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向“性向扭转治疗”的三块广告牌
1969年6月27日的石墙运动,让同性恋冲出柜门,让同性恋的权益得到举世的重视。
而50年后的今天,还有不少人为了自己或身边人是同性恋而苦恼;还有不少人在被努力“掰直”;还有不少人在实践着性向扭转治疗。
2019年初开始,有几位艺术行动者做了这些事:
他们启动了一个名为“恋人”的艺术项目,开着写有三句红底黑字的“广告牌”货车:
图源/微博
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
《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
19年了,为什么?
他们暗访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性向扭转治疗机构。
(截止2019年6月19日,“恋人”走过5个城市,核查9家医疗机构)
图源/公众号“剧照”
自称同性恋,接受问诊:
可看见墙壁上方挂的锦旗
图源/郑宏彬
他们还将向当地卫生健康委员会举报那些仍在做性取向“扭转治疗”的机构,请求依法查处其违法违规行为。
图源/Tiger律师
怀着满腹的好奇心,我们跟该项目的策划人坐下来聊了4个小时。
太长不看版
❖ “三块广告牌”,作为一枚跳跃在现实和艺术之间的符号,指向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社会。
❖ “同性恋”在医学上早已经去病化。然而,同性恋的先天/后天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这两种观点都会形成支持和反对的立场。
❖ 什么是好的或坏的性,是由不同文化来确定的。这种文化形成了权力规范,然而,权力是相对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也是交叉的。在极端的二元范畴中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体,没有人能够永远位于掌权者的地位。
❖ 同性恋是一种身份政治,酷儿更是大胆质疑现存的性别规范,拥抱着所有“边缘”的群体。
6.27-6.28是属于性少数的纪念日,在这样值得自豪的时刻,莓辣亦想听听大家的彩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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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电击、化学用药、心理辅导
10-15天彻底治好
Q:“是真的有接受过这种治疗然后受到比较大的伤害的案例吗?”
武老白:“对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比物理上的伤害更严重。
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朋友,在高一的时候被他的父母发现是同志,然后就被送到一家(机构)。他在那里接受了一个心理疏导,接着主要是胳膊上的轻微电击。
心理疏导就是找他的童年阴影和创伤,这是心理医生他惯用的一些伎俩。(他们认为)这种创伤是导致他变成同性恋的一个原因。
然后也会有一些药物疗法。电击是轻微电击,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但也是挺痛的。(医生)会给他看一些男男的(视频)......”
Q:“厌恶疗法?”
武老白:“对,厌恶疗法。还有就是用药物催吐,还有一些说拿小皮筋来弹,等他有了生理反应的时候就会被电一下。
对他最难接受的可能是心理疏导的一个多月。他说那之后不能跟人长时间地面对面交流,也不会再相信心理医生。他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多都是长时间的停顿。
这让我觉得,或许治疗反而是给他造成另一种新的创伤。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他对性取向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医生就一直告诉他:你的性取向是错误的,你要去改正。
如果改不了怎么办——他自己也会很恐慌——万一通过这么多治疗都还改正不了怎么办?”
图源/《被抹去的男孩》
武老白:“之前我们都是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的采访。后来去到现场让我感到更加匪夷所思了。”
Q:“他们在电话或者网络上会说一定要治吗?”
武老白:“也不是说一定要治,而是‘可以治好’。有些比较保守的就会说后天的就可以治,先天的就比较难治。
当时南京仁康跟我们说:‘10到15天就能给你彻底治疗成功,性向就彻底改变。’”
Q:“15天吃完的话,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武老白:“几万块都已经算是比较低了,但是很多人来去治的,家长买单。
(医生)会说要有自愿原则,但是所谓的自愿原则都很微妙。”
医生:“治疗是为了调节这些指标使其变正常”
图源/武老白
武老白:“而且,一个治疗同性恋的医生他居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直男……”
先天本质、后天建构
医学说了“不是病”
Q:“我听过一种说法——有很多人会说不要告诉青少年有别的性取向,不要让他们接受多元性向的概念,认为青少年现在想法不稳定,(了解了这些之后)有可能被成为同性恋。对此您怎么想?”
武老白:“被成为同性恋?我觉得很荒谬。
同志群体他一直在异性恋的这种社会形态里生活,但他为什么还是成为了同性恋?
我们一直所接受的教育也都是关于异性恋的。在我们始终强调异性父母、一男一女这样的家庭框架下,他们还是变成了异性恋。为什么说他们就没变成同性恋?”
图源/《阿黛尔的生活》
武老白:“我想表达的很简单:反抗扭转治疗。把扭转治疗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
19年了,为什么?已经去病化19年,为什么还存在扭转治疗这样的事情?”
2001年发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正文(上图)与旧版(下图)对比,去除了同性恋一词,保留了“个人不希望、或者由于想要寻求治疗、改变自己性向的障碍”。(红框部分)
2018年6月18日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其中从“精神障碍”中删除了“性别认同障碍”、“易性症”、“异装癖”等与跨性别有关的条目。在“性健康相关状况”中增加了“性别不一致”及其下属条目,这将能够让跨性别者获得激素、手术等医疗服务。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发文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医学的去病化是如此。然而,同性恋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的,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这两种观点都会形成支持和反对同性恋的立场。
本质主义者认为:
性取向由基因决定,故应该尊重生物性,不应扭转;反之,则固化了“性取向有好坏对错之分”的优越论。
建构主义者认为:
性取向主要受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多数扭转治疗就是接着这一理论基础开展的。然而,这同时也能让我们认清:人如何被概念界定,如何被权力话语划分为优劣高低各不同的群体。
符号象征、艺术表达
审查之中的隐喻
武老白:“当时的路线其实都是网友大家一起来协作完成的。有挺多人后来问会不会去南方的某些城市。我们也想去,但更想说的是不用我再参与进去。可以是其他本地的一些志愿者或感兴趣的人,(他们自发)共同发起这样的事,这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参与者,我在这件事中并不重要。三辆车是一个标志性的、指向性的符号。”
《恋人》这一项目的灵感来源于2017年的电影《三块广告牌》。电影中科恩嫂饰演的母亲,因为女儿遭遇不测却不能伸冤,于是买下小镇上的三块广告牌,刷上了三句话:
焚烧强奸致死
至今没能破案
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
导演麦克唐纳透露,剧本的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二十年前在美国搭出租车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三块广告牌,它们来自一个女儿惨遭奸杀的父亲:
警察搞砸了案子
正义的审判迟迟未至
你没准也会碰上这种事
武老白:“为什么说要去以艺术的方式去做?因为很多媒体不能直接的去报道此类事情。可能是要通过一些艺术行为去软化这个事情,提供一个可以报道的切入口。
其实很多记者他们也想要去做这样类似的调查和做这样的事,但是他们不能直接去说要做一个这样的选题,可能会被禁掉。”
由真实进入艺术的“三块广告牌”,再度从艺术现身于真实。同一枚符号,在两个空间中来回变幻,它们都直直地指向了同样令人不安的现实社会。
事实是什么?
荒谬在哪里?
Q:“看到你们有一句slogan是‘用事实对抗荒谬’。”
武老白:“是的,事实指的是我们对性向扭转这件事的调查。其实这些荒谬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可能少了一些感知的经历。另外大家的一些认知也是荒谬的。我觉得这些医生通过所谓的理论,就来概括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或遭遇,是不行的。”
或许,荒谬的地方在于:许多人其实并不明白,同性恋到底在吵什么,在争什么?
图源/《阿黛尔的生活》
同性恋是一种身份政治,由一定的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我是同性恋”这一身份的建立,是必然将与异性恋霸权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的。
而身份认同涉及哲学层面主体与他者的问题。正如异性恋怎么确定自己的身份?就是通过与同性恋(他者)划清界限,例如不做同性性行为、不与同性建立浪漫的亲密关系等等。
所以酷儿诞生了。作为一批怼天怼地的性异议分子,他们质疑原有男女二元性别、性向、性行为和性癖好中的价值判断,他们拥抱了所有“边缘”的群体。
正如饿是欲望,但什么是食物是人们决定的。就像有些地方不吃猪肉,有些地方吃福建人。
性也是一样,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由不同文化来确定的。有的时空里允许一夫多妻,有的以同性婚姻为合法,有的允许兽交甚至有动物妓院。
于是酷儿想问:
是谁规定的好坏?
是谁在贯彻这一标准并实施压迫?
性阶级圈理论:内圈=好的,外圈=坏的
留心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便可发现:它正由男人来决定女人该不该接受教育、能不能外出工作、甚至能不能出生;由白人决定黑人做什么工作;健康的人决定残疾人能不能上街……
同时,也正由异性恋决定着非异性恋能不能结婚、能不能相爱。
权力持有者对于异己的声音,总是或无视、或抹杀。但权力是相对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也是交叉的。在一对对男/女、富/贫、老/幼等等尖刻突兀的二元范畴中,没有人能够永远位于掌权者的地位,更何况,在极端的二元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体。
许多人不再把自己呈现为单一性别,单一形象,反而运用各种装扮来拼贴具有高度个别性的身体。于是名模冷酷高傲的眼神、加菲猫轻松懒散的肩膀、阿尔卑斯山直泻而下的小腹、芹菜般参差入天的头发、穿洞得像奶酪的耳、柔软圆润如婴儿的屁股、七摇八摆的痞子步履等等装扮和身体的塑造,都在同一个身上汇集。而且,下一秒钟,再过一天,这个身体还会冒出不一样的意味,涌出不一样的情欲。
另外,许多人愈来愈清楚的自觉,在寻找性对象时,并不是专注对方的性别,也就是不太看重对方是男是女,而更看重对方和自己是否性味相投——是否也迷恋气味、黑暗、曲线、部位、肌肉、公共场所、捆绑、尿尿、痛楚、窥视、欲拒还迎、家人、外遇、水手服等等——对象的性别只是意外、或机缘、或不得已;对象的风格和欲望反倒是最重要的催情剂。......
这些都是‘第四性’。
——何春蕤《“两性”时代的结束,“四性”世纪的来临》
“恋人”项目仍在进行中。此外,还有许多艺术行动者,正为了表现酷儿群体的处境而不断做出努力。
石头和明明通过纪录片和电影来展现女同性恋在现实和艺术中的形象(《我们在这里:中国“拉拉”在1995联合国妇女大会的故事》、《今年夏天》等);
坚果兄弟在深圳建了一个把直变弯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试图让异性恋感受“掰弯治疗”的过程;
西西以展览的方式探索“边缘的边边缘”,多角度表现了多种边缘身份集中在一个个体身上时会是什么样的(《命名:是谁在书写和定义同性恋》展览);
……
酷儿政治倡导多元,并非想将所有“边缘”扁平化成某一个轮廓清晰的、黑白分明的符号,不是简化为某一人格。其内部仍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对于酷儿包容的那些曾经被“主流”所排斥的个体,我们或许认为TA们是少数派,其原因很可能是TA们占据了80%的人口数量,其话语空间却只有20%。
因为看不见而认为不存在,不过是一叶障目的做法。
在我们与坚果兄弟的交流中,他提到:
“往往对一个事情有偏见,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能见度。当一件事情在公共领域展开充分的多角度讨论时,就更能理解这件事情了。”
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般有力的政治口号,酷儿想喊的是:
让所有溜边儿站的,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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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对艺术家武老白的采访写成,同时作为性别社会学小组研究课题《视觉表达与酷儿群体的身份构建探究》的成果。
感谢参与访谈的小组成员:大美、鲸鱼、零子、七韬、无鱼腥、钊。
感谢为本研究课题提供素材与指导意见的:坚果兄弟、明明、色阿、石头、万青、西西、燕子(LGBT权促会)、郑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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