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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帮”在上海

2018-01-15 客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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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开埠,广东、潮汕、五邑之人,蜂拥入沪,据香港学者梁元生对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的粗略统计,1885年始,广东入沪人口最高峰值,达上海公共租界总人口的20%,低潮时的1935年,则仅占4.8%(详下表,摘梁元生2014:2)。

上海广集五方人士是人尽皆知的,但形成上海主流社会的,仍为江浙人士。

除此之外,苏北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往往从事社会底层的工作,而难称一“霸”;倒是广东帮,绝对能算是在上海主流社会称霸一方的外省人士。



    梁元生认为:上海在1843年作为条约口岸开放以后的二十年中,出现过三次来自三个主要地区的移民潮,首次在1840年代,其时、好几万广东人北上,希望能在对外贸易中发财致富,或在与外贸有关的行业中发展……广东帮主要来自香山和香港及澳门一带。



从语言到建筑的“渗透”
可以讲,百多年来的上海主流社会,江浙财团与广东商人平分秋色,而广东人所带入的地域文化,也随之汇入上海大熔炉之中,为海派移民文化中一重要元素。
建筑上,有金陵路的“骑楼”
饮食业,杏花楼的月饼、冠生园的陈皮梅、马宝山的饼干、新雅粤菜馆、新亚大酒店

特别新雅粤菜馆,在上海餐饮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一改中国传统餐馆脏、乱、吵的形象,创造出高雅的用餐环境,并引进火车卡座式座位,因其有一定私密性而广受欢迎,后上海各餐馆包括咖啡店,纷纷仿效。

连上海的方言,也因这批广东新移民的加入而广东化。上海话里的“亨朋冷”,全部的意思,就是来自广东的外来语。

此外,诸如“一脚踢”、“买单”、“拍拖”等等,这些粤语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在海派上海话中流行;即便是一直在上海话里存在的“老举”(又写作,“老鬼”),也能在广东话里找到出处——指的就是妓女。
考考侬

“广东帮”住在哪?



广东籍上海新移民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虹口的北四川路、及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西摩路(陕西北路)、新闸路一带。


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不少广东人本身就是四大公司及一应服务行业的打工者——“永安里”,就是永安公司的员工宿舍。

(图:有个老上海都知道的典故:当年居住在虹口的广东人,普遍瞧不起东洋人(日本人),之间时有冲突,当来自广东的十九路军进入闸北后,可能因为老乡比较多的关系,更是助长了广东人在虹口的底气。)


公共租界的广东人集居区,层次多为较高层的经营者,几大家族都集中在今陕西北路为轴心的南阳路、静安寺路一带的豪宅中。

这一带,特别有几条弄堂,如新闸路上的三元坊、南京西路上的安乐坊、南汇路上的丰裕坊等,都是出了名的广东弄堂。那里广东话声声,穿黑香云纱唐装的男女进进出出,俨然一个小广州区。
“广东阿妈”
因为这些高层次广东移民聚居,因而这里产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服务行业——广东阿妈,上海人又称,“一脚踢”——啥意思?全包!

在上海人的印象里,“广东阿妈”做生活一丝不苟、快手快脚,粗细活都能上手,所以才能被称作“一脚踢”。


而又因为语言、生活习俗的不同,唯在广东人集居的圈子里,广东阿妈十分抢手,其中又以来自顺德的居多。


广东阿妈一般不做住家工。
为打工方便,她们租住这里花园洋房公寓的汽车间,或西摩路小菜场背后的矮房子,与在粤菜馆打工的厨子、私家车司机、西餐厅的西崽等众多下层广东移民集居,形成一个颇有人气的广东人圈子,自成一体。
“咸水妹”
除了“大老板”跟“广东阿妈”,老上海还记得一类广东人——“咸水妹”。

“咸水妹”,来自英语“Handsome Mad”,原意指“慷慨豪放的女孩子”。不知起于何时,“咸水妹”成为广东欢场女子的专利,当然,这里还专门指的是服务外籍水手的女子。

“咸水妹”主要在现在的陕西北路、新闸路、以及常德路、新闸路一带。她们租住一些新式里弄花园房子做起生意,确实令这一带房产下落,特别一些弄堂如“西新别墅”、“太平花园”等,名声也变得不好了。
后来搬进来的住户,将原来的住宅房改建成了旅馆式样,因近就利租出去牟利,在这一带形成一个著名的红灯区。
“上海骄傲”广东制造

广东帮在上海的影响力,远不止这些工商业大佬、或者是文化上的融入、亦或是“引风气之先”的理念。翻开解放前的上海文艺圈,当年上海滩的红人,有不少是广东人。


影人扎堆
今年是阮玲玉玉殒80周年。不少粉丝第一次发现,“原来她是一辈子在上海的广东人!”

阮玲玉(1910——1935),广东中山人,原名阮凤根、阮玉英,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1935年3月8日逝世。

事实上,无论是郑正秋领衔的“明星系”,还是黎民伟执掌的“联华系”,蔡楚生、张慧冲、严珊珊、林楚楚……主创人员特别是女演员,广东籍占压倒性优势。

就连电影院方面,有五家影院的南京院线,是中山人何挺然创办,大光明是潮州人高永清的产业,奥迪安则是广州人陈伯昭独资兴建。

阮玲玉死后两年,抗战爆发,几大电影公司停办。抗战胜利后,粤籍影人大多迁往香港,直接成全了香港电影的爆炸式发展。

(图:四川路上,过去曾经遍布各种大戏院、电影院。早在1917年,广东商人曾焕堂就曾在四川路1408号(虬江支路口)的同庆戏院旧址,开办过上海大戏院(Isis),他是华商开办电影院的第一人)


至于解放后组建的上影,虽然依然是电影重镇,却是华东文工团的班底。广东籍上海影人连同当年东方好莱坞的辉煌一起隐入历史云河。


虽说也有梁波罗这样原籍广东的大腕,他也会讲流利的粤语,但全国观众记住的,却只是那个说着淡淡上海普通话的新时代小开。

“新音乐”和“新文化”

上海人文地理,从来言必称“江浙沪”。

富饶的江浙腹地,孕育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基础,使之迅速成为各路人杰汇聚的远东第一都会,于华人世界独领风骚。


清末民初的上海,音乐活动频繁,不少广东人也带去了家乡的音乐。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粤乐进入广泛传播期。


(图:许多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把音乐也带到那边。上海居民觉得新鲜,把这叫广东音乐。“五架头”是广东音乐最小的组合,这儿只有四个人,还未发展到五件,但女子演奏,新鲜。)

“广东音乐”与客家“广东汉乐”

据说,“广东音乐”是上海人先叫起的,他们认为这鲜明、流畅、清脆、动听的音乐是广东人的。其实,广东还有潮州音乐、客家人的汉乐等,而“广东音乐”特指粤语地区的音乐,故专家仍称“粤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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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乐是一千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原古乐,在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如打八音、中军班音乐)相融合的基础上,经历代演变发展而成,现已成为广东三大乐种之一。"中州古调"、"汉皋旧谱"就是世代相传的旧有乐谱。广东汉乐大体包括:丝弦音乐(旧称儒乐或清乐)、中军班音乐、八音、民间大锣鼓和庙堂音乐五大类,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深圳、韶关、惠阳和福建闽西、江西赣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华侨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素称广东汉乐之乡的梅州市为代表。





在这些广东音乐人当中,萧友梅(1884—1940)是极为重要的一位。


他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潮州门槛”
广东人在上海百年来,可讲得心应手。在上海的百货、服务及餐饮业乃至娱乐业上,独树一帜。
在上海闲话中,有句“潮州门槛”——潮州人是广东人中最会经营做生意,且以节俭闻名。“潮州门槛”以形容精明会划算,从中可见,上海人对广东人的评价。
“广东大老板”
我们熟知的
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的老板“郭、马、蔡、刘”都是广东人



南洋烟草公司的简家、地产商甘家、伍家

中华男装皮鞋第一块招牌、“博步皮鞋店”的黄家

国际饭店开业之前,雄霸上海酒店老大(中国人经营)、较百乐门还早设有弹簧地板舞厅的“扬子饭店”,三个老板何、关、张,这些“大老板”都是广东人

1946年上海首届选美亚军、上海首位大家闺秀出赛选美的谢家桦,她父亲为上海化工原料大王,就是广东人。
茶叶商巨头唐季珊、上海第一家番菜“一品香”店的老板也是广东人。

此外,在大多数上海人还视拍照会“摄去灵魂”时,1888年,上海已开出“三楼三底”,位于四马路上的“宝记”照相馆,老板欧阳石芝,就是广东人;而“同生”照相馆的老板谭京唐,也是广东人。



当年,“老广”们来到上海,并在此生根发芽、根深叶茂;而在“海派”的辉煌之中,广东人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少改变上海、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事,皆出自这群飘洋过海来此的广东移民及其后裔,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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