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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首修幕后:21年终迎大改,这些“野花不要采”

汪韬 千篇一绿 2021-03-31

国家林草局称,多数反馈意见为保护物种的数量太少。反馈意见涉及113科约1000种植物,意见较集中的有兰科、杜鹃花科、菊科、秋海棠科、景天科等。


有的濒危兰科植物生境狭窄,但不受人为直接干扰,未被列入。“这些物种,只要环境在它就在,默默关注就好。列入保护,反而有人去找。”

制定入选标准和退出机制,实时更新名录是业内共识。对此,国家林草局回复称,修订周期事宜,将在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修订时予以研究确定。


偏爱石灰岩地区、分布比较广的小叶兜兰,在《征求意见稿》中新增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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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若有人在大自然里吟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为防止他“言行一致”,你可以回应一句:“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2020年7月9日,21年未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保护名录》)终于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从公众熟悉的银杏到大漠深处的梭梭,从南海诸岛的海人树到北京门头沟百花山的深裂山葡萄,468种和25类野生植物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于1999年由原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制定,分为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植物。根据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采集保护野生植物要申请采集证。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禁止出售、收购,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出售、收购,必须经相关部门批准。违反条例规定,违法所得将被没收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修订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征求意见稿》增加了296种和17类,修改和完善了纳入原则,被业内认为有进步,但也有遗珠。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一个月内,农林两部门收到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共计97份反馈意见。8月19日,针对意见,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符合遴选标准的物种予以收录,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保护名录修订是植物保护界的大事。但令人意外的是,相较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如穿山甲、江豚等刚刚从二级升为一级保护动物,在公众甚至不少环保组织眼中,濒危野生植物的保护都显得过于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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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数量太少,新名单待公布

看到征求意见稿,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垒的第一反应有点懵:“覆盖的植物范围太少,和受威胁的物种数目差很远。”

评判的标准,业内普遍参考的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以下简称《红色名录》)。《红色名录》列出了1800种极危和濒危植物,而《征求意见稿》只收录了468种和25类,不到1/3。

世间万物,彼此独立又有联系。18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分类学,万千物种被划分到界(如植物界/动物界)、门(如被子/裸子植物门)、纲、目、科、属、种的类别中去,并有自己的拉丁名。

植株是直立还是匍匐,花是辐射对称还是左右对称,叶片有没有绒毛……遵循细致入微的分类标准,拥有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的中国,野生高等植物(高等植物一般都有根、茎、叶的分化)共计三万多种,在全球排第三。仅云南省就有超过一万种高等植物,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数量。基数大,濒危植物数目也多。

不止顾垒有如此感受。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亦称,多数反馈意见为保护物种的数量太少。反馈意见涉及113科约1000种植物,意见较集中的有兰科、杜鹃花科、菊科、秋海棠科、景天科等。

这其中,兰科植物最具代表性。在中国,苏铁和兰科植物是类似于大熊猫的明星物种。1999年的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苏铁属所有种就属于一级,修订后地位不变。但兰花在1999年未被列入。2016年,一位河南农民采了3株蕙兰,一审被判了刑。上诉后,法院再审查明,蕙兰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二审改判无罪。

兰科是被子植物的最大科之一,有两万余种,我国有记载的约两千种。因具有观赏、药用等价值和独特的栖息地,被认为“集美丽和脆弱于一身”。

中国特有种尖药兜蕊兰,分布范围较狭窄。 (受访者供图/图)

低调芬芳的兰花是传统文化中的四君子,具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兜兰属和杓兰属也因漂亮的花朵被热捧。药草石斛、天麻也属于兰科。

“兰生幽谷”形容了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植物学博士、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高工刘夙介绍,兰科一般株形矮小,占据成熟生态系统,特别是温暖气候地区的森林中的微型生态位,所以很多兰花都是狭域分布种,只分布于一个县甚至一个乡。

无序的开发利用使得兰科全科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范围。《征求意见稿》纳入了104种兰科植物,占本次新增数的1/4,已是最多的科。但仍有不少专家建议,应如CITES一样,将兰科全科列入,或至少将受威胁程度最高的兜兰属、石斛属和杓兰属的所有种列入。

具有观赏性的植物,刘夙认为被遗漏的还有近年来兴起的苦苣苔科和秋海棠科。继多肉植物之后,清新可爱的苦苣苔成为城里人“弃肉养苦”的新宠,但有的苦苣苔科植物生境特殊,比如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石灰岩壁、溶洞上,数量稀少。

秋海棠科在民间热度不断提升,不过《征求意见稿》只入选了2种。类似的还有未被列入的兴安杜鹃,民间称为“干枝杜鹃”,带花蕾的野生枝条养在花瓶里会开花,被认为是“枯木逢春”的祥兆,但滥采严重。

受武侠小说“传奇药效”的影响,菊科的雪莲以及与之相似的雪兔子(被具绵毛的苞片包围,仿佛兔子),近年来也被大量采集。《征求意见稿》列入了水母雪兔子,长期研究高山植物的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彭德力博士建议,雪莲亚属和雪兔子亚属都应列入。否则,其他的雪兔子将成为雪莲的替代品被采摘。

水母雪兔子 (彭德力/图)

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已对收到的意见进行研讨,符合遴选标准的物种将予以收录,具体名单尚未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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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入围,为何出局?

为何《征求意见稿》的物种远低于《红色名录》中的濒危数目?国家林草局和多位参与制定的学者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两者的入选标准不同,分别侧重于管理功能和科学功能。《红色名录》是《保护名录》的参照,将物种列入《保护名录》,还要考虑管理上的可操作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覃海宁参与了保护名录编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红色名录》根据国际通用标准,鼓励“应评尽评”,将濒危程度排在首位;《保护名录》由政府发布并提供法律保障,要考虑经济、科研及生态文化等价值。

2017年的评估发现,极危和濒危的兰科植物有339种。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兰科植物初选时,的确被列入了三百余种,最终入选《征求意见稿》只有104种。

一位参与《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直观而言,他也希望兰科植物都被列入,但常年在野外考察,他感受到了地方监管部门的压力:“名录越多,责任越大,保护不好,要追责。”

一线的巡护员也非常辛苦。朱大海是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理总站龙池管理站站长,获得了2020年“桃花源巡护员奖”、2019年四川“最美巡护员”称号。他觉得,每一个巡护员都是“最美”,他们看似“游山玩水”,其实又苦又累,湿气大加上不规律饮食,风湿和胃病是他们的职业病。他所在的管理站没有手机信号,“住两三天觉得很新鲜,久了年轻人待不住”。

和提意见者类似,在多个威胁因素中,无序开发利用,尤其是直接的人为威胁被《征求意见稿》审核委员会着重考虑。

“野生药材更好”的观念吹高了野生石斛的价格,以前交通不便,村民只能在山脚挖一点,现在公路修到山顶,山顶石斛也基本不见了。因此,42种石斛被列入《征求意见稿》,占被列入的104种兰科植物的近一半。

2000年左右,国兰炒作非常厉害,动辄百万。后来渐渐遇冷,但随着移动网络发展又重新兴起,南方周末记者此前即发现电商、直播平台中曾存在大量“下山兰”的视频和商品。所谓“兰文化”的炒作,主要是春兰、建兰、墨兰、寒兰四大国兰,此次都被列入《征求意见稿》。

兰科植物需要与菌类共生才能进行种子萌发,甚至完成生活史,还需要特殊的传粉者甚至蚊子。保护这样的兰花是“伞护效应”,实际上是保护了它们所在的生境,保护了一个生态系统。

人为开采之外,另一威胁正是栖息地破坏。兜兰属、杓兰属很多是中国特有种,产于云南、西藏、广西的暖地杓兰,野生植株不超过2000株,生长在海拔1400米的林下,容易被耕地、修路等破坏;产于云南、广西、贵州的麻栗坡兜兰喜生于林下和灌丛,容易受发展林下经济影响,这二者都被列为了一级。

有的濒危兰科植物生境狭窄,但不受人为直接干扰,未被列入。“个头很小,三四厘米,藏在苔藓之中,很难找到。这些物种,只要环境在它就在,默默关注就好。列入保护,反而有人去找。”上述审核委员会成员说。

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任陈建兵也提到,川滇叠鞘兰、广东异型兰、宽距兰等种类,由于药用、观赏、科研等价值有限,民众关注较少,一般不会专门进行采挖,故未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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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保护监测+迁地保护+回归自然

中国三万种高等植物中,一半是中国特有。即便所有的建议得以采纳,名录依然无法列入所有植物。

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全国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保护了65%的高等植物群落。在自然保护地里,参考相关法规,无论是否列入保护名录,一草一木都不能轻易采摘。

植物园也可做迁地保护。我国已建有近200个植物园,收集保存了两万多种植物,还有特定的保护中心如全国苏铁、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棕榈植物保育中心和木兰植物保育基地等。

陈建兵介绍,通过多部门合作,他们搭建了“就地保护监测+迁地保护+回归自然”的保护模式。2018年-2020年,在深圳、江西婺源、湖北保康分别实施了紫纹兜兰、霍山石斛和曲茎石斛的回归项目。

其实,朱大海感觉,现在上山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做野外调查时,请个向导都难,“年长的爬不动,年轻的很少上山,连路都找不到”。除了那些草药,有的濒危植物被无意中砍伐,比如开展生态旅游修路等。

朱大海曾参与不少影响植物的建设项目环评。有的植物可以迁地保护;若涉及面太广,有的项目被直接否决,不能建设。

朱大海希望通过转移繁育技术,让村民进一步告别“靠山吃山”。他们研发繁育的杜鹃花,现在长得不错。“园林、旅游景点搞开发,可以种植这些本土的观赏植物。”保育(保护抚育)促进产业、产业反哺保育,减少对野外资源的利用,这也是国家林草局建议的方向。

不过,顾垒对产业化持有担忧。正如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只要几十块钱,野生石斛价格上千,还是有人消费。“所以我在公开场合都会尽量表达,大家不要去消费野生的东西。”类似于野生动物保护界的呼吁,顾垒认为植物产业化种植背后,也要建立完善的溯源制度,以区分野生和种植。

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2020年下半年,一场专项行动正在开展。7月27日,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印发了《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的通知》和《打击整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行动方案》,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和非法交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

绵头雪兔子 (彭德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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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更新目录,评估濒危状况
春去秋来,带着硬壳的、撑着小伞的、吃进鸟儿肚子的种子们,或落入土壤,或播至远方,发芽生长,甚至演化成亚种,濒危程度也在变化。
中国濒危植物的红色名录一直在更新。国际普遍公认的濒危等级划分标准来自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87年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就首次采用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标注;1991年《中国植物红皮书》出版;2004年有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红色名录》。2017年《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评估完成,当时发表的论文称,邀请了来自90家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300位植物学专家及研究生参与,可谓“发动了全国专家”。
但作为指导野生植物管理的保护名录,因涉及部门交叉管理、机构改革等复杂问题,历经21年才修订一次。事实上,1999年保护名录(第一批)并不完整,之后还有“第二批(讨论稿)”,包含兰科等上千种物种,一直未能正式发布。此次《征求意见稿》发布,多位学者表示,遴选过程的参与度和信息公开不足,甚至还有些学名错误。
无论什么名录,都难以一步到位,达到完美。制定入选标准和退出机制,实时更新名录是业内共识。对此,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修订周期事宜,将在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修订时予以研究确定。
中国绿发会建议,较之野生动物保护,我国植物保护的地位要低许多。建议将植物保护由目前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层次提升至《中国野生植物保护法》或《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无论是红色名录还是保护名录,实时更新都需要翔实的调查,以摸清本底,客观评估植物的濒危状况。
2012年,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启动,计划在5年内调查313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南方周末记者只搜到各地的新闻和论文,未能找到全国报告。2019年,兰科植物野外资源专项调查工作启动,以摸清野生兰科植物家底,项目还在进行中。
本次修订,有植物从一级降为二级甚至被剔除。其中较为公众熟知的是红豆杉、珙桐,这两类明星物种的降级也得到业内认可。
“鸽子树”珙桐 (新华社/图)
红豆杉因含有抗癌药物紫杉醇而一度被严重砍伐,而今,育苗栽培技术已日趋成熟。“鸽子树”珙桐是与大熊猫同时期遗存的古老物种,享誉世界。朱大海印象中,4、5月份到处可看到珙桐开花。“上山人少了,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无意中踩死珙桐的小苗。
植物的濒危状况如何变化,一线巡护员感受最直观——他们需要专项监测,观测生长情况、病虫害等。“我们监测形成的科研成果,也会服务于保护。”朱大海调侃,“只是其他行业都可以用高科技,我们不行。无人机也进不了林子,捡不了熊猫粪便,只能靠人一步一步地走。”
中国野生植物濒危状况在变好还是变坏,每一个物种都有各自的故事,这调研过程耗时费力。
高山植物的研究相对冷门,因为申请课题经费较为困难,且研究对象容易被采走,彭德力还没有连续地动态监测过一株雪兔子。
槲叶雪兔子 (彭德力/图)

“植物必须你去找它,不像动物,可以安个红外相机,等它过来。”彭德力研究的高山植物基本都在滇西北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车开到不能开的地方再爬,看着很近的一个山头,爬过去也要两三个小时。即便当地人告知哪里有雪兔子,很费劲地爬上一个山头,路线差一点,就看不到。“我们很少走回头路,体力不够,下山时间不够。”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3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编辑|曹海东 视觉|汪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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