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梅州人，参与研究出极其“霸道”的产品，人民日报发喜报！
极其“霸道”的产品 足于让侵略者胆碎
这就是
令敌胆寒的大杀器
氢弹
让所有侵略者跪拜求饶!
而这位梅州人，参与最机密的氢弹研制
一起看看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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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比太阳还亮！
2015年11月21日，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教授金灿荣先生在上海《双休日讲座》中，首次披露了中国氢弹技术的秘密。
金灿荣教授称，由于氢弹技术比较复杂，当氢弹被制造出来之后，需要大量维护人员和维护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这就造成了氢弹的维护和后期保养费用极大，一般核武器的维护只需要在特制的储藏设备中恒温储藏即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就行了。
氢弹的维护成本极高，特别是由于聚变材料和装药的寿命很短，导致氢弹的储存寿命太短，成本太高，核大国已经逐渐不再发展新的氢弹，转而发展价格比较便宜的原子弹和中子弹。
到2012年，俄罗斯首先销毁了自己所有的氢弹，成为无氢弹核国家，而美国则在2013年销毁了所有氢弹，加上英国和法国已经在上世纪就不再生产氢弹，在已知的五大核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世界上仅有——30枚可使用的氢弹（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并无氢弹）。
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中国的氢弹构型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足，需要维护成本低的氢弹，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的成就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术路径，即实现了与美国T-U氢弹一样的威力，又实现了低成本维护，这是中国人在氢弹技术上的独门绝技。
在讲座中，金灿荣教授接着说到，“中国最小的氢弹爆炸当量为300万吨TNT，而最大威力的氢弹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TNT，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那个最大的，送两颗过去，这个国家（日本）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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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亲历者说氢弹研制上海“百日会战”》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侯艺兵，2017年6月19日
蔡少辉（1933-），广东梅州人，菲律宾归国华侨。父亲蔡辉甫硕士（揭西河婆人、菲律宾归国华侨）、母亲张碧兰（梅州人）。1955年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1965年秋参加突破氢弹原理“上海百日会战”时担任九院理论部科研室副主任。
我有幸亲身参与了氢弹研制全过程，下面谨以我的亲身经历，从我的视角写下这一段文字，力图重现那些难忘的激情时光。
1963年9月，核武器研究所成立核心研究小组，研究装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也称加强型原子弹)，开始向氢弹研究过渡。到1964年初，研究所机构调整，理论部成立时，氢弹原理的探索工作还只是在11室和12室部分人中进行。直到1965年初，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轻核反应理论组的理论物理学家黄祖洽(此前，他已兼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等人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后，探索工作才在理论部四个研究室(1室、11室、12室以及13室)中陆续地全面开展起来。
是年2月，在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朱光亚的指导下，由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主持，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回顾了前一段氢弹理论研究工作，分析了美、苏等国氢弹发展的历史，制定了研究所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规划。确定:第一步，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重量不超过1吨(为的是能上导弹)、威力为10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代号1100)，力争在1968年前实现首次氢弹试验任务。
集中突击一百天，用当时已经掌握的加强弹原理，配以可能取得的最好的核材料为后盾，完成口径指定、重达数吨、当量百万吨级的氢航弹优化设计任务。这就是当时被戏称为“老原理新应用”的一项突击任务。说白一点，就是要我们用加强型原理，靠拼材料、拼个头、拼重量的办法，优化设计一颗飞机能驮的百万吨级热核弹头。
8月27日，（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理论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理论部领导适时调整了突破氢弹的途径和步伐，决定在确保主力11室和12室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决定把66年进行的小规模加强型爆炸试验的设计任务交给了1室，并把打算在后年进行的百万吨级氢航弹热试验用的弹头优化设计任务交给了我们13室。
会上邓稼先和几位副主任，在讲话中一致要求最好的核材料为后盾，完成口径指定、重达数吨、当量百万吨级的氢航弹优化设计任务。这就是当时被戏称为“老原理、新应用”的一项突击任务。说白一点，就是要我们用加强型原理，靠拼材料、拼个头、拼重量的办法，优化设计一颗飞机载得动的百万吨级热核弹头。
13室各组接到通知以后，都在抓紧物理建模、基本假设，到数学推导和差分格式以及与之配套的物理参数等都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我们除了请彭桓武、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专家给大家讲了他们个人对加强型模型的看法外，还请了1室、12室从事过加强型理论设计的经验较丰富的年轻人邹志高、高飞给大家传授经验。此外，副组长孟昭利还根据几位部主任的意见准备了一批到上海计算的模型。实践表明这些准备工作对我们这次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加强型模型的优化设计工作则按核反应前、后分工，加入少许贵重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到100万吨。
当时就发现在加强型原子弹中，聚变材料虽然能起到加强原子弹威力的作用，但由于加强型中聚变材料燃烧不充分，这种加强作用是不充分的。
这次于敏受理论部主任会议的委托，把加强型原理与现实的原子弹配合起来，完成加强型装置优化设计任务。于敏有一个特点，不论做什么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绝不敷衍了事，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得最好。
于敏深入计算机房，埋头于输出纸带卷中仔细分析计算结果。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带蒙特卡洛组的同事去接班时，还未进入机房的门，突然听到13室的人在机房里大叫起来，说是发现了“新大陆”，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威力高达300多万吨的新结果，大家都为此很高兴、很兴奋！
经过分析，查找发现“新大陆”的原因时，竟然是负责计算模型数据准备的“小鬼”刘玉兰把物理参数填错了，出现不符合实际的计算结果。但这一错误不要紧，却给科研人员有了意外的提醒，要获得威力高的氢弹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提高轻核材料的密度，设计氢弹应该走高密度这条路。
10月29日星期五，我和于敏晚饭后在附近田间小道上散步。当我们谈到应如何创造条件让热核材料充分燃烧时，于敏直截了当地指出，加强型的构型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他详细地给我谈了他的看法，我被他的崭新思维所吸引，也被他所列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所折服。我说：“那我们马上就动手干吧？”于敏说：“先算两个模型看看，一个比较理想一点，另一个比较接近实际。”
11月5日，于敏登上讲台给大家做学术报告，从原理、材料、构形三要素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氢弹的“牛鼻子”终于被揪住了！这时会场上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非常热烈。
随后，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一个新原理的研究小组，抽调物理组的于庆祥、周云翔、张天树、虞锦岚四人和我一起（加强型优化工作到12月份基本完成后，又抽调了黄书科、陈云尧、陈贵凡、陈继祖等参加）配合于敏另辟一条突破氢弹原理的技术途径；立即着手启动大型计算机程序1303的编制工作，以适应探索新原理的需要。上述决定随后由于敏用保密电话向北京做了汇报，并得到认可。
11月8日，邓稼先在北京听到上海工作有突破性进展的好消息后，立即乘飞机抵达上海，亲自听取于敏的介绍。于敏又进一步提出如何使热核材料“点燃”的想法，要实现300万吨级氢弹，所需压缩能量要达千吨级梯恩梯当量，必须利用原子弹的能量才能实现。
12月初，老邓与老孙一起把我们在上海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带回北京。几天后，于敏也奉调回京汇报，随后又到前方基地，多次就氢弹原理问题向有关领导、有关方面作了汇报。留在上海的同志则继续深入研究氢弹原理。12月中旬，留守北京的副室主任徐锡申根据上海的需求，派了物态方程组的李茂生和余冠儒两人赶到上海，帮助我们用上较为严格的状态方程。此时加强弹的优化设计工作已进入初步总结阶段。1965年年底、1966年年初，我们终于带着丰硕的成果，陆续返回北京。胜利地结束了100天的奋战。
这样，从1965年9月27日到1966年1月4日，整整100天!100个日日夜夜，终于凝聚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形的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从而为提前实现1968年前爆炸氢弹期限争取了最大的主动。
在接下来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理论部领导与专家们的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下，理论部全体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在完成1966年5月9日含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空爆试验后，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地完成了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接着于1967年在周恩来总理和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亲自过问下，全体人员力排“文革”的干扰，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在祖国西北部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机载氢弹!
中国人民受人欺侮，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十年过去了，这一瑰丽的历史篇章是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科研人员永远不能忘怀的。时至今日我们虽已两鬓染霜，然而岁月易逝，记忆难忘，大家还清楚地记得与于敏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忘不了于敏埋头于堆积如山的纸带卷中，专心致志地分析计算结果的身影和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课情景;也忘不了于敏在工作之余与大家一起漫步于乡间小道，到嘉定县城逛孔庙，一路上谈笑风生，谈“红楼”，聊“水浒”，说“三国”，背古诗……;也忘不了与于敏一起说说笑笑，吃一角钱一碗的“澄桥豆腐”……的情景。
【备注】
中国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地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当量30万吨。1967年6月17日由飞机空投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
于敏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人民网2015年1月9日报道，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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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掷中国首颗实战氢弹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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