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宁:江湖中人
叶选宁(1938年10月- 2016年7月10日),广东省梅县人,生于香港,化名岳枫。叶剑英元帅次子,母亲曾宪植。
“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
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
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叶选宁决定去上海,再动一次手术。
写信成了他和孩子沟通的路径。“馨儿”是叶选宁小名,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大夫第叫出来的。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了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叶选宁在此间长大,被称为馨儿,后来读书、识字,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后来,叶选宁回京,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详陈母亲的处境和身体状况,请求批准她回京治病。毛泽东批准了,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接回了北京治疗。
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
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
张延忠回忆,那时,叶家的两个大孩子都有自己的岗位,叶选宁更自由一些,况且,他接触面宽,消息源丰富,又很聪明,成为叶剑英的临时“联络员”理所当然。
1980年代,叶选宁给曾宪植办了一次生日宴。宴会地点选在澳门,叶选宁提前了几个月,就开始考虑地点、流程、蛋糕之事。
苏承德被邀请参加。去之前,叶选宁一一过问了来宾送的礼物,并很直白地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母亲会喜欢,什么东西母亲不喜欢。
那时还没有生日礼帽,叶选宁特意订做了一个鲜花花冠,戴在母亲头上。在苏承德印象里,一生坎坷的曾宪植很少笑,那天却始终笑吟吟的。
1986年,叶剑英去世,骨灰安放在了广州。张延忠回忆,操持葬礼的是叶选宁。从发小到老同志,似乎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能联络也能调动得了各方的人。
1989年,曾宪植去世。不到五年,父母双亡,叶选宁按照老家风俗,蓄发蓄须以守孝。胡须他过了三年才剃,有一阵必须戴帽子才能遮住凌乱的头发。
这几年,右臂常常疼痛,有人劝他截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歹我现在还是四肢健全的。对方亦不再提此事。
天已经黑透了,地上有厚厚的积雪。张延忠和叶选宁送走了回京过年的同学,没买到车票的他俩搭伴从火车站往回走,沿着大道,一脚深、一脚浅。
叶选宁放声唱着俄语歌。周围静悄悄的,他的声音介乎男高音和男中音之间,很好听。
路过秋林商店时,发现还开着门,他们跑进去买了一瓶酸黄瓜。俩人伸着两只手指,你夹一块、我夹一块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走,继续唱着歌。
这是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十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了夫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张延忠和王兴。几个孩子逐渐熟识。张延忠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叶选宁读住宿制学校,通常在周末、假期回家。
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那时的叶选宁喜欢音乐。有时,叶家父子会合奏一曲。叶剑英拉胡琴,叶选宁吹笛子,有观众的时候,就给大家表演一场,没观众的时候,父子俩自娱自乐。
他也喜欢踢足球、游泳。张延忠回忆起少年时的叶选宁,总能想起精瘦的他光着膀子跳进水里游泳的样子。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叶剑英第四个孩子叶向真的前夫刘诗昆,就是在这期间与叶选宁相识的。
刘诗昆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9年,他与叶向真刚刚认识,常去叶剑英家拜访。有时叶选宁放假回来,他们会打个照面。叶选宁话不少,喜欢开玩笑。
之后的一个暑假,叶剑英去东北,叶向真、刘诗昆陪同前往,叶选宁也在。大家接触多了,熟悉起来。
文革开始后,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受了冲击,孩子们放了羊。叶家如同开了流水席,被抄家的、没地方去的,十几号人挤了进来,隔两天又换一拨人,大多是叶家孩子小时候的玩伴。张延忠就住过叶家,也住过王震家。
叶选宁胳膊出事后,张延忠收到了他写的信。信写得并不凌乱,字迹清晰,她无法想象,这是叶选宁从三天的昏迷中醒来之后,用完好的左手写的第一封信。
叶选宁赴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妻子赶到了上海,张延忠和王兴一同作陪。手术之后,叶选宁的胳膊接上了,但丧失了全部功能。他看起来并没有失落、低沉,不断问着其他人的近况。
叶选宁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偏执的人。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宽厚而爽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似乎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曾宪植为人豪爽。在朋友们的印象中,她有一双大眼睛,说话幽默。
苏承德也受过叶选宁的帮助。妻子留学美国,留在当地行医。苏承德赴美签证办不下来。叶选宁从别人口中听说后,主动揽过这事。在叶选宁的帮助下,一周后,苏承德绕道香港,办好了赴美的探亲签证,与妻子团圆。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
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他们回来了,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
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老总”的称呼最初是由谁叫起来的,刘诗昆已记不得了。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叶选平、叶楚梅、叶向真、叶选廉、叶文珊和他们的配偶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收到叶选宁这条短信的时候,52岁的李卫平正在新疆,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他来新疆的第三个年头,因长期在边陲工作,他和妻子始终异地分居。老领导叶选宁很关心他,为他给上级写信、打电话,但没能管用。
他管叶选宁叫“老板”。这不是他的发明。因工作性质特殊,叶选宁对外通常以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身份示人。“老板”这个称呼,符合实际,也上得了台面。
有报道曾说,某位国家领导人也管叶选宁叫“老板”。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此事属实,领导人开玩笑地称叶选宁“岳老板”(他在工作中化名岳枫)。
但他对身边人要求严格。1997年,李卫平从副师级升正师级,报告打了上去,到了叶选宁手里。叶选宁打电话给他:“这官你不要当了。在我身边, 进步 得就是要比别人慢。”
李卫平曾亲眼见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叶选宁写了三封信上呈领导。
他说,鉴定上“好话连篇”,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表扬是不对的”。他自我剖析说,自己比较右,说话随便、不分场合,有时不尊重领导,作风散漫,“思想和行为上都不乏自由化的倾向”。
6月18日,叶选宁再次写信,直接上书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
他说:“他们误会认为我只是谦虚,我想不要因为这个误会而造成更大的历史误会。恳请您帮助我解脱。”
7月22日,叶选宁第三次给杨尚昆写信,开头即说:“我再次向首长乞骸骨。我自己反复衡量,自己绝对不是做官的材料,这是很客观的一种评估,恳请首长相信我。”
三封信都是经李卫平寄出的。他记得,当时叶选宁右臂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睡不着,左臂也因此受了牵连,长信的后半截常常字体潦草,人也筋疲力竭。
临行前,他去广州看望已经退了的叶选宁,感慨自己“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叶选宁很直白:“你需要我给你做点什么吗?需要我找领导,不让你去吗?”李卫平摇摇头,说自己会赴任,叶选宁连说几声好。
一个月后,身在新疆的李卫平收到了别人带来的一封信,信里是叶选宁写的一幅字。其中说:“唯孤臣逆子,其虑也远,其谋也深,而故达也。”
李卫平深知叶选宁的意思,他没敢裱,仍然将之放在信封里。驻新疆的7年间,每当困难、孤独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看。“我身边,比我官大的、官小的,因为腐败进去的,有8个人。我没进这个圈子,都是因为叶选宁。”
2011年前后,叶选宁曾病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李卫平正好有事回京,去医院看他。他全身插着管子,看李卫平来了,腾地坐了起来:“你不好好守边关,跑回来干什么?”
李卫平当即落泪:“老板,对不起,我回北京办事,来看看你。他们说你不行了。”叶选宁点点头:“是不行了,我能管的地儿越来越小,将来就只有一个盒子了。”
“老板”还是像过去一样。他劝李卫平“不要沽名钓誉”,热心地关心他的夫妻分居问题解决没有、女儿找到了对象没有。李卫平既感动,又有些哭笑不得。
他似乎有语言天赋,俄语、英语都不错,国内的方言学什么像什么。
他从小并不长在广东,但能说地道的粤语。后来,他走南闯北,和某个地区的人接触,一阵子过后,就能模仿对方的口音,与之交流。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叶选宁精研书法的严谨,像个潜心修行的和尚。“我们天各一方,有时夜半醒来,想到叶三此刻正在练字,登时眼前一个胖子灯下狂书的画面,十分好笑。”
一次饭局上,叶选宁指了指苏承德,对其他人说:“你们聊你们的,我们文化人聊我们的。”苏承德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叶选宁性情相投。
刘诗昆说他早年说话直率,偶尔会讽刺别人。不过朋友都知道他本性如此,并没有恶意,开的玩笑过重了,也不会和他计较。这两年,他平和了不少。
不过,在李卫平眼里,叶选宁多年来没什么变化,尤其是,“爱哭”。
走在路上,看到小女孩拉琴卖艺,叶选宁就坐下看着,回头问李卫平,带钱了没有,给她一百块。末了,俩人走了,叶选宁一步三回头,拿着手绢擦眼泪。
自叶选宁退了之后,他们通常靠电话、邮件联络。有时,张延忠、王兴夫妇会去广州、珠海看他;有时,他们会相约一个地方,大家都赶到那里汇合。这两年,叶选宁的身体欠佳,会面也少了。
张延忠赶到广州的中山医院。叶选宁已是肺癌晚期,十分痛苦,但仍问老朋友们的现状,尤其又问她:“你有没有缺口?”
张延忠立刻就懂了。王兴因病住院,他们二人没有其他收入,全靠工资,叶选宁怕他们的工资不够花。
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叶选宁去成都种牙,平时闲着没事,去了杜甫草堂。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卖字、刻章,叶选宁常去看,品评一番。后来,他和小伙子成了朋友。
他请小伙子给他刻了一个闲章,一直保存着。上书四个字,是他自己选定的: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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