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当代大家——董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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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晴野
Dong Qingye
董晴野 (1924-2012)，原名董青海,甘肃天水人。 擅书法、绘画、雕塑、诗词创作、考古课业及古琴操缦。
四十年代先入西北大学学习中文, 毕业后又考入杭州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师从于林风眠、黄宾虹、 潘天寿先生习油画、国画及书法, 又师周轻鼎先生学雕塑。 1949年毕业后在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工作, 1952年转业回到天水, 先后从事教育、文化、文物管理修复考古等工作。 1953年参加麦积山中央勘查团, 跟随吴作人、刘开渠、王朝闻等先生勘查整理麦积山石窟, 受团长吴作人先生委托绘制洞窟分布图纸并编成至今延用的石窟编号。 1981年修复了麦积山东崖16.7米的巨身摩崖造像三尊, 著有麦积山佛教艺术的美学基础。
黄宾虹为董晴野题写的书签 图一
潘天寿为董晴野题写的条幅 图二
艺术全才
——记董晴野老学长
文/杨成寅
笔者于1947年考进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屈指算起来，至今已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我所接触的同学中，董晴野先生是我最为敬佩的学长之一。这也许与我个人的性格和“偏爱”有关。对于人的性格，我最喜爱纯朴无华；对于人的才能，我最重视全面发展而又具有独创性。我觉得董晴野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如果允许我把人与美丽的奇花异草或农田的玉米高梁相比，我感到董晴野更像玉米高梁。召唤允许我把当代的书画家与古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相比，我看董晴野类似米开朗基罗或杜甫。老董多专能多专，古文、律诗、中西绘画、书法、雕塑、古琴艺术演奏样样兼精，实为艺术全才。
（一）艺苑精英
董晴野，原名董青海。同学们和老师们当年也总把“青海”与“青海省”联系起来。也因此，有些不同班的同学的名字后来我就遗忘了，而董青海的名字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1998年，中国美术学院校庆七十周年时，董晴野应邀回校参加校庆活动，我就立马认出董晴野，这位有着一只自造船的同学，而且马上就回忆起四十年代末我们在学校共窗学习时的面貌和情景。我们在潘天寿纪念馆墙门合影留念。
董晴野是于194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的，1949年毕业离校，我们同窗学习近三年。他是我的老学长，在油画系，我在雕塑系，所以当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但董晴野在当时给我留下了印象还是美好的：天真、纯朴，还有点北方的泥土气。那时候就感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人物。天才的人物，有时是不能用平常的尺子去衡量的。同学中间也常有他的一些并非一般的举动和“故事”流传着，笔者也略有所闻。今聊举数事，以供老学友们回味。
第一件事。董晴野进入艺专不久，就亲自设计、亲自施工制造了一只“西湖船”。好多同学包括我都借过他的船在西湖划船游荡。他是高班同学，我不敢亲自直接向他借船，万一不借给你，岂不让人难堪。三年之间，我也两次用过他的船：一次某位同学借了他的船，我搭上了他的船；又一次好像是兵荒马乱之时，他的船已经没有人管了，我和另一位同班同学不记得如何解开了他的船的绳索，把船一直开到外西湖的对岸，靠近柳浪闻莺处。那天后来刮起了大风，我们差不多掌握不住船，船在湖中转了很久，才勉强把船划向岸边。等狂风停息后，我们才把船划回外西湖学校门前。好险啊！也正因为划船遇了险，所以董晴野的那只小木船给我留下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事，董晴野根本不知道。
第二件事。这个故事，可能稍微有趣了。当时同学之间传说校长潘天寿先生因为董晴野造船之事，差不多要把他处分了，最后因为董晴野字写得好，却化险为夷。原来，董晴野一生最爱水和荷花。他考入杭州艺专进校不久，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但不能凌波泛舟，就想法自己做船。有一天，董晴野把他在学校各处拣了一些木板搬到木工房造小船。不知何故潘先生进木工房，也可能是有人告了状，看到那只已基本做好的很显眼的船时，便瞪着眼问董晴野：“哈！你把学校那么多的木料拿来做船，你是划船来的，还是念书来的？”
“潘先生，在西湖边要念书，但船也要划。”——董晴野回答说。
潘先生听了似乎很生气，认真地说：“听你说那口气，倒很有理由，你是那个教室的？”
“林风眠先生教室的，潘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潘先生，我叫董青海。”
潘先生听了这话，把眼镜摘下来，似乎不太生气了，他的表情不再那么严肃可怕了。他说：“啊！你就叫董青海？你的字写得很不错，你的父亲是个书法家吗？”
“不是，潘先生。”
“那你的先生是个书法家？”
“也不是，潘先生。”
“你是什么地方人？”他问。
“我是青海人。”董晴野欺骗了他，觉得把老家说得越远越好。
“那你父亲一定是个酋长吧！”
“也不是，潘先生，我们那里现在已经没有酋长了。”
董晴野感到，不知怎么，潘先生再也不提做船的事了。他默默地走了。董晴野感到惊奇，但却轻松了许多。看似一场紧张的是非，忽又化险为夷，转怒为喜。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人不解。后来慢慢想想，董晴野才悟到，可能是潘先生在当年（1947年）三月的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见到董晴野写的一条书法，感到写得不错，就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你就叫董青海！”这六个字使董晴野免去了一场严厉的责叱或更大的难堪事。好的书法的作用还不小呢！
第三件事。可能是1948年的阴历五月三日，董晴野看到潘先生在国画系教室里写字，就去围观。潘先生看到董晴野竟然能叫出名字，他对在场的同学们说：“这是一个远在青海的学生，名叫董青海。”董晴野不敢求潘先生给他写字。潘先生那时似乎很高兴，就主动给董晴野写了一张条幅。条幅上的诗句是：“木奴千树傲官居，有膝能容室便安。花放万峰天欲紫，小窗胜检旧书看。”还题了“青海研弟鉴可”的上款，下款是“戊子端午节前三日寿”。（注：木奴：柑桔树的别名。此诗的大意为：“成千株的柑桔林比官员宅第的气派还要大，能容下屈膝的斗室十分安宁；远处山峰上盛开的映山红把天空照得发紫，借助小窗的亮光翻检旧书看看倒也十分快意。”）（见本微信专辑前置图二）潘先生写完后，看了看董晴野一眼，并开玩笑地说：“比你写得怎么样？”潘先生性格厚道，竟真的相信董晴野是青海人，后来一直称呼他为“青海娃”。从潘先生对董晴野私自做船事不再追究，以及后来主动给董晴野写书法条幅的举动，可以看出潘先生看中了他的书法。这就说明，董晴野的书法在大学时代已经显露了压抑不住的才华。
第四件事。董晴野的一幅油画习作《西湖写生》受到国立艺专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林风眠先生的夸奖。董晴野在未进艺专前，在绘画上仅有的一点绘画基础，是上小学时临摹过线装书上的绣像画和为寺庙画过几次人物画。没有想到考杭州国立艺专时却以第八名的成绩被录取。进艺专后，为了打好造型基础，他便毅然转向学习油画，被分配到他早就仰慕的林风眠先生主持教学的教室学习。进校不多久，董晴野的一幅油画习作《西湖写生》便得到了林先生大力夸奖。林先生和助教赵无极站在此画前看了好久，林先生说董晴野的画和别人的画大不一样：油画里却透出一股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后来才知道董晴野从小就喜爱文学，特别是古体诗，而且从小学开始练习写诗了。
第五件事。1948年暑假期，中国画大师黄宾虹应聘来杭州国立艺专任教。当时，艺专中国画系还开有“诗词讲座”课。授课老师是浙洒大学教授钱逸尘先生。董晴野那时虽然主攻西画，但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在上午学油画、下午学国画的同时，他还挤时间听钱先生的“诗歌讲座”。有一次，钱先生给学生出了一道题——《端午节吊古》。在窗外旁听的董晴野就此题作了一首诗，传给一位在教室里坐着正式听讲的同学，不料被钱先生看到了。钱先生看了以后当场说：“这位旁听的同学做的诗不但好，而且字也写得好。”钱先生不久就将董晴野的诗和字推荐给暑假期间刚应聘到国立艺专的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从此，董晴野成了经常可以自由来往于黄宾虹家里的学生。黄先生读了董晴野的一些诗后，有如下的评价：“……其宏阔浩渺之致，如悲风过海，有回荡洪波之势。”还为董晴野自己印行的诗稿题了书签：“董晴也诗稿”，落款为“八十七叟黄宾虹”，并盖了图章。（见本微信专辑前置图一）
潘天寿、林风眠、黄宾虹三位先生，是当时杭州国立艺专教师中的三根“顶梁柱”。这三位先生从三方面分别对“青海娃”董晴野的书法、油画和古体诗作了高度的评价。这在当时在艺专的同学中是少有的。董晴野在大学时代学习成绩的出类拔粹于此可知。
（二）史诗雄风
董晴野的山水画和书法在意境、气韵的表现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度的成就并且有独特的风格，与他的学识渊博、文学修养高，特别是与他擅长古体诗词创作有很大的关系。对这一点差不多要从“开天辟地”说起。
董晴野于1924年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跑马泉镇莫家寺村的一个贫穷农民的家里，六七岁时他家迁居到甘泉镇。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自幼喜爱文学，在甘泉一个私塾读书时，就熟读了四书五经，特别爱读诗经。他连《诗经》的每条小注都能背诵。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私塾的后院曹恩文家小二楼上放有满屋子的书。这使年幼的董晴野惊喜万分。董晴野长大后对人说：“曹家没有读书人，至今也不知道那么多的书是从哪里来的。”他八九岁时在私塾的读书生活，有一半时间就是在小楼上那满屋子的书香里度过的。对那些他特别着迷的是唐诗宋词以及如万斛源泉涌出的汪洋恣肆的《庄子》和大气磅礴的汉赋。在诗人中，他当时最崇拜的诗人是李白和白居易。在上大学前，他一直都想做文学家。读完私塾，先在名叫街子的地方完全小学读完高小，接着考入了天水中学。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天水中学聚集一批从中原和东南流亡过来的大学教授，他们对董晴野这位来自乡下的青少年的文学功底十分惊讶。当时因为董晴野已经读完了《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古文雅正》《孟子》，而且对其中的故事和思想都能对答如流。
董晴野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学写古体诗词。已经印行的《董晴野诗稿》中的第一首诗，便是他十二岁的时候写的诗《晨起》。 诗 曰：“小园一夜雨，花重压纤枝。荷盖明珠落，便知风过池。”（诗后原注：“偶检十二岁日记中有此绝句，细审之，知为学诗之始作，姑录之。”）小诗人在诗中已经懂得：从审美表情方面，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所得，对自然的实际情景作出真实、具体的描写。董晴野在上小学时的第二首诗是1938年九月九日在街子镇小学日记中所写。诗曰：“清秋风淡荡，冷露枯残苔。碧嶂当头起，黄花绕路开。疏林旋野鸟，深雾隐悬崖。抱叶寒蝉坠，群儿竞抢来。”按诗人生日算起来，此诗作于15岁。诗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显然更加深入精微，而且所作的描写，既生动又能表现出对自然物的同情之心。1948年，董晴野在听“诗词讲座”时，老师钱逸尘先生看到的那首诗，就是董晴野1942年写的。全诗是：“一系愁城颇自怜，尤怜小蝶系檐前。殷勤打破蜘蛛网，放汝翻翻飞上天。”（《雨中排闷》）钱先生看了此诗后在诗后写了如下的评语：“此儿于无意中泄漏他自救救人的性格情态。”显然看重诗作者对自然中的“弱者”受欺压而表现出的“仁爱胸怀”。笔者手中有董子近年刚出版的内含四百余首古诗的选集，使极少写诗的如我者才得以了解董子诗词的大貌并得以从美学方面对其中某些诗作出不一定恰当的分析。董晴野的诗词从题材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二是个人的情思的表现；三是对民族前途和社会发展的关心。
1949年春，诗人写有《母逝在家提壁二首》。其中第二首是：“月和花影上簾帏，忆是牵衣索笑时。半夜孤灯劳缀絮，长年多病强操饮。忙中还授怜啼吻，漏心犹吟催睡词。记得儿时多少事，机梭空见依墙垂。”诗中有“牵衣索笑”的欢乐，有“授怜啼吻”、“吟催睡词”的母爱的表现，更有“机梭空见”的无限的怀念之情。句句是画，句句是诗，句句是情。《哭四弟之死》二首，作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诗前有《序》曰：“庚子十月得家中书，谓四弟以‘口病’死。”口病者，饿死之讳言也。乡人虽饿死而不敢言，即死亦不敢叹其以饿致也。其一诗曰：“背人垂泪夜三更，不敢缘情忍哭声。饿死讳言因口病，偷生只盼有天晴。年丰依旧草为食，冬尽仍将树煮羹。遍地饿殍谁敢议，情亲相见但相惊。”其二诗曰：“不慕荣华不慕名，当年随父陇头耕。云生涧底鶬鹒闹，雨过田间杜宇鸣。牛背夕归落紫照，霜中晓去曙光明。辛勤未必能存命，谁敢临床问死因。”这是史诗，如果谁要编一部《中国二十世纪旧体诗三百首》，应把这两首诗编进去。诗人用极简洁真实的语言，描写了“四人帮”搞斗争哲学、破坏生产，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罪行。诗中记述的显然是1959-1962年间中国大地所发生的人造的“自然灾害”的情景。四弟之死是“一”，但“一中有万”，既是个性又是典型。那时的报纸一再宣传战天斗地，一亩地可产数千斤粮。可是广大农民却因无粮而饿死。“年丰依旧草为食，冬尽仍将树煮羹”这种真实的情景，真是句句写来都是血！诗人后来所作的记事诗《山村逢九女》中对当时的社会又有以下的描述：“天地风雷变，肃杀劫运来。户户粮搜尽，人间饿为灾。老幼偏多死。尸骨委垢埃。村落豺狼走，门巷径生苔。尘凝灶甑裂，十室八九绝。……”此外，另有二首诗，也是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民的穷困。《过武山》诗的《序》云：“庚子三月，余以事过武山。见道旁有采柳叶而为食者。是夜宿武山，翌日晨，往返山谷间，其所见闻，不忍细究，仅以五十六字叹之。”诗曰：“归来但觉日凄凉，漠漠愁云悲故乡。春去人寻柳叶食，冬来仍剥树皮忙。灭门井灶巢狐兔，荒里豺狼觅犬羊。檐上乌鸦窥死骨，此情不忍细思量。”另一首《故乡庚子食堂》：“丰年依旧也无粮，逢人到处说食堂。柜里银簪皆掠去，缸中粟粒尽搜光。一瓢菜饭清如水，半罐榆羹冷于霜。农户三年禁举火，无分老幼尽罹殃。”庚子为1960年。诗中写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三年。“丰年”是那时报上的铅字的内容。在《重游夹边沟》三首诗中，诗人倒出了自己的全部屈辱与辛酸。其一：“古塞当年被逐流，匆匆四十五春秋。黄沙强拽青春去，枯骨偏将旧恨留。惊悸重游排碱地，断魂苦憶夹边沟。茫茫多少伤心事，回首沧桑发暗愁。”其二：“初来旷野见黄沙，正是中秋苦憶家。少女旗装颜似玉，俊儿革履梦如花。相将草地且轻舞，对坐畴边只护差。人在鬼门犹不悟，可怜一命断天涯。”其三：“当年误信有朝晖，诱发书生说是非。万里江山直言起，一腔热血和泪飞。无端风雨偏破户，多少英才陷祸机。始误阳谋难破网，冤成空有泪频垂。”1975年“反右”运动时，把一批知识分子放逐到酒泉附近的夹边沟劳动改造，董晴野也在放逐之列，故有“重游夹边沟”之词语。
他写诗已经达数十年了。痛定思痛因对“反右”运动是应从哲学上、路线上、政治上、伦理上和具体操作上加以反省和总结的。一个是要弄清事实，尊重事实和历史。夹边沟是一个“右派”集中地，那里当时死了很多人，对不应死人而死了许多人，诗人“发暗愁”是一种重视历史、心怀忧思的表现。被放逐到夹边沟去的是什么人？“少女旗装颜似玉，俊儿革履梦如花。”是英俊的青年和妙龄女郎。他们刚到那里还不知道前途的险恶，还在草地上轻歌曼舞。谁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大多数大中专学子和其他青年，都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满怀激情，充满信心。可是，有的单位的领导借“交心”为名而诱发交待未付诸行动的心理活动，说是只要讲了心里话，都没有关系，不会“秋后算账”。但残酷的事实是，把“交心”的内容定为“黑材料”，无限上纲，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诗中写出了这一实情：“当年误信有朝晖，诱发书生说是非。万里江山直言起，一腔热血和泪飞。无端风雨偏破户，多少英才陷祸机。”这批青年的心态和结局是“人在鬼门犹不悟，可怜一命断天涯。”像董晴野这样因会画画早点离开夹边沟，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的难友张修就没有他这样好的命运了。《高台哭张修之死》二首，即是记述夹边沟遭遇的另一个代表。诗后附记云：“张修与余同为右派，1958年流之酒泉夹边沟，9月调至高台，12月16日上午9时半，张修在高台古城子因塌方致死，年仅27岁。余为理其事葬事，且移路旁殒石一块，铭之曰：故人张修之墓。余于12月31日上午，再次吊墓，并以二律哭之。”其一：“漠漠寒烟远塞鸿，高翔未起竟伤弓。当天哀唤辞亲侣，衰草悲鸣瘗逝踪。去岁悠悠生有飞翔，游魂冥冥恨无穷。愁云覆住伤心柳，一墓凄凉夕照中。”其二：“梦里频惊几见君，含情啼诉不堪闻。秋风骨透三更冷，夜月魂归一缕云。泪眼但悲老母在，只身永共小儿分。他年若问埋冤处，露湿烟津草满墳。”
董子虽然醉心于琴诗书画，但内心并不忘怀民族的振兴和国运的昌盛。“文革”期间，有好多诗都透出诗人对时局动荡的担心。《排闷》一诗写于批邓之际。诗前有《序》云：“癸卯岁晚，批邓之声愈急，闻之令人郁郁，窃以排律记之，以遣杞人忧天之闷。”诗曰：“遍地蛙声急，声声依巨奸。无端诽谤起，愈觉谎言酸。无邓不安国，无能不养贤。将军无所畏，韬略预谋坚。忧国三尺剑，怜民一寸丹。魔不空蔽日，大义可剖胆。经得一生险，要营百代安。螳臂空自舞，当道阻车难。”诗人对事态的发展充满信心。《戊午岁晚书怀》一首诗显然是闻“四人帮”被活捉的兴奋心情。诗 曰：“一剪伏魔赞劲弓，群生仰首见晴空。丽日当天失暗影，神州天地不春风。尽消冰雪人初暖，遣去酷寒花自经。耿耿丹心欲报国，但凭一纸诉情衷。”自“四人帮”被粉碎后，董子所写的诗都增添了明朗的色调。如《天水偶逢松龄、燕生见访》有句云：“沉沉初秋夜，忧患漫相陈。酷寒今已矣，欣逢大地春。”《人民日报》载有落实政策论文，董子读之有感一诗云：“春风淡荡动心弦，老树生花已灿然。宏论确为治国策，斯文真是济生船。侠情遍拯南冠苦，雄笔堪图北斗权。多少沉冤明错假，喜舒望眼见晴天。”知识分子还是好对付的，只要不再压他，说几句好话，就已胜过加薪提级。《庚申十月赠永惕先生》一时中，诗人见到《人民日报》所载“四人帮”被审照片，喜不自禁地写道：“几翻风雨又春风，世事波涛感慨中。大地烟消堪数鬼，晴空云炎不藏峰。亡羊我是补牢客，失马君如守塞翁。此日家山无限好，相将珍重夕阳红。”诗人肚量大，赞同“亡羊补牢”的谚语，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劝他的朋友要把自己比作失马的塞翁，应当发奋图强，比以往更加尽守职责。用“无限好”说明改革开放的社会，用“夕阳红”鼓励包括自己在内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余势。诗人的心态和精神是健康的、奋发有为的。国家领导邓小平于辛酉1981年7月19日曾到麦积山。董子曾作诗二首对其丰功伟绩进行歌颂。 其一：“四野沉冤少，晴空泰斗高。苍烟迷翠竹，大地仰丹桃。拂峻青云过，履坚盘石牢。登临日未晚，明慧鉴秋毫。” 其二：“歪嘴僧初少，千龛佛影多。有能当救世，无法岂降魔。蔽日妖云散，含情万户歌。神峰拔地起，百代仗恩波。”（《闻邓小平先生来山偶成二道》）董子在《香港回归之感》一诗中，歌颂了邓小平灵活的“一国两制”的策略。诗曰：“国破曾缘失自由，英雄有泪洗心流。昔年耻说殖民地，今日欣看破浪舟。终向洪波成圣业，几经风雨建神州。明珠终有回归日，巨港光华一望收。”以上所引诗文说明，董晴野数十年来，虽生活坎坷，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尽自己的可能，不断为祖国文化艺术建设贡献力量。其诗歌创作自然与之紧密相连。其诗与祖国盛衰的命运一起沉浮。
董晴野的诗作较少见之于书刊报端，多在文友中流传，其艺术水平得到专家极高的评价。笔者近一年来才经常阅读他自己印行的古色古香的线装本《董晴也诗稿》。其中存有诗词400余首，得以感受和认识董子诗作的全貌。此诗册中印有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霍松林先生为董子此诗册的出版所作的亲笔序言。霍先生对董诗的评价十分贴切。霍《序》有云：“董子晴野，余故里之友人也。童年得句，声震东柯（按：指黄宾虹、钱逸尘对董子诗的评语），壮岁作画，誉满西湖（按：指潘天寿、林风眠对董子书画的评价），其才思之富过于余。杀蛛放蝶，洒泪怜鬼（按：指董子1942年作《雨中排闷》诗其二），爱美若命，疾恶如仇，其性情之酷似余。抗倭投笔（按：指董子青年时参军抗日），愤世慕侠，名人右榜（按：指1957年被打成右派），沟堕家边（按：指1958年被放逐酒泉加边沟劳改）。其遭际之奇甚与余。而又挺然特立，不顾旁人之呵，宜有瑰篇巨制，充盈箧衍。万怪遑惑，百灵震恐。非五噫、四愁、七哀、三吏、三别、十八拍所能比其万一也。”（注）以上所引霍先生序文是不是一般序言的“溢美之词”？笔者思考良久，得出的结论“确为真情实言”。窃以为诗文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一、时代真实深刻的反映；二、有价值的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表现；三、又真又善又美的语言形象的创造。就第一项——现实主义而言，董子的诗作确实不但可以说用“非三噫、四愁、七哀、三别、十八拍所其能比万一”，确实超过了古今不少优秀诗作。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最重视现实主义。列宁在论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时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就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来。”（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9页）董子的诗就像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不少诗以诗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董子的诗应该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史诗，后人将会从这些史诗中认识这个时代的本来面目。霍先生用“真人之真诗”评价董子的诗，是十分正确的。可以这样说：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和“你听见没有”为开头句子的诗句，以及董子以上有些诗句，才是时代的真实的深刻的艺术反映。就古体诗创作说，董子应该被视为20世纪的杜甫。
（三）双美合一
对董晴野的书法艺术，学术界也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董晴野自书诗稿》是董子自书、自刻的一部书法作品。所录诗词大部分是董子早年就读杭州国立艺专的诗作，书写于1949年。另一部分是1982年后续书、续刻的自作诗。诗词、书法珠联璧合，双美相得益彰。董子说过，书法的精髓在于情趣性灵的自然而然的自由表现，（注） 五噫：东汉梁鸿《五噫歌》：“陟北芒兮，噫！愿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事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作者过洛阳时，登北芒山，看到宫殿华丽，遂作此诗。事为章帝所闻，鸿不自安，因改名换姓，避之齐鲁间。
四愁：东汉张衡作《四愁诗》，共四章。据此诗小序，当时治政衰败，衡郁郁不得志，以屈原《美人草》的比兴手法作诗，表现他对国事的关怀和忧虑。此诗初步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
七衰：即七衰诗。汉末王粲作。六首今存三首，非一时所作。其中《西京乱无家》一首，记述献帝初平三年关中一带人民遭董卓部将李傕等纵兵摧残，流徒死亡的残象。另两首反映兵役制腐败及边地人民的苦难。
（三吏）三别：组诗名。唐杜甫作。三吏：指《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指《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肃宗乾元初，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交战失利，因兵员不足遂向民间征发。作者由洛阳到华州（今陕西华夏）途中，身经目击，便写下这组诗篇。对战争所引发的社会残破景象、人民的痛苦生活，都有较具体的反映，表现出深切的同情。
十八拍：乐府《琴曲》歌辞名。东汉蔡琰（文姬）作。共十八章。一章一拍，故名。描写作者为乱军所掳，流入南匈奴，后又被赎归汉与亲子分别的悲残生活与矛盾心情。形式为骚体。过于雕琢反而使书法呆板无味。他的自书诗稿证实了这一说法。自书诗稿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大处着笔、气韵居先、朴质无华、情趣盎然，书卷气洋溢字里行间，自由自在中暗合法度，有龙跳虎跃之姿，无娇揉媚俗之气。自书诗稿中，早年多用行书书写，近年作品则行草并见，水到渠成，毫无生接硬套的痕迹。从书风上看，早年书法老练守成，近年书法则豁达泼辣，但皆笔力遒健，雄强中见安详，灵动时见风致，迅疾处有惊蛇出洞、猛虎下山之势，收笔处则戛然而止，斩钉截铁，有雷霆万钧之力。章法行气若行云流水，纯出自然。
1987年董子在北京展出的《杜诗秋兴》四屏书法,被书法界评为“书法精品”（李铎先生语）。张爱萍将军看到董子此四屏书法原作，赞不绝口，在四屏前照像留影，当场提笔作书予以表扬，其中有“天水书艺灿京华”之句（此书迹现藏天水博物馆）。
董晴野近年在友人的资助下结庐于南京江宁白鹭湖旁定居。笔者借暑期赴南京实现与成中英先生对谈哲学之约，早几日赴南京先邀几位老校友，去白鹭湖看望董晴野学长，并与其谈论艺事。这次得到董子所送已印行的石刻拓本《罗九公路叙》（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因此得以长期赏欣董子晚近的书法作品。
《罗九公路叙》由董子1989年夏撰文并书。这篇文言文序文，叙述了当地政府开建罗九公路交通和旅游的双重目的和价值，回顾了此公路所在地区——兰州一带历史、地貌、文化、解放后兴旺发达以及罗九公路可能有实际效益和审美风貌。文字简练流畅，叙述具体生动，意蕴丰厚，音韵和美，掷地有声，读之令人精神为之振奋。文字本身就有高度的艺术性。如对大禹治水之后的兰州一带地貌呈现的雄伟美丽山河的想象描写：“兰州地处九州之腹，雄居中士，黄河穿流而过，群峰环城耸崎，纵横百里，连绵迭起。山容妙嫚，丘壑奇丽。古木接天，翠盖蔽日，珍禽异兽之类蕴之于中，虎啸猿啼之声闻之于外。云烟缭绕，溪流激湍，盖古之金城，其苍郁巍峨之状，想而得之。”而对封建社会晚期，当地生态长期遭到人为破坏，“林木尽毁，山容裸之，段木丁丁，禽兽避之。天无氤氲之气，地无润泽之象，云气不结，烈日曝之，天不雨雨，草木枯之。……数百年间，植被不掩其土，峰峦不见其秀，其枯山突兀之状，砾砾然噬人之心魂者，燥燠而已矣。”对罗九公路开通的描写则是：“政府后倡筑路之议，国家投资，单位助之，自丁丑之冬至戊寅之夏，筑成罗九公路凡二十里。昔年之断涧绝壁，今已为通途大道矣。逶迤百转，路似苍龙越岭；迂回九曲，车如青鸟穿杨。步入烟岚之中，翠色扑人眉宇；车过碧萝丛里，花香袭人襟怀。今人得登九州台而怀古，望八荒而畅情，得半日之清闲，胜消十年尘梦者，非若罗九之通，安得知吾之所云乎哉？故知罗九者，不唯通九州之峻极，亦唯通人情之大道也！登九州者，信不忘罗九一路。”
此《罗九公路序》书法以石刻拓本出版，《编者按》中有云：“此叙由吾邑老艺术家董晴野先生写成，书文俱美，令读者击节赏叹。前人曾评唐人孙过庭之《书谱》有字妙文妙之誉，今观晴野先生之叙，亦令人有共鸣之慨。”曾闻金城方面邀先生登高观览。一连数日，先生沉默不语，接待方疑先生江郎才尽，窃窃语不已。盖因在先生之前，已接待数批文人墨客，所作皆不合时宜，且又不合乎人意，故而疑先生必步前者之后尘也。客不诺诺，主亦暗暗。约有三日之数，先生命笔侍候，登凳子于石碑之前，援笔立就，一气呵成。围观者无不倾倒，方悟先生数日不语乃蕴竹在胸之故也。亦为先生下笔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之文脉而神往。书毕旋刻，以初拓赠先生为纪，故此拓亦视为先生之手稿也。“由此可见董子思路的清晰和文笔的高妙。
董子书法《罗九公路序》总体上为行书。（见本书法作品欣赏栏）。
初唐书家虞世南《笔髓论》有云：“行书之体，略同于真。至于顿挫盘礴，若猛兽之搏噬；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故覆笔抢毫，乃按锋而直行，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右军云‘游丝断能续，同于轮扁。’羲之云：‘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今其锋开，自然劲健矣。’”虞氏全是从用笔和形象比喻论述行书的审美特征。董子《罗九公路序》行书，则似乎是“以身说法”，把行书的力、韵、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心画：董子的整个帖所有的字都写得非常自然。每个字都是随便写写的，但每个字都像一个真情流露的人，无拒无束；不像有些人拍照像那样，摆姿势，装微笑。如帖中出现七个“羅”字，其结构用笔，都不雷同，有变化，各有各的形神风采。《后记》中的“羅”字，由于兰州有一“鄙史”轻视书法家的地位，而主张董子在书后不要写出姓名，引起书家的“愤怒”，因而在书写时不免发生“怒气写字”之事了，这个“羅”字就有“愤愤不平”的样子。而如此帖中“兰州”二字出现了五次，所写书法的表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难怪扬雄把字称为“心画”了。扬雄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
可观：书法如人。东汉蔡邕论书法要求“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董子的书，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自然如人，生动、幽雅、有生命力。题目“罗九公路”的“路”字，给人的感觉是有骨有肉，柔中有气贯穿于笔画之间。如“洪荒”的“荒”字，看到这个字，其整个形象就会长久存留在脑海中；如果这个字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形貌就非常的独特，但是不丑怪，给人以十分自由自在、舒展、灵动、聪慧的印象。有些笔画多的字，如“鑿”“鬱 ”“疆”“叢”等字，在临时提笔书写之际，写家都能把众多的笔画安排得停停当当、疏密有致，真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通风”；表现出书法家自己技术的娴熟和心态的“稳扎稳打”。
整体：董子的书法，每一个字整体性都很强，每个字既好像是一个有机的活的生物，又与其上下、旁边的字发生“揖让”关系。想起了虞世南论书的几句话：“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度，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又说：“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轮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旁而应。”董子为艺深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理；又迷恋琴道，深知中和之美的奥秘。“八音广博，琴德最优。”（桓谭《新论·琴道》）所以董子的书法，一个字就是一个宇宙，一群就是宇宙的“万有”。其中有形、有意、有情、有思、有阴阳、有太极、有道。《罗九公路叙·后记》文末“董晴野于兰州”的署名，在书法上可说已进入“化境”，其结体、用笔、布局、形象、意境极为完美。《罗九公路序》将会在中国当代书法发展史中占居一个重要位置。
董子的书法作品及传略刊入《当代中国书法家辞典》等多种书刊。黄河碑林刻有他的诗碑，孔子碑林刻有他的《论语》节录碑。
（四）浑厚华滋
董晴野在绘画发展上所走的道路曲折、漫长而特异。他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西画系，师从融中西绘画于一炉的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同时又受业于潘天寿和黄宾虹二先生学习国画和书法，并师从周轻鼎先生学习雕塑。加上课余进行古体诗的创作，因而他在造型、素描、水彩、油画、传统山水、人物、花鸟以及书法、古典文学和诗词创作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他在艺术上的多专多能、融会贯通铺平了道路。董晴野于1949年毕业后，先是在一个中学教外语，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浙东前线工作。1955年复员，先后在天水市文化馆、文管会、群众艺术馆等单位从事书画创作和文物考古工作。这期间，曾受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邀请，先后七次入山修复文物，临摹造像和壁画。1981年间又修复了东崖的三尊16.7米巨型造像，其临摹作品，曾由省、市博物馆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并运往日本展出。这些工作使得董晴野潜藏的多种能力得以施展和发挥。
董子对中国山水画优秀传统，特别是五代、两宋代的山水画深有研究，吸收了其深入观察自然山水、搜尽奇峰、精心造图的成功经验。董子近作《秋山红叶图》《石门清幽图》《梅坞飞雪图》《秋山图》《家在云烟缥缈中》《滟滟湖光大地秋》（附图）《廻流结庐图》诸作，在题材、构思、构图、意境的表现上，都与五代、两宋荆浩的《匡庐图》《雪山行旅图》，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幽谷图》，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溪山楼观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萧照的《山腰楼观图》等名作巨制遥相呼应。董子的这些作品，既不是文人墨客单纯笔墨的玩弄，也不是不学无术画匠对古代山水名作的机械模仿，乃是在发展传统、吸收西画发展中新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创造。如果要对董子的山水画总体审美特征作一个评价，我只能借用他的恩师黄宾虹先生的“浑厚华兹”一语。黄宾虹在其晚年变法后，在某幅画上曾题论画诗云：“唐人刻画炫丹青，北宋翻新见性灵。浑厚华兹民性，画学古训忌图经。”
笔墨当随时代。“笔墨”是广义的，包括一切造型和表现手段。董子在山水画的创造中大胆地把鲜艳的色彩与传统的“墨分五彩”结合起来，融会一个画面上，使整幅山水画既真实又美观。试看董子《廻流结庐图》一画，红色、青色与线绛色与自然山石、树木、屋宇的质感的表现显得十分统一与和谐，给人以新的美的享受。
风景画的空间层次很重要。油画风景讲究空间透视，中国山水画讲究“三远”。我院老副院长颜文樑先生曾有专论记述他在之方面的观察研究新得。他说：物体的色彩因远近而产生明暗不同的变化，叫做空间透视。形体透视和空间透视在画面上是同等重要的。由于光的性质的作用，空间透视和光分不开。在一画面上，最好有一个颜色作为主色，其余则配以在光带最贴近的各色，就能产生协调的感觉。（大意）董子的山水画，整幅作品的山川林木既有整体感，又有层次感；画上的墨色能把所有的其他色彩统一在一起，空间感既明朗而又深远。
可能是董子长期生活在秦地，冬天常下大雪，其雪景山水画特别引人入胜。草草几笔，既能状物，又能画雪，能把冰雪世界冷气袭人的感觉给表现出来。《梅坞飞雪图》可视其这类山水画的代表作。
看了董子的山水画，有人说像油画。像油画，是好是坏，可以让人自由评说。社会在进步，艺术在发展，世界异质文化在碰撞、在相互交流与吸收，新的风格，新的艺术品种必然不断出现，这是不可阻挡的。关键的问题可能是艺术水平高不高？是否适应时代的审美要求？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浑厚华兹的美？
（五）雨过天晴
上文简略地评价了董晴野老学长的古体诗、书法和山水画创作，完全未提他的雕塑创作，更不要说他的古琴演奏艺术了。其实，古琴一直跟着董子。他视古琴为自己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听说有这样一段故事：大约在数年前，董子在天水市麦积区龙园村附近的寓所失了火。那座独占了龙园一方风景的小阁楼被烧得一塌糊涂。老先生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收藏和自己的书画精品全部化为灰烬。有位朋友闻讯后，专程赶去慰问。可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位朋友来到被大火烧得千疮百孔的阁楼时，却听到一阵舒缓悲怆的古琴声。朋友到了董先生刚刚罹遭大火劫难的寓所时，他眼前的一幕使他惊呆了：曾经满室墨香的房间一片狼藉。个头不高的董晴野先生端坐在废墟中间，双目紧闭，全神贯注地弹奏着那架伴随他多年的古琴。天水文化界的人都知道，在两位著名古琴家何晓峰先生仙逝、周兆颐先生客居兰州之后，作为书法家、画家、雕塑家、诗人和古琴演奏家的董晴野先生，就是二十世纪末期仅存的一位本质意义的传统文人了。这位传统文人，到他在废墟中弹琴那一刻为止，除了身上穿的，就只剩下这架古琴了。古琴可以当饭吃吗？不能。但是，古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文化人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史记·乐记》有云：“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诗经·鹿鸣》有诗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诗经·关睢》有诗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女日鸡鸣》 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礼记·乐记》有文云：“君子听琴，则思志义之声。”琴音之用可谓大矣。二十世纪末天水未一文化人董子在最危难的时候，专心鼓琴，看来并非真正的怪事。“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听琴思志义之士”两种说法，都是有历史和实践根据的。
评价董晴野，完全不讲他的后半生的走过的生活道路，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在这方面，我还没有机会与董子详细交谈，只有凭借报刊上的已有的少数材料作些叙述了。说是，1952年，董晴野在他由杭州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途中，突发胃病，而且十分严重，组织上便不得不让他回老家天水去工作。他当了甘谷中学的美术教师。第二年，在吴作人、李可染、王朝闻、罗工柳到天水考察麦积山石窟前夕，他被当时担任天水文物界领导职务的冯国瑞先生抽调到麦积山石窟做前期准备工作。那应该是董晴野的一个黄金时期。受吴作人先生的委托，他绘制了麦积山石窟分布图；编成延用至今的石窟编号，并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麦积山佛教艺术的美学基础》一文。这期间，董晴野与冯国瑞结下了浓厚的友谊。考察结束后，他留在麦积山保护所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前，不知为什么，他被调到了在水市文化馆。就在刚进文化馆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董晴野上头的领导冯国瑞被打成右派。董晴野由于和冯国瑞交往过多，顺理成章地被列入了审查对象。中国的一个老传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调查冯国瑞是否偷盗麦积山石窟文物时，董晴野如实地说：“冯先生不仅没有偷盗文物，而且还给麦积山捐了大量自己珍藏的文物，你们怎么能这样诬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事实并不能戳穿谎言。董晴野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右派”。这样，董晴野于1958年被赶到“右派”的集中地——酒泉腾格尔大沙漠中的夹边沟。对于那段中国当代社会最骇人听闻的历史及劳改农场所发生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贾凡、庞瑞林的《苦太阳》，那同义的《恍若隔世》等文，已经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董子《辛酉元日书怀》诗云：“漫抚孤琴几断弦，虽经百难讵人憐。愁中但怯失知己，梦里又惊到夹边。半世沧桑宜冷眼，一番风雨又晴天。不堪细数昔年事，柳暗花明且向前。”此诗后注云：“酒泉夹边沟，全国右派集中之地。余于1958年流之于此。漠漠荒沙，莹莹雪水，日寒风冷，四野天地。同辈有学者、教授、工程师、大夫、干部以及学生等三千余人。至1959年底，几至全数饿死。与余同车遇难者八十余人，除余而外，竟无一人得生还故里。今忆及同仁惨死之状，魂梦之间，至今尤惊季焉。”多少年来，只要一提起那个地方数千人九死一生的经历，董晴野至今仍心有余悸。“那不是人过的日子！那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地窝里忱着饿死的同伴睡觉。”“大家连草根都吃光了，实在没有力气把死人抬到外面啊！”——董先生一脸凄凉地说。董子《重游夹边沟三首》秦一是这样写的：“古塞当年被逐流，匆匆四十五春秋。黄沙强拽青春去，枯骨偏将旧恨留。惊悸重游排碱地，断魂苦忆夹边沟。茫茫多少伤心事，回首沧桑发暗愁。”茫茫戈壁，没有必要警察看守，缺少吃穿，即使你想跑，也跑不出无边无际的大戈壁。更何况还有狼群出没。由于吃草根树皮，许多人便秘，就相互用铁丝往外掏大便。解手时，大家必须扶住墙，慢慢直起身子。一不小心，猛一起身就会晕倒，要跌倒，就再也起不来了。董晴野在夹边沟呆了八个月。有一天，突然有人来，要他上车。董晴野以为死期已至，吓得一身虚汗。来人将他的眼用黑布蒙住，推上吉普车。几个小时以后，当黑布被取下来时，他已到了兰州市。原来省劳改局要办一个展览，他被派去布置一个展览室和画展览宣传画。艺术终于发挥了作用，并把董晴野从死人堆中拉了出来。
完成了展览任务，董晴野被下放到了甘泉乡下。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只要什么运动一来，董晴野就被再次揪出来，脖子上挂着黑板游街批斗。不斗时，他骑着自行车，在甘泉街子靠为人照相挣钱吃饭。进入腊月，他在街上卖他画的中堂画。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偷偷地为乡村寺庙里塑神像，为别人画神像。为了吃饭，顾不得别的什么了。“批斗归批斗，一家人还得活着啊！希望只有在你活的时候才有！”董晴野对一位记者这样说。这样的日子，董晴野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垮台为“右派”摘帽为止。董晴野终于回到了原单位天水市文化馆。
（六）师友情深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有云：“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敦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四人帮”终于被捉。改革开放的英明国策终于实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开始贯彻。董晴野的日子渐渐好过一些了，他的人文艺术天才终于得以展现。1989年春天，母校七十周年校庆之际，董晴野终于身心舒畅地回到母校。建国前的一些老校友，一见面便有说不出的欣慰。曾经是倨傲的、自负的、亲和的或是沉默的同学，到了晚年，都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刚刚进行的情况。各自也都有些神秘感。他们记起了许多往事，湖山依旧，但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感悟！平湖秋月的一次聚会，西湖忆归，一阵子高兴和欢欣。诗主要是用语言形象表现情思的艺术。董晴野早就用自己的诗表达对师友的爱恋之情。戊午（1978年）秋。董子下榻无忧寺，有故友鸣珂君送来董子的恩师林风眠先生所画《红叶小鸟画》，要求题诗。董子即作《题林风眠先生红叶小鸟图》一首。诗云：“秋雨绵绵无处飞，黄花红叶依低枝。不堪寂静萧冷，悄向枝头说旧时。”一方面表现出对老师怀念之情，但也明显地流露出诗人才华尚不能充分展示的寂寞。在同学中，董子和同乡兼同学王修功最为友善。董子多次写诗怀念在台湾生活的当代世界著名陶艺家王修功先生。如《寄怀王修功同学》诗：“曾经同志又同乡，同寄行踪之水旁，慧眼君能识大道，闲情我自爱文章。”又有《杭州偶怀修功》诗：“湖边又见柳含烟，依旧情深忆去年。自是同乡却异梦，无端离恨一潸然。”董子1998年回母校参加校庆七十周年时，诗兴大作，现仅举笔者读到的数首。《湖上泛舟赠王修功同学》：“轻舟波上又相逢，八字修收蕴笑容。满腹文章情洒洒，一生经济意重重。游心艺海成宏业，回首明湖忆旧踪。记得当年分手后，共嗟前路竟难同。”丰子恺的女公子丰一吟女士是董晴野外西湖的同学，善唱京剧。九八校庆时，董子吟诗云：“西湖忆旧目逢君，剧艺当年负盛名。光彩照人人窃慕，容华映水水涵情。老来更觉风神健，时去原知往事轻。且持佛心轻世界，随缘相对证前因。”潘天寿先生是董晴野已故恩师，参加校庆未免要想起潘先生。董子有诗云：“艺重诗书品自奇，格高偏与势相讳。纵魔自始无真理，灭法何曾有是非。风雨恩师空堕泪，湖山为我枉凝晖。不堪回首昔年事，云烟依然合恨飞。”董子是大度的，看到他写的《甘泉古镇叙》长篇史诗，末尾有“高岗太平寺，泉眼蕴鱼龙。终有腾飞日，高翔入太空。”但愿此二句成为董老夫子今后欢愉心态的形象表现！
对董晴野先生的才艺观确实难以确切的总的评价。凭感觉他像是一件立体的艺术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看去，都有看头。就让众人去欣赏评说吧。依不才看来，董子的古文、诗歌、书法、绘画、古琴演奏艺术合起来，特别是其诗作与书法作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他所生活的时代，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
董晴野无心无意的山水画
文/梁怀茂
在一次两岸书画文化交流会中，我欣赏到董晴野作山水画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势。我细视这个交流团的组成，董先生是团长，团员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长的画家。从他作画的举止风格里，看得出他们生命世界里有太多的风霜和波折。因我是会场陌生的闯入者，无缘和他们交谈或请益。只带着对董晴野强烈的印象离开。
事情就有这么巧，一天晚上，我游杭州西湖，在湖畔小街闲逛，在一家画廊里看到一幅董晴野的山水画，那份特有的气势与神韵，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试着问价，老板回说“不卖”，这才惊觉到董晴野画作的珍贵！
通过网络，我看到了较多董的画作，也读到了一些董的生平轶事，使我在董的生平与画作之间有进一步的认识。因为网络展现画面的精致度有限，所以买机票去广州市找到了这家收藏董画甚丰的藏品家。
掏出名片说明来意，自称是董迷的刘先生，诚恳的招待我，依着我看董的画作，毫无保留。总共来回三天的时间，是我平生最辛苦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快乐我在短短的时间里，认识到一位与我同一时代成长的画家，辛苦我在短时间内，竟然愉快地看到那多的盖世佳构。改成：辛苦在于，三天的时间里，来回的奔波；快乐在于，在短短的时间里，认识到一位与我同一时代成长的画家，看到了那么多的盖世佳作。
更使我感到荣幸的是在刘老板的安排下，我见到了这位不求闻达的大师，朴实无华，神采奕奕。虽是八十七岁高龄，谈吐优雅，头脑灵活，言辞清晰。在细述他的人生境遇和画艺生涯中，可以隐约看见他的画风与画格，也感受到他平时的平淡和宁静。我看董晴野的画，不管立意、构图、笔法，总体以厚重的墨色大斧劈皴，物我相融，笔锋豪放，但又锐中带钝，好像情感收放之间，存冲突与矛盾，无法流畅表现出来。所以从山峦水脚的气势神韵，可以感受到晴野浓郁的呼吸。也就是说：董画在表现山水景物，乃由物象而意象，由意象而意境时，其由心灵凝塑的个性之美，铺陈在画上。
书画在表意或解读意境的评论上，有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或“外师造化，中得心原”的说法。一幅优秀的画作，并非只是对实景的描绘或原貌的摄影，更重要的是作者心意与个性的表现。一幅山水画，借用的是山水风物的景象，这些都是零件，经由作者的智慧与性格，点点滴滴排列组合而成。从这一角度来看晴野的画，就更能升堂入室一窥其堂奥。
1924年，董晴野在一个贫苦农家出生，家乡是素有“羲皇故里”之称的甘肃天水，被认为是中华后裔，龙的传人，追本寻根的圣地。境内有雕梁画栋的伏羲庙，有麦积山石窟。从四世纪到二十世纪，荟萃了七千七百三十多尊塑像，是古来丝绸之路的石窟艺术走廊。地灵人杰，相信在此地出生的晴野，血液里充满古圣先贤的聪明睿智，所以自小才思敏捷，读书过目不忘。私塾启蒙几年，就能独自钻在古书堆里，熟读四书五经，着迷唐诗、宋词，热爱庄子、李白、白居易等文人雅士。至中学时代，就读完了《资治通鉴》、《通鉴论》、《古文观止》、《古文雅正》、《孟子》等巨著。所以晴野年少时，就为他自己的才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晴野熟读古书的角度，来解读他的艺术人生，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境界。按照今日大脑科学的说法，人的大脑，每输入一个字、一句词，都会成为一个新的神经元，也就是一个新神经连接。每个神经元，又可以跟大约一万个邻居连接，因而增进了神经回路的密度和动能。由此形成一个人认知反应的基础，提高其潜意识逻辑推论的灵活度。这是晴野才思敏锐的先决条件。
大脑内部更大的特色是，它会不断渴望寻找外界刺激，当外界刺激起反应时，每次都会产生新的神经活化型态，内在环境就会不停地改变。而成为各种不同格式化的反应组型，作为内在价值的行为导向。所以晴野对山水物象的感应，有比常人更卓越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由董晴野的读古书与大脑心智建构历程来看，他的人文世界有丰富的内涵，因为中国文字、文学的根本意义是“字以立义、文以载道”。因此，而型化他人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表现他山水画作的特色。
解读董画的另一个方向，是要透视他盛年时期，遭遇到的社会文化压力所造成的“反射”。回顾他自幼生活在乐天知命，自由自在的农家，凭他的聪明智慧，读他想读的书，做他想做的事，这种生活情态，从就读私塾到1946年入学国立杭州艺专，都是他自我建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黄金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的30年间，正是他思想成熟，创造力充沛的时候。然而，在新政的阶级斗争、三改、反右、大跃进、大饥饿、“文化大革命”，这种天翻地覆的大震撼，在他生命历程中，留下无限伤痛。尤其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贬到酒泉荒漠的夹边沟劳改场，眼见人性的污蔑，理性的摧残，生命的毁灭。同坐车的八十多人，只剩下他一人生还。其心身的煎熬，心理的挫折，理性的冲突，是多么的沉重。因此，从这个观点，去欣赏他画作的技法，品评画作的美学，会有更深层的意境和感受。
从董晴野少年自修读过的书，受过的教育来观察，他是个典型的传统文人。在诗、书、画的作品里，充分地随心随意，流露出天理自然的妙境。传统文人画家的特色，侧重抒写胸中情愫，不拘线条色彩的技巧，注重笔墨情趣，主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里引述晴野山水长卷题跋云：“无意之心乃为至心，无之情乃为至情，不着意之画，乃为至情至意之画，其信然也。友人谓，余之画，实为心眼所障，若息其心，则无筹思境界之苦，若闭其目，则无虑其形色之障。然后以往情至恒立笔，随意涂之便得意外之意，形外之形，余颔之。息其心而闭其目，连涂数帧，任意连接，果成异趣，略加修饰，则无尽辉宏，究落落之概，其纵横错落，变化之奇，非筹思若想所能得也”。再引一段他《盲画》的记述：“余一日，寂寥危楼一隅，情兴萧然，百无聊赖。忽有友人见访，且请余曰君之画，以心筹之以目触之，初成图幅，如能去其心，蒙其目，信笔涂之，可得奇趣，遂以巾覆吾目，随意涂抹，连作数帧，然后解巾视之，果得异趣，并将数帧连接，稍加修饰，乃为巨幅。至祥审之，见其笔意自由，气势落落雄宏，实非着意之作，可能比也。余始悟，无意之心乃为至心，无意之情乃为至情。不着意之画，亦实为至情之画也”。所以读他的山水画，要跟着进入他的情意世界，才能享有那份喜悦和美感。
文人山水画，创始于宋代苏轼，至明代董其昌时，形成了画的种系。文人作品借山水以抒发性灵，讲求笔墨情趣神韵。是结合儒、释、道三家人文思想，对“生态伦理”的一种启发。他们主张山水画，乃借重山、水、木、石本然之善，用诗书、画的水墨雅趣，表达内在情感。这一画种的传承，至元、明、清三代，灿然大备，画家辈出，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艺术大师中，吴昌硕、任颐、齐白石、黄宾鸿等，都是这个画种的顶尖人物。其中黄宾虹大师是晴野的老师，自然深得他的心传。回顾晴野的画作，应该回到他下放夹边沟的段生死交关的岁月。他见到无言的饥饿，见到无言的死亡，看到的山，看到的水，沉寂无奈，迷朦的，散乱的，无趣的，那不就是晴野大斧劈下的披麻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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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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