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火神山处理新冠医疗废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方周末 Author 杨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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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火神山医院污水处理厂设计者之一、中建三局水务环保事业部（华中）副总经理。他与设计团队及中建三局同事，用极短时间设计建设了火神山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急的工程，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本文首发于1月5日 南方周末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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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武汉蔡甸区，经过南湖大桥的路人很难注意到，一个职工疗养院安静地躺在知音湖畔。仅仅10个月前，这里曾作为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主战场被重重封锁，并昼夜不息地响彻救护车的警笛声。
10天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已经成为中国抗疫的一座丰碑，但少有人记得它曾一度引起许多谣言，其中广为人知的一条是“火神山医院带病毒的医疗废水排入知音湖，将污染武汉饮用水”。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很快辟谣称，知音湖并非武汉饮用水源，且火神山医院的医疗废水为全封闭收集处理，没有一滴污水流向外界。
火神山医院污水处理厂设计者之一、中建三局水务环保事业部（华中）副总经理彭冠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为确保万无一失，火神山医院污水厂有许多超出医疗废水处理行业常规的操作，甚至连整个院区的雨水都要收集起来消毒后再排放。
面对充满未知的新冠病毒，彭冠平表示,“我们一直把防疫和生物安全性放在首位。”这场仗，留给火神山污水处理厂设计人员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晚上。
污水厂工人 （农健/图）
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彭冠平正在收拾屋子，为迎接除夕做准备。当天武汉“封城”，家人团聚互相慰藉，在这一刻显得尤为重要。但前一天彭冠平已听到消息，武汉可能要建一座类似SARS时北京小汤山那样的应急传染病医院，中建三局作为在武汉的建筑行业的排头兵，要做好准备。
彭冠平隐隐感到这个年不会平静。晚上7点，他接到中建三局领导电话，确认消息属实。随后他给火神山医院的设计方中信建筑设计院打了个电话，“他们说要24小时完成设计”。彭冠平和公司二十多人立即召开线上会议，从晚7点到大年三十凌晨4点，9个小时后就把污水厂的工艺路线讨论出来，但具体如何布局，需要联系中信建筑设计院。
“（1月24日）上午9点，我们到中信建筑院沟通，当时武汉雨夹雪，看到他们时，他们红着眼睛，显然也是干了一晚上。”彭冠平回忆道。
1月24日污水厂设计方案大体拟定后，第二天就将开工。此时的火神山医院污水厂还是张蓝图，连施工队都没找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三名中建三局人士都回忆起一个细节：“领导们在各个工作群里面喊：谁还在武汉？马上群里就一片刷屏的‘我在’‘收到’。”回复的人大多在武汉有施工项目，他们带着施工队赶来助阵。
中建三局水务环保设计院副院长黄文海是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成归来的博士，也参与到彭冠平的团队中。1月25日他第一次到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当时几十台挖机正在平整场地，“完全没想到工程在一天时间已经推进到这种程度，后来听说整个医院要在10天内完成，被震撼到了。”
对于一座医院，医疗废水处理必不可少，污水处理厂必须和火神山医院同步交付使用。黄文海坦言，正常情况下，火神山这种体量的传染病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从立项到通过审批就至少需要两年，还不算建设工期。
审批手续尽量简化，但最难的是设备。如果当时订购新设备，绝无可能赶上10天工期，彭冠平称，他们必须检索中建三局设备数据库，寻找哪些设备有现货，根据现货对选择什么样的污水处理工艺进行逆向设计。“最难的是，这些现货并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设备商手里，有的已经准备交付给其他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截和’这些设备。”彭冠平还记得当时的窘迫，“只能一家一家地给设备供应商打电话。”
火神山污水处理厂位于火神山医院大门外，紧挨知音湖。它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精密”，所有设备、管道集中在一片篮球场大小的土地上，许多设备至今还贴着“XX公司援助火神山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的标语。彭冠平说，处理厂设备主要来自江浙一带，大多数设备商一听说是火神山医院要用，“毫不含糊”，把设备优先交付火神山。
环保企业供应的设备 （采访对象供图）
虽然外界将火神山医院比作武汉“小汤山医院”，彭冠平和其团队在设计之初也很快得到了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图纸作为参考，但17年过去，国家对医疗废水处理已有更高的标准和规范。
黄文海回忆，“逆向设计”让他们对处理工艺没有太多选择空间。他们定下三大前提：满足医疗废水处理行业标准、满足新冠防疫的消杀要求、绝对不能有一滴污水泄漏到知音湖。
后两点是重中之重。当时新冠病毒呈现出的传染性远超SARS病毒，各地疾控人员在门把手、马桶圈乃至鞋底都检测出活病毒。人们不禁担心，火神山医院作为收治新冠重症患者的主力医院，医疗废水是否含有高浓度病毒，若处理不当流入外部环境，是否可能成为传染源。
污水厂设计方、中建三局水务环保事业部遂将冗余处理能力——确保医疗废水100%处理到位，作为重要的设计准则。火神山医院有约1000张病床，日废水产生量约800到1000吨，而火神山医院污水厂有两套设备、共2000吨/日的处理能力。
医院污水厂工作现场 （采访对象供图）
“如果是普通的医疗废水处理厂，这样做肯定不划算，但面对新冠，如果一套设备出故障造成污水满溢，后果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彭冠平介绍，在消毒处理上，火神山医院消毒剂的投加量高于国家要求的传染病医院的消毒剂量，消毒停留时间达到近5个小时，远高于国家标准1.5个小时。
在消毒剂的选择上，最开始彭冠平团队考虑采用和当年小汤山医院一样的液氯消毒系统，但当时液氯原料不足，遂将二氧化氯发生器作为主力，液氯系统也同步建设。同时为了应急，还准备了次氯酸钠，“基本把市面上有的消毒措施都准备了”。
火神山医院污水厂处理后的污水最终会排进武汉市政污水管网，消毒剂投放量高于普通水平，会带来出水残留氯含量过高的问题，并且可能对管网有腐蚀作用。黄文海称，设计团队经过与防疫指挥部、水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协商，确定出水的余氯含量为10—19毫克/升，是常规标准6.5毫克/升的两到三倍。因为火神山医院的废水量很小，市政污水管网足以承受这些超标量。此外，余氯含量高也能证明消毒剂和病毒发生了充分接触，把病毒在出水中存活的几率降到了最低。
“后来有次我去杭州开会，一些专家觉得我们的处理措施有些过度。但当时在病毒传染途径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对防疫是一点也不敢含糊，必须把任何我们想到的办法都做到位。这就叫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黄文海坦言。
进入施工阶段，第一个难题是在武汉“封城”背景下，团队成员怎样在施工现场会合。当时武汉防疫指挥部很快给团队发了放行条，“我们得瞒着家里人出来，因为一出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黄文海说。参与火神山医院污水厂项目的中建三局员工，至少都经历过2—3次、每次为期两周的隔离。
中建三局绿投公司黄孝河第一项目经理吴华波是第一批带着施工团队赶来火神山的人员之一，他记得污水厂进行闭水实验时，由于水源不足，几名工人自告奋勇，跳进冰冷的知音湖安装水泵。
吴华波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连续5天的两班倒通宵施工，而是施工时工人、设备、车辆秩序井然。1月30日早8点，污水厂设备开始吊装，武汉防疫指挥部给出的指令是必须到下午1点前结束。“整个火神山医院工地只有一条施工通道，集装箱病房、通讯设备、管网都在等待进场。我们耽误一点点时间，都会引发后面工序的多米诺效应。”
5小时吊装，意味着每辆货车进场—吊装—退场的时间都要控制在10分钟内，正常情况下这需20分钟。为节约时间，所有货车倒车进场，正着开出。吊装区域提前用白石灰画出点位，给吊机做参考。一般情况是先用红外线测好点位，再涂上红油漆，但“当时各种物料缺乏，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正常情况下，建筑一般是先设计后施工的，但是也有特殊的“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黄文海介绍，因为时间紧迫，初始设计要根据整个火神山医院的施工情况随时调整，火神山医院污水厂就是一个“三边”工程。
医院污水厂施工现场 （采访对象供图）
污水处理厂的传统工艺是，污水先经过化粪池沉淀掉大一些的颗粒物，再进入消毒池消毒，这样可以提升消毒效率，避免颗粒物淤塞消毒池。但设计团队临时决定，把消毒池的工序提到化粪池前面。“当时从医院过来的废水有4股，分别来自污染区，就是病人房间出来的污水，以及洁净区，就是医护人员的生活污水。两股水都要先到第一个池。如果第一个池没有经过消毒，污染区的空气经过污水管道与洁净区的空气交换，可能产生交叉污染的风险。生命面前，必须消除任何风险。”黄文海解释。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如果疫情延续时间长，消毒池被颗粒物淤塞，就要花大量时间清淤、重新改变工序，而新冠医疗废水处理不能承受最短暂的耽搁。“幸运的是疫情很快过去，我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发生。此外，施工阶段除下了一点雨，基本是阴天和晴天，可以说是老天眷顾吧。”黄文海感叹。
2020年4月15日，火神山医院休舱，之后定期组织消杀维护。火神山污水处理厂每天也有人员值守，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结束居家隔离的彭冠平很快投入了新的工作，中建三局疫情期间停滞的各项工程，都要加班加点赶工期。“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急的工程，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彭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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