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习书记180余字寄语闽东大学生

采访组：郭海鹰老师，您好！听说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创办了一份校园报《闽东大学生》，请介绍一下创办的情况。

郭海鹰：好的，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的家乡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就是现在的宁德市，位于福建东部沿海，俗称“闽东”。宁德的南面是福州，北面是温州，相比周边城市，当时这里经济比较落后，好像是处在一个沿海经济发展的断裂带上。作为闽东学子，我们感到很焦灼，急切希望有一个了解家乡情况、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的渠道。

因此，在1988年、1989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和当时在北大读书的中学同学林忠就去代表驻地，找到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和闽东籍省领导，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陈增光专员的鼓励和支持后，我们共同发起创办了校园报《闽东大学生》，这是闽东籍大学生了解家乡、宣传家乡、智力支乡的平台。

采访组：听说您在1989年暑假以《闽东大学生》记者的身份返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采访到了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郭海鹰：1989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宁德地区福安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听说年仅36岁的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是曾经下乡七年的“老知青”，带着对家乡建设的关心和同时期大学生的困惑，我就想代表《闽东大学生》去采访习书记。1989年7月4日晚上9时许，我和同伴林忠同学在宁德地委大院宿舍区，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习书记的家，并鼓起勇气敲门。为我们开门的是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面对“不速之客”的深夜造访，习书记非但没有生气，没有摆“官架子”，反而是热情接待，问了我和林忠的身份和来意，约我们次日上午到他办公室深聊。

第二天上午，习书记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和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习书记谈起闽东的人才问题，谈到闽东建设和闽东的希望，还同我们畅谈了中国的改革和民主建设，谈电视剧《新星》① 与李向南的原型，谈他的个人经历和人生体会，还送给我们一本《福建论坛》杂志。

告别时，习书记拍拍我的肩膀，诚挚地对我们说：“日后碰见闽东籍大学生，请代我问他们好！”亲切的话语，至今萦绕。数日之后，习书记还给我们寄来了180余字的《寄语闽东大学生》。

拜访习书记前，我和林忠同学准备了一个相机，装上一个新胶卷，但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胶卷没有装好，很遗憾没有留下照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送给你们一本《福建论坛》杂志？

郭海鹰：当时我们请教习书记对闽东乡镇企业改革的看法，他起身到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说：“我在这期《福建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的文章，详细表述了我对闽东经济发展的看法，就送给你们吧！”

采访组：这180余字的《寄语闽东大学生》的内容您还记得吗？

郭海鹰：根据此次采访，我们拟写了《闽东的希望—习近平同志谈闽东建设》，并刊登在1989年8月印制的《闽东大学生》上，后面附上了习书记180余字的寄语—

寄语闽东大学生：

在祖国各地学习的闽东大学生，是270万闽东人民的骄傲。你们在知识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使闽东父老乡亲感到欣慰。闽东改革、开放需要大批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青年知识分子，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需要一代新人。你们肩负着振兴闽东、振兴中华的重任，我殷切希望你们珍惜美好时光，安心学习，学有所成，早日参加建设，造福桑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

习书记对闽东大学生的寄语刊发后，在闽东大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说家乡的地委书记给我们在校大学生寄语，这在以前从没听说过。

※ 1989年8月，《闽东大学生》刊发《闽东的希望—习近平同志谈闽东建设》。

习书记不仅关心在祖国各地学习的闽东籍大学生，而且非常关心在闽东读书的大学生。宁德师范学院（当时校名叫“宁德师专”）是闽东的最高学府，习书记多次到学校看望师生，帮助师生解决困难。1989年10月，他还专门到学校给师生作了一场形势政策报告。

宁德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郭正武曾向我们回忆过聆听习书记报告的情景。他说，报告会在宁德师专竹棚馆举行，临时用桌子拼了一个主席台，师生们自带凳子来听报告，挤满了整个礼堂。习书记的报告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把深刻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大家听后感到耳目一新，很受教育。习书记在报告中谈到青年学生要注意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树立民族自尊心，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要正确认识我们的国情和面临的困难，积极投身到改革、建设的洪流中，在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郭正武老师说，习书记在报告中讲到的中美两国国情的比较令他印象特别深刻。

采访组：您刚才讲到习近平同志在办公室与你们谈到闽东的人才问题，能否介绍一下你们谈论的主要内容？

郭海鹰：我们当时谈到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人才问题。习书记说：“现在的情况是越贫困的地方，人才越缺，绝对数少。在山区，一个县没有几个助工，地区经贸委甚至连一个专业的翻译都没有。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有问题，有些专业偏多，来了不对口，造成人才既短缺又过剩的畸形现象。另一方面，体制也有问题。由于实行财政包干，有些单位不想要人，想要人的单位又因为编制冻结要不到人。”

※ 1989年10月，习近平在宁德师专图书馆与教职工交谈。

※ 习近平在宁德地委工作时的办公室。

习书记接着说：“‘孔雀东南飞’在目前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贫困地区待遇远不如东部。我从厦门调到闽东，职务高了半级，工资少了四十。而且即使少拿几十块钱，人们也想过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及子女教育比乡村、贫困地区要好得多。闽东要实现到2000年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问题。经济不发达，绝不能成为不办教育的理由，现实的途径是培养实用人才，急用先办，搞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建立人才的动态平衡，招聘人才到闽东，但不强求他们扎根闽东。”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向你们谈到“闽东的希望”，请回忆一下相关内容。

郭海鹰：我们问：“闽东的希望何在？”

习书记说：“那要看你们对闽东的‘希望’是什么了。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相互结合。既要避免近期难以实施的远期目标超前化，又要防止把近期规划简单化。我去年到闽东，听到三大热门话题：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建设中心城市。这都是动辄上亿投资的项目，有赖于国家全局性的宏观决策，在目前治理整顿的形势下显然不可能进行。目前的重点应是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搞好挖潜，因为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受能源、人才等制约，还有三分之一未开足。同时，必须保持相当的发展速度。闽东的农、林、水电潜力极为可观，水电只开发了5%，水电是基础产业，效益又好，所以，先有钱，先办电。有了资金不要搞撒胡椒粉，要侧重投入经济较发达地区，特别是福温线一带。我们设想以赛岐为中心增长点，沿路向山区梯级推进。对原料充足、销路好的主导产业要实行倾斜政策。扶贫资金要先扶持乡村经济实体，增强其造血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较少的钱在短期内产出最大的效益，而后通过较发达地区带动贫困地区，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采访组：听说您还沟通协调促成了北京大学福建籍学生1990年暑期组团回到家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郭海鹰：借着《闽东大学生》的成功之势，1990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拜会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提出创办《福建大学生》的想法并得到题词祝贺。毕业前夕，我拜访了当时九十高龄的冰心先生，先生欣然为家乡学子创办的报纸题写了刊名，同意担任顾问并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1990年上半年，部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福建籍学生就托我帮助联系，打算暑期组团返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1990年7月，习近平同志刚从宁德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当他获悉北京大学福建籍学生暑期返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时，专门指示市里相关部门做好安排。

1990年7月31日，实践团结束了在福州市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天晚上，上任不久的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专程看望实践团成员并与大家亲切座谈。当年北大社会实践团骨干成员之一黄誌同学，现为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我已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到福州工作，因此参加了当天晚上的座谈会，并根据现场记录撰写了《习近平与北大人交心谈往》，拟经习书记同意后刊发在《福建大学生》。于是，我就将这份手写稿寄给了习书记。习书记收到后亲笔修改并批示“已阅，可退郭海鹰同学。习近平  10.27”。福州市委办公厅还盖了批转章。

2013年6月19日下午，在习近平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一周年之际，学校隆重举行了“学理论、走基层、长才干”师生座谈会。会上，我把珍藏多年的习近平同志亲笔批阅的手写稿《习近平与北大人交心谈往》，以及自己在校主编并刊载了当年在闽采访活动的《闽东大学生》和《福建大学生》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的这两次座谈交流，对您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郭海鹰：习近平同志1989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两名同学畅谈了一个上午；1990年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六十多名同学座谈了一个晚上。这两次座谈交流，我都亲身经历，习近平同志对大学生的关注、关心、关爱令人敬佩和感动。这两次座谈是我终生难忘的大课，对我的人生态度和职业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0年7月，我毕业回到福建，在省毕业生就业指导暨人才交流机构工作。刚入社会，遇到一些困惑，我就写信向习书记作了汇报。1991年，在福州市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习书记走过我单位展台时见到我，马上停步回头对我说：“你的来信我都看过了，找时间我们聊聊。”1992年，我已调到当时刚刚组建的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担任秘书工作，在省市领导出席汽车合资项目谈判活动时，我又遇到了习书记。他询问了我的情况，鼓励我在企业多磨炼、多学习，说这有助于年轻人成长。

我先后在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本部的多个岗位工作过，还到省委党校脱产学习了一年，也挂职担任过贫困乡镇领导、重点国企工厂领导和合资企业负责人。2000年，我作为国有股东代表到东南汽车工作。东南汽车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支持创建并给予大力关心支持的最大的海峡两岸合资汽车生产企业。2009年，我从福建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多个基层岗位的磨炼使我增强了团结、服务、效率和创新意识。习书记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受益终生。

从1991年到2009年，我在福建汽车行业工作十八年，有幸见证了福建汽车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福建汽车人的逐梦之旅中，习近平同志与福建汽车有着特别的情缘，他每每在关键时刻作出十分关键的决策。

采访组：能否具体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推动福建汽车工业发展方面的情况。

郭海鹰：闽台合作初期，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闽台合作东南汽车城落户福州，并圈定了东南汽车厂址。东南汽车项目选址时，福州有几个县市争着要上。199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有两个县委书记同时跑到习书记的住处汇报工作，争取项目落户。最终是习书记拍板，将项目放在闽侯县青口镇，这里距离福州市区三十多公里，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1999年9月26日，东南汽车建成投产，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出席庆典仪式，圆了“福建汽车梦”。

东南汽车是迄今为止两岸合作的最大汽车厂，并带动台湾地区数十家配套零部件企业落户周边，成为两岸产业、经济融合的成功典型。目前，青口镇也已发展成为以产业化带动城市化的“产城融合”新型城镇化典型。

2000年6月21日，习省长考察了东南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和协力厂及省汽车销售公司华夏汽车城后，在省汽车集团八楼会议室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了省汽车集团董事长凌玉章的工作汇报，对福建汽车工业结构调整及“十五”发展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进行了认真研究。习省长对闽台汽车合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作出加强国际合作、联合重组福厦汽车、给予福汽集团特殊政策等指示，拉开了福厦汽车联合、全省“一盘棋”发展的序幕。会议决定，“十五”期间省汽车集团实行利润全留，缴纳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属地方的25%部分形成的财力，由省财政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安排给省汽车集团，用于汽车项目的投入。2001年10月福厦汽车完成联合重组，2002年9月习省长亲自赴京汇报争取，2003年3月东南菱帅轿车下线上市，圆了“福建轿车梦”。

※ 1999年8月11日，习近平考察东南汽车项目建设情况。

2002年6月13日，习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与戴姆勒合作生产商用车等福建汽车“十五”期间重点发展项目，并就下一步工作的推进进行部署。2002年7月，福建省政府正式向原国家计委报送福建奔驰汽车立项报告，“福建汽车强省梦”从此启动。

2010年9月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回到他曾工作过十七年的福建，特地安排时间视察了福建奔驰汽车公司。在视察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为这事协调了好多次。”足见他对福建汽车产业发展的关切之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基层工作，在宁德工作时还建立了“四下基层”制度。作为一名宁德人，您是否听说过习近平同志下基层的故事？

郭海鹰：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创立了“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还有许多关心基层、服务基层、帮助基层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就连他离开宁德时的工作交接都是冒雨在基层调研的过程中完成的，他最牵挂的就是基层的干部群众。

我听得最多的是习书记“三进下党”的故事，尤其对他第一次到下党乡调研时的两张照片印象深刻。下党乡是宁德九县中四个特困乡之一，人称“五无乡镇”（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由于交通闭塞，这里几乎与世隔绝，乡民们甚至害怕家里的猪仔养肥了运不出去，卖不了钱。

1989年6月，时任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大家亲切地称呼他“老杨”）在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时站起来“放炮”：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老杨的话“辣味十足”，一下子就引起了习书记的注意。他详细询问情况后，当场表示一定要去一趟下党。不到一个月，习书记就带上相关委办局的同志，到下党乡现场办公。

第一张照片记录了习书记一行在下党乡走山路的情形。那是1989年的一个夏日，他们清晨6时从县城出发，约上午9时车开到山下就没路了，然后步行十几里山路，约11点多走到下党乡。一路上老杨拿着一把柴刀在前面开路，大家手持竹竿沿着荆棘丛生的山脊小道而行。走在前面戴着草帽、肩搭毛巾、汗透衣背的高个子就是习书记。下党之行，习书记来回步行4个半小时，听说脚底都磨出了血泡。“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是习近平同志后来回忆起下党乡时的真切感受。

※ 1989年7月，习近平一行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

※ 1989年7月，习近平在寿宁县下党乡召开现场办公会。

沿途，当地老百姓自发地送来祛暑茶，一桶一桶地递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喝。习书记到下党乡时已经浑身湿透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廊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然后换了衣服，就到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召开现场办公会。

第二张照片记录了习书记在小学校召开现场办公会的情景。当时下党乡没有办公用房，连乡党委办公室都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这座墙面凹凸不平、连门都没有的土夯学校已是当时“顶级”的会场了。大家将两张课桌拼成了主席台，上面铺了一条从乡亲家借来的花床单，墙上临时写的“会场”二字格外醒目。

工作人员安排老杨在台下的汇报席上汇报，习书记与陈增光专员两人坐在主席台上。但习书记对老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老杨不肯，认为这样不妥。习书记就讲：“我们要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在习书记的一再坚持下，老杨坐到主席台中间的位置，但是很紧张，手有些发抖，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他一边汇报，一边不停地擦汗。习书记见状，赶忙安慰道：“没关系，老杨，不要紧张，慢慢讲。”老杨这才放下心来。

乡里的工作人员原计划买几瓶罐头给台上的领导吃，但找遍了全乡只找到一瓶菠萝罐头。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很多乡亲可能从来都没尝过。开会时，工作人员把这瓶罐头放在了习书记的面前。但是，放在自己面前的这瓶罐头，习书记始终没有打开。

突然，门口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位老奶奶好奇，正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旁听”会议。习书记赶忙对工作人员说，“把这瓶罐头拿给老人家吃吧”，然后将罐头送给这位老人，自己则换上村里的祛暑茶。

会上，习书记将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即交办给地、县各部门负责人，让大家限时想办法解决。在第二天的现场办公会上，习书记说：“下党乡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水电照明、公路建设和办公场所等方面都亟待解决，咱们要帮助下党乡的老百姓破解‘燃眉之急’啊，每个部门能拿多少钱，大家表表态吧，咱现场就定下来。”据说那次为下党乡累计筹集了72万元，这在当年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多万元！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极其形象的话：“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出来啦！”

在习书记的关心下，下党乡于1991年就实现了公路通车，水电站也投入了使用。更加难得的是，那位当年在地委大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也成为习书记一位非常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多次把他请到家里交谈，后来老杨生病时，习书记还给他寄过药呢。老杨不幸过世后，习书记还对他的孩子的就业等问题给予了关心。

采访组：《摆脱贫困》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的理念、创见和方法，您一定读过这本书吧？请谈谈您印象最深的内容。

郭海鹰：好的。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时的一条工作主线。作为一个宁德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非常符合宁德当时的实际，符合宁德百姓的期盼。

宁德的特点是“老、少、边、岛、弱”，这里是革命老区，是全国最大的畲族人口聚居地，海岸线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岛屿占全省的三分之一，经济在全省九个地区排名倒数第一。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摆脱贫困》这本书就摆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读过好几遍，印象最深的是习书记提出的“弱鸟先飞”论和“滴水穿石”论。我认为，这“两论”体现了习书记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辩证发展的方法论。

习书记到宁德后，首先对闽东九县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弱鸟先飞”论，三个月后写下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也就是《摆脱贫困》一书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习书记在这篇文章中对“弱鸟先飞”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习书记用“弱鸟”比喻贫困的闽东，提出宁德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破除观念“贫困”，树立“先飞”意识和“先飞”欲望，掌握“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首先，要树立“先飞”的志向，要求干部树立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实现“扶摇直上”。其次，要练就“先飞”的本领，农业上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工业上要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同时抓好脱贫工作和民族工作，让“弱鸟”羽翼逐渐丰满。第三，要练就“先飞”的艺术，通过扩大开放、打造软环境等，实现“飞洋过海”。

关于“滴水穿石”论，习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以《滴水穿石的启示》为题进行了阐述。他赞美“水滴”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目标一致、矢志不移的品质，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风格，勉励干部群众要立足实际，胸怀长远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和至死不渝的精神。

习书记用“弱鸟先飞”和“滴水穿石”两个生动比喻，回答了当时的宁德应以怎样的理念、方式和精神状态推动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宁德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任务书”、绘制了“路线图”，要求大家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习书记的这两个理论，使宁德干部群众统一了认识，增强了自信，解放了思想，鼓舞了干劲，让大家知道“干什么”和“怎么干”，从而汇聚成为推动宁德“飞”起来的强大力量，成为闽东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新时期的“闽东之光”。

① 《新星》拍摄于1986年，讲述的是“文革”结束后，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政府内部开展改革，使古陵县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

◆来源 | 共青团中央

◆编辑 | 沫栀

◆校审 | 从心、深海

◆审核 | 李宁、张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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