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连载 上】从读经推广到文礼书院——专访王财贵教授

馆长随记：无论我们是从哪天的电视、广播里了解到的读经教育，还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张艺谋导演的读诵经典表演，也无论我们是从山东的万人读诵《论语》的新闻，还是我们从《南方周末》上了解到的深圳梧桐山私塾村的经典背诵，总之，近20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回归我们的生活。

       然而，这些文化和教育现象的出现我们似乎真的无法绕过一个人，那就是全球儿童读经教育的倡导者——台湾王财贵教授。这20多年以来，王教授做过上千场的关于读经教育的演讲，出版过一系列的基础教育理论书籍和经典阅读教材。这些持续的努力，使大陆、台湾乃至全球华人圈的读经教育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这期间，有大量对王财贵教授诚意感恩的读经受益者，也有只见皮毛只闻其声不解其实的“深识者”的看法，也有以为仅仅背经就是读经教育的全部的盲目跟风者。可是，这股热潮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王教授的初起愿心是什么？读经教育仅仅是背经那么简单吗？在方法论上的经验是什么？其中在历史、文化、教育上的意义又何在？以上的一系列问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了解和学习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内心相戚者会有共同的关注、共同的目标。
        今年1月25日，我有幸陪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在王财贵教授的家里，就他这些年来推广、践行的读经教育的历程和时下的努力，做了两个小时的专访。现分期呈现，以飨读者。 

王财贵教授书法

时间：2017年1月21日

地点：台北

受访人：王财贵教授（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倡者），以下简称王。

采访人：杜保瑞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杜。

杜：我现在是在王财贵老师的家中来跟他拜个早年！实际上，王老师昨天夜里才从大陆回到台北，今天刚好有一个机缘，北京崇贤馆的李克先生邀请我们台北的一些教授聚餐，还有吴展良和林安梧，饭后，王老师请我们到家里一起坐坐。王老师目前在浙江温州泰顺县创办了一家千年书院。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老师的读经运动在大陆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受到大家非常多的谈论。很难得，今天我和王老师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又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所以，我想对王老师的读经教育做个访谈。首先，我先请王老师谈一下，这个千年书院的规划，以及背后支撑的哲学思想。访谈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再请王老师谈谈读经事业的规模、影响，以及他新近的反思。好，王老师您请开始。

杜保瑞教授在采访王财贵教授，左一站立拍摄者为崇贤馆李克

王：先跟各位看视频的网友问个好，拜个早年！所谓的千年书院，是还没有命名之前这么叫的，后来拟定一个名字，叫“文礼书院”。“文礼”两个字，典出《论语》。《论语》重复的章节也有，但是不多，叫作“重出”。文礼这个观念，不是重出，而是在两个地方都同样提到，一个是孔子自己说，一个是颜渊说孔子。孔子自己说的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后来颜渊谈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时，总结了夫子所用的教学方式，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博学于文”就是广博地学习，“约之以礼”就是统摄为一以贯之之道。说博文约礼，便“可以弗畔矣夫”，一个人的人格与学问，既要“博学于文”，也要“约之以礼”，才可以不偏离不扭曲。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表示“博文约礼”就是夫子之道，就是夫子的教育理想。文礼书院的“文礼”二字，就取此意，理想颇高，意在以儒家的“道”为书院的理想。

书院的传统，起源甚早，本来是藏书读书的地方，渐渐成为学者讲学论道的教育机构，是唐宋以来，民间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近一百年，书院逐渐没落，到了最近又有了复兴的趋势。当今天下书院林立，我将其分成四个类型：第一类，古书院的重修再建，成为旅游的景点；第二类是新建的书院，大部分是用来做短期的文化讲座或举办不定期的学术交流；第三类是私塾学堂，他们因为有高远的理想，所以也号称书院；第四类，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是完全依照古人理想，让天下的学者聚集一起讲学论道。

杜保瑞教授在直播对王财贵教授的采访

而我现在所办的文礼书院，又不同于以上四种，基本理想是一样的，希望是能提供讲学论道的地方。但是，中华文化经过这一百年的摧残，所谓能讲学论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有学问的人，大多有自己的工作，想聚在一起，很难。我在二十几年前推广读经，是希望能够打下一个文化传承的基础。我认为文化要传承，首先必须读经，然后是解经，博览，成学。既然儿童读经的风气渐渐展开来了，这些读经的孩子长大了，到了青年阶段，虽然扎下了了文化传承的基础，但说到“讲学论道”的能力还很不够，必须有地方进行第二度的培养。这个中间阶段，就是文礼书院所要承担的责任。这也就是文礼书院既不同于古代书院，又与现代其他书院不同的地方，这里是真正有学生在此读书，而主体大多是青年。书院本来就不同于体制学校，目前的学校教育并不以传道为主，而是以教授知识为主，我们的体制学校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西方的学校教育很明确地自我定位，说“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以知识教学为核心”；更明确一点说，学校是职业训练所，大学是高级职业训练所，读大学是为了找到职业，养家糊口。

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这种传统的教育精神，在当今世界的大学里已经很薄弱了，但自古以来的书院却是以“传道”为主，“授业”也是授“为道”的业，“解惑”是解“悟道”的惑。文礼书院秉承的就是这种精神。而“传道”必须有可资传道的根基，所以我希望书院的学生先有一些基础，什么基础呢？一是年龄在十三岁以上，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二是能够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以上，其中二十万字中文，十万字外文。外文不限种类，现在大部分的学生背诵的是英文，将来我希望有别的语言，如德文、法文，日文也可以，乃至于古希腊文、拉丁文，都可以。三十万字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一部《论语》，一万五千字，加上《大学》、《中庸》，两万五千字，合为一本。而二十万字的中文，大概就要十本这样份量的书。英文要有十万字，也都是经典。背诵的标准不是说了上句能接下句，而是整本书，从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背诵到《中庸》，再到《论语》全文，一字不漏，这样叫“包本”，要录像存证，作为入学申请的必要资格。申请的年龄在十三岁以上，没有上限，但一般来说，超过二十岁的人比较少，因为年纪大了才开始背书，就相当难了。

王财贵教授家中悬挂恩师牟宗三先生题字

文礼书院最大的意义，我设定为“培养融贯古今汇通中西的人才”。所谓“融贯古今汇通中西”，这些学生所立基的经典，虽然大部份是古书，有人认为古书就是过时的，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是因为成书年代的古老而古老，它是智慧的结晶，它是不依时代的，它是开放的，是永恒的。而且我所推广的读经教育，所读的经典，不只是中国的，也包括西方的经典。如果要学外文，先背诵了像莎士比亚、柏拉图这样一些名著，或者《新约》、《旧约》等十万字的经典，打下基础，不仅奠定了高度语文能力的基础，也是将来对西方思想源头深刻领悟的基础。所以书院学生入学的时候，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潜力，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在“愤”之前有这个基础，并能好好开发，就会启发出源头活水。那源头活水一涌现出来，古今融贯是可能的，中西汇通也是指日可待的。在我的认知里面，教育是让学生自我实现人性潜能的工程。人性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所有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有它特殊的发展。现在如果是所谓的国际化时代，地球村时代，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有国际化的眼光，都应该有地球村的心量，也就是都应该有人类整体文化的认识，为人类整体文化而奋斗的怀抱。这种眼光心量与怀抱，通过经典的熏陶，是最直捷的路，因为经典就是智慧的渊薮。

我认为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不只是要继承中华民族儒道两家这一主流，我们还要去继承佛家，所谓的“儒释道”三家，也不仅是儒释道三家这一东方文化的传统，我们还要去继承古希腊、古希伯来的哲学、宗教，乃至近代化的科学传统。凡是人类文化的成就，都出于共同的理性，都是普遍的信念。所以中国人，中华民族子孙，如果能够体会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导，以这种文化态度为人、为学，那么在现代讲中华文化复兴，就不只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复兴，而是全人类文化的复兴，这是我定义中华文化复兴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文礼书院的开设，最近程的目标是为了在三五十年之后，有人能承担起人类文化融合、铸成新一代文化传统的责任，并且能够让此文化传播到中华大地，传播到全世界。所以这个书院，不只是中国学生可以来，外国学生也可以来，这些学生不只要做中国的学问，也要做外国的学问，从解经到博览，进一步深思成学，都要有本有源，才不会虚晃一招。

崇贤馆李克与台湾友人冯国涛先生在王教授高足刘子萑先生的后谦书院交流

要有本源，最重要的还是从小读经背经，养成一个功底，才好培养。有人说我们书院入门的门坎很高，背诵三十万字比考清华北大还难，有人认为那是天才。其实，教育的最大意义，并不一定要遗传好、天赋高的孩子才能培养，而是只要遵照教育的道理，给了正当的教育，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天才”。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的小提琴家铃木镇一就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天才，人类都一样从胎儿开始，所有胎儿的基础是一样的，他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不障碍他，他就能长成天才，如果不成天才，那是很特别的。一般人认为铃木先生讲了相反的话，因为大家认为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庸才，天才才是特别的；铃木先生解释说：本来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但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变成了庸才呢，因为天才的孩子如果被庸俗的父母用庸俗的手段教上几年，就变成庸才了。所以，庸才是教育造成的！我有时会加上一句不客气的话，说：如果父母还没有把孩子教成庸才，那是因为一个具有无限潜能的孩子生到这个世界，要让他成为庸才，是不容易的。但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去学校，被老师再教几年，就必定成为庸才了。依铃木先生的意思，现在的教育都是庸才的教育。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少有父母、老师把孩子看成天才的，父母跟老师老早都把孩子看成庸才，所以就用庸才的方式教他。比如说一个小学生——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版本的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第一课叫作“一、二、三，木头人”，用这种方式，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增高，到六年级，人生中这六年非常重要的语言文化人格发展时期，做父母和老师的，就净教他这些“庸俗不堪”的、犹如白痴的东西，教这些大家都知道那是一辈子没用的学问，教了六年，他的性格定了，他的理想定了，他的聪明也定了，就成了庸才了。这庸才的孩子长大到了大学——杜教授您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台湾最高、最有名的大学的教授，你认为你的大学学生好教吗？能够轻易把他培养成人才吗？他们有高远的理想，他们有自发的愤悱之情吗？如果没有，大学教授是很辛苦的。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年中的佼佼者，没有愤悱之情呢？本来年轻人是很容易有愤悱之情，有理想和憧憬的。如果没有，我想，问题不在大学教授那里，而是在中学老师那里，而中学老师也无奈啊，因为问题其实在小学老师那里。那么，十三岁之前是那么重要的教育阶段，居然没有给孩子有意义的基础教育。所以我这个书院一定要收有基础的孩子来培养，如果没有深厚的根基，是培养不起来的。所以我才定了这个背诵三十万字的门坎。虽然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能培养成融贯古今汇通东西的文化大才，但志气总应是如此。其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就是想要培养圣贤。现代社会，一般的教学场所，即便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牛津或者哈佛，其实他们也不敢说他们志在培养圣贤，因为他们培养的是社会精英。精英聪明有才，但常浮在社会的表面，容易看风转舵，而圣贤则是为道而生的，圣贤的志愿是永恒的，一念万年的。所以我们的书院不培养精英，我想要培养的是圣贤，即便培养圣贤不成，他放出去也是精英，且是有理想的精英，这有理想的精英，古人叫作“豪杰”。所以我们培养的是圣贤、豪杰、君子这样的人物，而不培养混口饭吃或是混得很好的精英，这是我办书院的理想。而整个世界既然是国际化的，既然是地球村，人类的智慧必定要融通。这个融通靠谁呢，假如没有高远的理想，没有深厚的学问，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将来能够担负起人类这一代的任务，这个大时代的任务。（待续）

PS：本次采访内容较丰富，将分成几期陆续推出。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读经” “私塾”以及“教育”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崇贤馆馆主李克也会挑选典型问题从亲历者见证者视角参与讨论并下期推出，欢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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