去？20世纪90年代末，他又考察了黑龙江省北部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发现同样的问题。于是费老想到，中国有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只有在文化转型上求出路。文化转型就是要面对环境的变化，发挥自己民族文化原有的特长，适应自然与社会发展，寻求新的生存方式。
不仅少数民族需要文化转型，整个中华民族在当前世界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进步的形势下，也要有文化自觉，也要实行社会转型。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如果没有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来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也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只是对当时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扩大，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上，还缺乏自觉，因此踌躇徘徊。在这些方面必须有文化自觉，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更自觉地建设好和谐社会。
不仅中国要有文化自觉，发达国家也要有文化自觉，尤其是对世界事务负有更多责任的美国，更应该有文化自觉。2001年在美国纽约发生了“911”恐怖事件，造成几千人死亡和世贸大厦倒塌。恐怖分子滥杀无辜是对人类的犯罪，理应打击。但是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目的是摧毁基地组织，逮捕拉登。紧接着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目的是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结果基地组织没有被摧毁，在伊拉克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动战争的理由是虚假的。美国不应当反思吗？费老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
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要有文化自觉，整个人类也要有文化自觉。当前人类社会的科技与经济加速度地发展，也就是加速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改变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生存环境。全球气候变暖是人们感觉到的，还有没感觉到的是人们昼夜生活在不同频率密集的电磁波中。这些东西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人去认真反思。
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反思。费老在反思与论述文化自觉时，多处谈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文化自觉促进社会发展。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进入封建社会，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500年左右。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不同，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农业经济也比较发达。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较之欧洲中世纪的长处，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更长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包袱，因为历代君王因此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没有文化自觉。清朝乾隆皇帝在位60年，世界发生了3件大事：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建国、法国大革命。对此，乾隆皇帝无知无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他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通商使臣时说：“天朝统驭万国，抚有四海，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适足见其浑浑噩噩，还没有文化自觉。他死后45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开放，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最初表现为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这还谈不上文化自觉。因为他们只是办洋务，仿照西方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造枪炮等，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化是拒绝的。张之洞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可见洋务派是反对封建政治体制改革的。
与洋务运动相比，由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确实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自觉。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把西学与中学对立起来，是以中学为主体吸收西学；第二，他们的变法，主张改变政体，提出君主立宪，与洋务派只吸收西方器物文化不同。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发起戊戌变法的人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志同道合，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主动应对世界变化，以我为主，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元素，改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后世有启蒙作用。
“五四”运动亦称爱国民主运动。我们认为它是由爱国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爱国，运动的声势不会那么浩大；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会那么深远。“五四”运动的思想来源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个刊物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2年7月终刊，前后7年间，在上海、北京、广州共出版9卷54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除鲁迅和周作人外，其他人还都做过轮流主编。从作者和主编的人员组成上看，《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观点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对立的。比如李大钊1918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陈独秀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者革命与劳动专政，反对胡适和张东荪的不谈政治与无政府主义。鲁迅抨击封建军阀与封建制度，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周作人则发表他的适闲文学。这么多不同观点的文章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真是做到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尤其应当看到这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发生的一场小的百家争鸣，这很值得当今中国人欣赏和学习。“五四”运动的缺点是把西学与中学对立起来，这是非理性的。
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反思。1990年费老在日本参加“东亚社会学研究讨论会”时，题写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4年8月，费老因病住院治疗，但他还是给“北京论坛”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的心愿。要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各美其美，首先要知道本民族文化美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思想到行为式样，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一一列举，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就中华民族而言，精神文化主要来源于儒、道、佛3家。儒家孔子讲“仁”，孟子讲“义”，道家老子和庄子讲“无为”（顺应自然），佛讲“慈悲”。这3家的主旨各有侧重，和而不同，并无矛盾。仁义、慈悲、顺乎天理人性的思想流传几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做人要做有仁义的人；对人要以慈悲为怀，同情弱者；做事不能违反自然法则，这些都是中国人行为的准则，也是中国文化的美好之处，没有人敢说它不好。所以我们要赞赏它，实践它，这就是中国人美自己文化之美。
西方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后形成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宣布人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们很欣赏自己的这种文化价值观，认为别的民族也应当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能不能“普世”，这取决于其他各民族是否接受和怎样接受。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每个民族都不能像推销商品那样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是什么呢？费老说：“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他又说：“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古代诸子百家的东西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知识之一，不能忽视，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孝通全集》
程朱理学继承发扬了诸子百家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主张天和人是一体的，又是互相感应的。天是指宇宙自然，人是人类。宇宙自然的运行包括人类在内，人类的活动要遵从宇宙自然规律，不能违反它。宇宙自然的运行准则就是“平衡”二字。要实现平衡，就需要释放影响平衡的过多的能量，补充不足。地球上发生的地震、洪水、飓风、火山爆发和太阳黑子等自然现象，对人类来说是灾害，对地球、大气和太阳来说是释放积聚过多破坏平衡的能量，以保持自身的平衡运转。人类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无可避免地要遵守“天”的运行规律。毛泽东诗曰：“坐地日行八万里”，不“行”也得“行”，因为人类不能阻止地球旋转。“天”的运行规则是平衡，天人合一，所以人的心理行为也要遵守平衡原则，这个平衡原则在人身上就表现为中庸之道。人有喜怒哀乐等情欲，未发出来时，要自我控制，这叫守中。发出来时，要有节制，这叫和平。人做到了“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由天人合一衍生而来的中庸之道，能使人不断反思其行为，达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论已被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它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谓美轮美奂。然而由于利益所限，人类实现文化自觉还要走很长的路，凡我仁人志士，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锲而不舍，上下而求索，求其逐步实现。
NANKAI UNIVERSITY
往期回顾：
文章来源：《南开大学报》
整理：韦承金
编辑：王皓程 宗琪琪
审核：吴军辉 阿依古丽 刘喆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