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垃圾分类，倾城之“练”
特大城市“垃圾围城”的窘境，已经摆到了政府眼前。“（垃圾分类）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必须举全市之力，上中下游一起抓，前中末端齐发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
上海垃圾分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之对应的是，日本花了27年才最终实现了全民垃圾分类，而德国走过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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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实习生 崔珠珠 沈姝怡
7月初到上海的人，可能要拥有另一幅“地图”。
这是一幅猜谜式的“地图”：比如，大骨头属于干垃圾，小碎骨属于湿垃圾；湿纸巾再湿还是干垃圾，瓜子皮多干都是湿垃圾。
如果没有这幅“地图”，等着你的或许有三种选择：在大爷大妈的当众提醒下，亲自重新分拣投放垃圾，或是接受警告甚至掏出罚款。当然，你也可以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极简主义生活的人。
上海市爱博二村居委会，市民参加垃圾分类知识讲座。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摄
2019年7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生活垃圾必须分“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四类投放。一旦被发现混投，个人和企业将分别面临50元-200元、五千至五万元的罚款。
对上海而言，实施强制垃圾分类已迫在眉睫。这座超级大都市拥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和600多万流动人口，每天产生的垃圾量用普通厢式货车装运，车队可以一路从人民广场排到浦东机场,半个月的垃圾量则可堆出一幢金茂大厦。
另一个官方数字是，平均每个上海市民一年能制造出0.31吨垃圾，分摊到每天超过1.6斤——即使考虑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生产力也过于旺盛了。
特大城市“垃圾围城”的窘境，已经摆到了政府眼前。上海自身处理垃圾的能力已近饱和，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处理成了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路径。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必须举全市之力，上中下游一起抓，前中末端齐发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2019年2月20日的垃圾分类万人动员大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
人大立法、强制“四分类”、定时定点、混投罚款……中国垃圾分类已经前行十九载，终于迎来“史上最严”沪版垃圾分类新政。正如一位到访上海的外省市人大代表感叹的，“假如上海都做不好，我们更没戏。”
发令枪响，上海，这座守规矩的城市能不能做好这个突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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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非常气氛”
从一开始，沪版垃圾分类就透着紧张气氛。
2019年2月20日，上海用一场“万人动员大会”打响垃圾分类攻坚战。当天恰逢中小学开学，垃圾分类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学第一课”。
有小区甚至需要打卡签到扔垃圾。若某户居民久未露面，黄马夹志愿者直接上门：你家垃圾去哪了？十万多名志愿者，成了监督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等待乱丢者的将是“黑榜”公示、曝光监控。
垃圾分类志愿者排班表。 南方周末实习生沈姝怡摄
为了分类专用，上海市配置了982辆湿垃圾车、3135辆干垃圾车，湿垃圾还专门建了生产线。有券商在研报中称，光这部分的设施投入就达43.75亿元。
进入倒计时10天，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气氛不同以往。标语横幅随处可见，居委会、志愿者进入八百余万户人家，发放宣传资料一千五百余万份。
当然，紧张气氛中夹带着幽默风，垃圾分类甚至挤上了娱乐八卦新闻霸占的微博排行榜。
一曲垃圾分类版《卡路里》一夜爆红网络，杨浦区居民自创的这首“神曲”被网友调侃为传说中的“闻圾起舞”。过去半年内，类似宣传活动在上海大约上演了1.4万余场。
舆情指数也疯狂。垃圾分类的清博舆情指数猛涨至十万级别，2019年7月2日更是创造了45万的高值。
更夸张者，有外地游客取消来上海旅游的计划，原因是“害怕垃圾分类”。一位成都姑娘笑称，因为相亲对象不希望成都也垃圾分类，双方“谈崩了”。
上海中山公园龙之梦，大屏幕上反复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摄
网友调侃的来沪垃圾分类恐惧并非没有道理，“非常气氛”从交通枢纽就开始蔓延。
在虹桥火车站北出站口，南方周末记者看到，5位保洁员麻利地分拣着从高铁上带下的大袋垃圾。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垃圾收集容器从2679组整合到了1857组；垃圾收集点也由原先的129个减少到83个。
入住酒店后，游客将不再享受牙刷、梳子等“六小件”一次性日用品。便利店的收银台边张贴着醒目告示：店铺自2019年7月1日起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恒大客场对阵申花的中超联赛，正好遇上新政头天。面对这道场外难题，恒大有些懵圈。队务表示，赛后会将全队的垃圾仔细包好，拜托清洁工帮忙完成分类工作。
懵圈不止初来乍到的恒大足球队，还有那些上班族。
上海市改造了1.3万个分类投放点，但垃圾厢房一般只在7-9点和18-20点开放，其余时间上锁关闭，甚至还装了监控摄像头。
垃圾桶消失的二十小时里，地面和楼道里的垃圾一点点垒起。
当然，有痛点就有商机。比如，“代扔垃圾服务”高调上线。垃圾桶只能限购，连早教也与时俱进——“垃圾分类大作战”成了最时髦的亲子游戏。
比这些网红式服务，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华银锋真切发现，湿垃圾被分走后，干垃圾堆的含水率从28%降低到了20%。原来需三四天沥掉水分才能开始焚烧的垃圾，现在只需要两天，效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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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19年的试点
上海不是首个用立法规范垃圾分类的城市，也不是最早选择“强制”路径的，但作为直辖市，立法却被认为是“上海模式”的一大特色。
2019年1月，距离最终立法还有一步之遥时，有关部门就开始在人大代表内部“吹风”。上海市人大代表、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主任厉明回忆，今年人代会罕见地播放起了专题片，介绍东京、台北等地经验，“暗示上海也要迎头赶上，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此前一年，关注垃圾分类多年的厉明提交了建议制定《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议案。
根据厉明的梳理，早在1994年，上海普陀区曹杨五村就从日本引进发酵设备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开居民垃圾分类先河。2000年，上海被列入垃圾分类收集八大试点城市。
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台北市“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经验深深地触动了上海官员：“台北的垃圾分类和上海几乎同时起步，为什么上海被甩在了后面？”
世博会后，有官员专门到台北考察垃圾分类。2011年，上海在全市17个区县的100个小区，启动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绿色账户、减量办法……部门规章出台了不少，还成立了跨部门的联合办公室，但结果始终难如人意。
在厉明看来，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不如人大立法的条例，“最关键的居民端没有强制执行，没有强制性，更像是一个建议。”
在“上海模式”中，定时定点是确保垃圾分类质量的关键一招。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逐步推行定时定点被写入了《条例》，但类似表述在此前的文件中从未出现过。
多位受访者解释，定时定点的模式是从2011年-2018年上海的试点中探索得出，也参考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定时定点，首先要做的就是“撤桶”。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解释是，目前居民素质参差不齐，监督人手不足，定时定点被证明是在推广初期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服务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爱芬环保）创始人宋慧回忆，2018年整年，绿化市容局的专家在爱芬环保进驻的小区调研了近三个月，蹲点观察定时定点和居民投放、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和第三方组织。爱芬环保6年前即开始在上海推动社区垃圾分类。
当然，不同意见在所难免。比如，垃圾究竟怎么分。上海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确定于2014年，但从上世纪末开始，已经历经五次“变脸”。厉明就提出，现行分类标准中干垃圾的定义模糊，建议罗列便于市民理解。
厉明多次参与讨论，据其透露，他隐隐感到市人大代表和居民的热情高涨，但落实到实操层面，很多人并不乐观，“觉得太难了，根本做不成。”
2018年9月，上海市政府部门开始制定2019年度财政预算。当时，《条例》草案刚进入人大常委会一审，很多部门并没有将实施垃圾分类的经费列入预算。
两个月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在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时，他提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来自高层的重要推力，让热身19年的垃圾分类终于驶入快车道。两个月后，上海便雷厉风行地通过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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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定时定点模式”
《条例》从通过到正式实施相隔近半年之久，厉明印象中，这在上海的地方立法中并不多见。
但因定时定点的模式而引发的情绪，在最近一两个月集中发酵。5月27日，一篇名为《那些996工作的人们，从此失去了扔垃圾的权利》的文章引发网友共鸣。
上海市人大监督调研和舆情分析的结果更出乎意料——越是白领和中青年聚集的高档小区，越是租赁户集中的小区，垃圾分类的参与度越低。
在以上班族居多的高档小区明园小安桥，有人拨打12345投诉定时定点，之后便是“无声的抗议”——将垃圾丢在楼道里、路边，甚至直接丢进绿化丛。
上海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非投放时间垃圾厢房上锁。配有洗手池，便于市民扔垃圾后洗手。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摄
舆情一度迫使官方主动表态。6月21日，在爱芬环保的一场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主动提及定时定点，“我们的态度是，既要坚定不移，也要因地制宜。”
一周后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再次明确，定时定点是约定而不是规定，要坚持精细化管理，做到“一小区一方案”。绿化市容局还专门制定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制度实施工作导则》。
“充分沟通是关键。”眼下的这些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包运大厦志愿者队队长颜卫国都曾遇到。包运大厦有25层楼，239户居民。2008年退休后，颜卫国一直在小区推动居民自治。
2016年10月，包运大厦和爱芬环保合作，首要难题便是大厦高层撤桶。颜卫国通过黑板报宣传、入户宣讲、参观垃圾焚烧厂……动员足足做了5个月。
不买账者有之，沟通无效的，居民自治小组找小区保安沟通有车户，看在保安安排车位的份上，有车户乖乖答应；和邻居关系好的，就让邻居做工作。2017年3月6日，包运大厦放置了21年的垃圾桶一夜间全部撤掉。
2019年6月，包运大厦开始实施定时投放。有一户居民提出：小区老年人多，夏天午饭后吃完瓜果，瓜皮放到晚上会发馊，希望垃圾厢房能在中午增加开放时间。自治小组采纳了这一意见。考虑到早晨6点至7点投放人数较少，垃圾厢房改为7点到9点开放。
“关键在于动员居民自觉。”颜卫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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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命令，逃不掉”
和上海一样，北京、深圳等多地的强制垃圾分类钟声也已敲响。
根据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考核无时不在。每一季度，住建部都会通报这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排名。上海市16个区、215个街镇（管委会）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也要被考核评分及排名。
上海市一些街道还细化规定，但凡发生任何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处罚，年度考核一票否决。日常考核堪称细致，如湿垃圾分类是否准确，垃圾厢房内的标示是否清晰等，街道会组织不定期抽查并打分。
“看形势你就明白，这是死命令，逃不掉。”浦东阳二小区居委会主任刘继栋说。现在，光是街道层面的垃圾分类会议，一周起码四次。
《条例》规定，小区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一般是物业公司。而到了实际操作中，这一综合工程可能变成“政府号召，里弄执行，志愿者/保洁工出苦力”。“志愿”性质意味着，大量的劳力投入并没有相应回报。
保洁员将投入干垃圾里可回收的包装物挑出。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摄
对于多干出来的事，目前居委会还没有经费补贴，“如果物业能够获得相关的政府补贴，才能完善基层工作。”徐汇区田林街道小安桥居委会书记陈俊峭说。
预热试点近半年，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数据是，“上海30%的社区垃圾分类已经蔚然成风。”6月21日，在前述爱芬环保的发布会上，齐玉梅介绍，“但我们期待更高，至少达到70%。”
不过，从此前的试点经验看，即便是样板小区，仍会有10%-20%不愿执行垃圾分类的“顽固派”。
按照《条例》规定，垃圾混合投放拒不改正的要被罚款。但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洛善居委会主任顾晓燕担心，志愿者和投放者是邻居，碍于情面不会举报；物业担心举报后惹麻烦，也不愿举报；愿意举报的居委会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无法举证。
在6月28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彭燕玲表示，将按照先单位后个人，先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大型商场、居住小区，后一般单位的顺序开展执法检查。对于屡教不改的个人如何动真格，官方还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
“慢慢来。”在宋慧看来，罚款只能起到震慑作用，眼下上海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市民的参与度。跑的小区多了，他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有些郊县刚布完硬件，一些棚户区还需配备垃圾投放设施。
和宋慧这一想法相印证的是，日本花了27年才最终实现了全民垃圾分类，而德国走过了40年。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睿亦有贡献）
编辑 | 汪韬 视觉 | 杨习得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4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欢迎转载，转载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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