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听的《马克思靠谱》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裂痕

来源：开卷有理

朗读：冯伟

马克思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如果说马克思需要填写一个履历表的话，上面第一份正式工作可能就是记者。

　　说起这份工作，不得不提起一个马克思从未见过、但却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黑格尔。前面讲过，黑格尔让马克思醍醐灌顶，在学术的道路上疯狂奔跑。黑格尔甚至成了马克思神一样的精神偶像。这个故事要从马克思的一次休学疗养说起。

　　来到柏林大学的马克思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交给了紧张的学习和研究，他常常是在微弱的烛光下通宵达旦地钻研，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最后只能休学疗养。虽然说是休学疗养，但是马克思可没闲着，在疗养期间他把已存的所有黑格尔的著作读了个底掉，成了个黑格尔分子。马克思的传记作者梅林后来说，马克思在两个学期学的内容，“如果按照学院的喂养方法，20个学期也学不完”。这种玩命的架势，马克思保持了一辈子。其实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一对从未见过面的师徒，这段师徒之情完全都是在马克思大量拜读师父留下的武功秘籍中形成的。

　　可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读死书的学生，虽然他当时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师承、有门派的人了，但是他并没有像门派中许多师兄弟一样随波逐流，而是沉浸到图书馆潜心修炼，认真地思考论证黑格尔理论心法中的漏洞和破绽，以此提高自己的内功。马克思这样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精神气质陪伴了他的一生。

　　因为笃信黑格尔思想，马克思还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不过也正是因为信奉黑格尔思想，大学毕业后的马克思并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教师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黑格尔的革命精神和思想触及了封建普鲁士政府的利益。普鲁士政府刚好换了一个极为保守的教育部部长，他坚决维护封建制度，坚决打压黑格尔思想。当时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学生，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自然就进不了普鲁士政府的公立大学。普鲁士政府不喜欢黑格尔，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些商业资本家喜欢黑格尔。《莱茵报》背后的大股东都是一些商业资本家，他们与普鲁士政府是对抗的，所以他们喜欢马克思。这样的一种机缘巧合，就使得24岁的马克思成了《莱茵报》的主编，这让马克思从一个有着活动家倾向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带着学者风范的活动家。

　　如果说大学期间是马克思修炼心法、提高内功的时期，那么在《莱茵报》工作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检验修炼成果的时期。这期间，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触及到社会中的很多现象。但在与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过招的时候，马克思发现自己在大学里跟黑格尔一直研习的套路和招数并不能做到应对自如，甚至有些招架不住。这该怎么办？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裂痕

　　刚刚踏入社会，有着一身黑格尔哲学硬功夫的马克思，却遇到了现实这个强大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黑格尔教的招不好使了。第一个回合就是一项名叫《林木盗窃法》的新法案。

　　当时莱茵省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名叫《林木盗窃法》的新法案，这个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的穷苦农民。因为在林木所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但是，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捡拾枯枝来生火做饭，维持生计，想不到现在森林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财产。一边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一边是林木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家”，它会永远坚持公平和正义，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现实却大大出乎马克思的意料，在物质利益面前，“理性”被打得落花流水，《林木盗窃法》坚定地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马克思很愤怒，写文章抨击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他说森林本来就是公共财产，农民捡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正当权利。现在社会上一部分人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而且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这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马克思说，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不仅打断了法律的手和脚，而且还刺穿了法律的心脏。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它只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不过是私有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

　　如果说第一回合让马克思看清了法律的虚伪性，那么马克思碰到的第二回合，黑格尔的国家理性又明显底气不足了。因为摩塞尔地区贫苦农民的争论引发的问题，让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1842年12月，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文章，这让莱茵省的总督大为恼火，指责《莱茵报》“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并削弱政府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要求文章作者出面说明情况。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不再单纯地指责私人利益，他发现国家本身就有很多“缺陷”。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也就是政府治理下的贫困，所以即使再换一拨称职的公务员，摩塞尔地区照样贫困。马克思有句经典的话：“国家生活现象中存在这样一些关系，它们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就像呼吸一样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在研究这些关系的时候，不是要去寻找善意和恶意，而是要研究这种客观关系是怎样对官员的活动发生决定性作用的。

　　这样一来，马克思先是对法律失望，后来又对政府失望，两重失望累加，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意识到，要揭示物质利益和国家立法之间的真实关系，仅仅依靠黑格尔哲学是无能为力的。正是《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的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这是马克思头脑中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一道裂痕，也是他破茧重生的开始。

　　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产生了质疑，但是他并没有抛弃老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有人质疑黑格尔，甚至恶意地称黑格尔是“死狗”，这个叫法在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在变相地说这人一无是处。当年的好多师兄弟已经倒戈。可听到这样的话，已经自立门户的马克思却勇敢地站出来在江湖上喊话：“我是黑格尔的徒弟”。此时此刻，马克思真的应该拥抱黑格尔，为他盛情地演唱一首：You raise me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