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锤落下之后，现场所有人站立鼓掌长达数分钟，握手、拥抱、竖起大拇指，历时6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被定义为“具有历史性的”，也被视为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达成的最重要协议。
此次大会现场奔波的身影中不乏中国面孔。当中有关注气候变化的民间组织和媒体人士，有追踪碳排放的科学家，还有与节能环保相关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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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中国身影
巴黎当地时间12月12日19:30(北京时间13日2:30)，戴上了老花镜的法国外交部部长、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敲下小绿锤，为此次大会画上了句号。
从12月7日开始，7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吕达仁在大会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展台工作了整整一周。
作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先导碳专项首席科学家，吕达仁在亲自给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国科协展区站台的同时，也带领研究团队骨干一起发布了中国碳专项小组近5年来的成果。
为什么来?吕达仁说，两三千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经过近5年对中国碳排放数据的核算和研究，目前已经有了具体的成果，可以发布了。
12月10日18时，吕达仁换上了深色的西装，站到了中国角的演讲台上，条理清晰地介绍了政策研究、碳排放(支)、碳固定(收)、二氧化碳气候效应(不确定性)以及古气候与古人类这5个任务群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这是中国角的最后一场研讨会，主题为“追踪碳踪迹——中国科学家在行动”。
上台前，像往常一样守在中国科协展台的吕达仁告诉记者，根据专项组专家的研究，中国在过去100年里的气温升高了1.3-1.5摄氏度，是变暖形势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至于有人质疑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事实，吕达仁表示，这其中的确存在不确定因素，因为温室气体对于全球变暖来说只是单一变量。但是，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会让全球升温是不可否认的科学事实。
魏伟是中国科学院温室气体与环境工程中心的主任。作为碳排放专项项目的一员，他参与了“中国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相关研究并得出了结论。
历时4年，碳排放专项小组统计了中国所有主要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约99%的能源消费量，调查了几千家煤矿和上万家用煤企业，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总量比相关国际组织估计的低10%-15%，2013年估算得到的碳排放量比全球排放数据库(EDGAR)的估值低近15%。
魏伟对记者表示，如果中国的碳排放追踪方法成熟，还可以推广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和几年前中国商界基本缺席的景象相比，中国企业家参与气候变化大会的身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活跃。
据粗略估计，有近100家中国企业在此次大会期间来到巴黎参加相关活动，其中不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和阿拉善SEE第四任会长、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这样的业界大佬。
王石说得很直接，中国企业家的出现，是为了发出中国企业的声音，或许有人质疑这些是作秀，但这种支持绿色环保的作秀没什么不好。
12月2日，在巴黎大会外围举行的2015年中欧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对话会现场，聚集了20多个中国企业代表。现场，这些企业家递交了联合国环境署文本发布、阿拉善SEE《企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中欧社会论坛《共识文本》以及《中国城市开发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阿拉善SEE秘书长王利民对本报记者表示，要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需要中外媒体的参与。显然，在峰会的现场，并不缺乏媒体的关注。
在王石看来，中国企业家的出现至少表明了一种姿态。如果说过去中国企业呈现的是污染环境的负面形象，那么如今中企越来越关心环保和生态环境的一面正在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平台上。
哥本哈根大会的经历也给了王石另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在谈判上艰苦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担心承担更多责任会让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此，如果企业能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那么中国政府也可以在国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和过去的几次大会相比，王石觉得，以前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强调过去做了什么，而这次说得更多的是即将会做什么。“最可贵的是，不仅是现在参加的人数多，代表得更广泛，而且还给出了更多可测量、可追踪和可检查的方案”。
另外，过去主要参与大会的是民营企业，而巴黎大会的重要变化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参与，比如中粮集团、中广核和招商局集团等。另一个变化是，2009年王石他们代表的还只有100位签了名愿意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的企业家，而今年参与签名的企业家人数将近1400位。
王石说，到了明年估计会有1万名企业家签名。
本文转自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