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社交、专业化——14万中国“鸟人”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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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户外集体活动，观鸟“让人独处同时，也不感到孤独”，既适合社恐，也适合交友甚至相亲。
鸟的家在天地间。“天地间是什么概念？无论什么温度、风雨多大，对于它来说都是家。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它的本事，远比你想象的大得多。风来了、雨来了，它没地方躲也没地方藏，不管零下几度、零上几度，它都得在那个环境里。”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18日《南方周末》）
爱观鸟的人自称“鸟人”，“在中国，如果认识10种鸟，就可以算作一个‘鸟人’。”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联合创始人韦铭提出了一个“小目标”。
这个门槛并不低。根据《中国鸟类观察年报2020》（以下简称年报），中国共有1456种鸟，81种常见鸟。因颈间有珠链般的繁复花纹，第二常见的“野鸽子”学名珠颈斑鸠；排名第三第四的是白鹡鸰（jí líng）、白头鹎（bēi），对许多人来说名字都读不出。
珠颈斑鸠，颈间有珠链般的繁复花纹，虽然是全国第二常见的鸟，但大多数人只会叫它一声“野鸽子”。 （视觉中国/图）
上述年报由朱雀会联合国内五十余家观鸟组织共同发布，并得到北京镜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周行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这份第一次由民间观鸟记录累计而成的年报背后，是130家登记在册的观鸟机构、至少14万观鸟人和100万条观鸟数据。中国鸟类丰富，但一万个人中有一个“鸟人”，比例还远远不够。
其实，鸟儿并没有那么神秘和遥远。除了横断山、云南和藏东南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鸟类热点区域几乎遍布每个城市周边。每一块看似贫乏的荒地、滩涂都可能是鸟儿觅食和休憩繁衍的宝地，但由于数据缺乏，这些栖息地的规划、环评数据中并没有鸟的踪影。
中国观鸟人群正呈现年轻化、新人多、学历高、具有国际视野等特点。他们有的是研究鸟类的专业学者，更多的是活跃在各地观鸟协会、高校社团中的业余爱好者。专业“鸟人”们希望，能有更多“鸟人”积累数据，填补保护的空白。
既适合社恐也适合交友
14万“鸟人”是谁？
2021年3月6日，骤雨，狂风。一个对早起不友好、更不适合晨练的周六。上海世博公园的游客驿站里，拿着本子和笔的高中生，牵着小孩的年轻父母，抓着包子、黑眼圈深重的女孩……彼此相顾无言，却又互相打量：身着灰黑色衣服，挂着望远镜，手握观鸟手册——像找到暗号一样，他们同时问出了一句话：“是……看鸟的？”
2021年3月，上海世博公园的野鸟会观鸟活动。 （冯雅雯/图）
扛着长枪短炮、公园中常见的大叔大爷，并不是观鸟人全貌，中国观鸟正日益年轻化，成为新的社交方式。
观鸟有一种玩游戏的“上瘾感”。17岁的高中生马思成发现，观鸟好像在真实世界玩收集游戏“精灵宝可梦”：飞鸟和游戏中的精灵一样，都需悉心搜寻才能被发现。与在动物园或者自然博物馆的相遇不一样，那是“真正的我和这个世界进行的直接沟通”，面对同属于自然的人类，鸟儿也会渐渐建立起警觉却不飞走的信任。
观鸟着迷之处还在于“不确定性”。和未曾预料的鸟不期而遇是惊喜，也是下次再出发的动力。“每次都不一样，可能是鸟的种类不同，也可能同一种鸟展现了不同的行为。”37岁的叶龚劼是这次观鸟活动的领队，他的志愿服务从大学持续到了现在，他曾在连云港坐渔船出海十个小时，尽管没看到白嘴潜鸟，但也能平和“笑纳”。
作为一个户外集体活动，叶龚劼认为观鸟“让人独处同时，也不感到孤独”，既适合社恐，也适合交友甚至相亲。
鸟儿出现时多伴有鸣叫，粗哑的是棕背伯劳，嘹亮圆润的是乌鸫，“鸟人”不仅能凭声识鸟，还能辨别它们在吵架还是谈恋爱。你可以屏住呼吸，凝视鸟儿；也可凝视同伴，轻声讨论。
在这种没有压迫感的交流中，“鸟人”们不仅分享观鸟信息与经验，还成为朋友乃至恋人。叶龚劼记得，一次观鸟活动，他曾对一位叫他“叔叔”的高一女孩印象颇深。多年后相遇，女孩不仅成为了很厉害的“鸟人”，还因观鸟结缘，嫁给了另一位“鸟人”。
马思成目前还是一位“菜鸟”，他一边听领队介绍，一边低头飞速记下鸟的名字——很多字都不会写，只好标上拼音。疫情期间，“困在家里”没机会与自然接触，生物老师推荐他融入这个“成熟且便利的自然观察”。
观鸟总给人感觉门槛很高，但并非“贵族活动”。一副望远镜四五百块钱，也并不一定要去保护区。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仅有不足2%受威胁鸟类集中分布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住在昆明的韦铭就执迷于小区观鸟。春天到了，他凭借经验分析，火冠雀一定会路过云南，但数量少、体型小，能否经过小区这方寸之间？2021年3月7日，当他真等到这前额火红的鸟儿停立枝头时，忍不住定格这一刻发了朋友圈：“觉得有，就还真有。观鸟乐趣就在这必然的偶然间。”
初见的怦然心动
与鸟结缘往往来自初见的怦然心动。“就像是上辈子认识，今生又来会面。”朱雀会荣誉理事长钟嘉是中国的初代“鸟人”。
中国大陆最早的观鸟活动可追溯到1996年，由外籍考察人员和中国鸟类学者发起。1997年冬天，钟嘉报道北京的环保系列活动，其中一站是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观鸟。
鸟类学者绘声绘色地讲解，起初并未激起钟嘉的兴味。霎时，湖面几只水鸟扇动翅膀、踏水而飞，“快看，小䴙䴘（pì tī）！”看似普通的小水鸟“没什么鲜艳颜色”，但站在桥上远观的钟嘉还是瞬间被一种情感击中，“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此后，玉渊潭成为了钟嘉的秘密花园。春寒料峭时，满园的樱花刚刚打苞，夹杂着合唱团的练歌、广场舞的伴奏、孩童的笑闹，她也能辨认出乌鸫的鸟鸣；冬日雪雾中，游客在冰面上溜冰嬉戏，她却为另一侧抱团的绿头鸭着迷。
第一代“鸟人”被启蒙后，观鸟活动逐渐从一线城市往外铺开。高中生马思成参与的活动由上海野鸟会组织，每月一两次的公园观鸟让很多人知道，“原来上海并不是只有麻雀”。
上海野鸟会于2004年成立，它像一条红线，将无数人的眼神牵引到飞鸟身上。这条线由野鸟会总干事姚力和他的伙伴们慢慢编织，起点始于2000年初夏，IT出身的姚力收到一份礼物：望远镜。
搜索得知望远镜可观鸟后，姚力带着沉重的望远镜闯入了一片荒野，脚边突然腾起一只巨大的白鸟，缓慢舒展开双翼。傍晚阳光笼罩下，白鸟似乎变成了透明的，在野花盛开的河畔轻盈翩飞，滑落至河对岸。后来，他才知那是白鹭。姚力逐渐明白，喜欢上观鸟大多只源于那一刻“与美的相遇”。
2020年4月，一只大白鹭在新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飞翔。 （新华社/图）
随着新鲜观鸟人的加入，上海野鸟会的活动已经一票难求。2014年起，朱雀会开始运营中国鸟类记录中心，方便观鸟人上传记录，并在2020年发布了微信小程序，年报的数据即源于此。
年报揭示，东北地区及宁夏、山西、西藏的观鸟记录数最低，其中黑龙江省的记录覆盖量最少，该省各市县中，仅有23%有观鸟记录。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云南，虽然鸟种总数和珍稀濒危特有鸟种总数最高，但搜集的数据中，云南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反而低于广西、广东、北京和福建。年报猜测，可能是云南“鸟人”活跃度较低，重复记录率低。
即便是“鸟人”，也不都认得鸟。有的“懒癌”只闻他言、自己未看清就算一条观鸟记录；有的“不求甚解”，拍到陌生的鸟类图片不去查找图鉴，直接向资深鸟友讨要答案。
反观全球最大的鸟类记录中心——美国的eBird，登记在册的观鸟爱好者超千万，每年数据更新量超过两亿。“（中国）跟人家差了两个数量级。”朱雀会理事、北京镜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闻丞颇为惋惜。
编织鸟儿迁徙的全球网络
将观鸟爱好发展到极致，或许就变成事业。
2008年，李静还是上海的一名普通打工人，喜欢观鸟，也参与过保护项目。当年，超过20只勺嘴鹬在江苏小洋口被发现，这种全世界仅存不到千只的濒危物种首次在中国被大量发现，江苏也被认定为勺嘴鹬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
勺嘴鹬在闽南越冬。 （新华社/图）
勺嘴鹬的个头只有麻雀大小，嘴部扁平、前端呈铲状，形同勺子。这种可爱的小鸟正以每年8%-9%的速度下降，刚被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为了研究勺嘴鹬的迁徙规律，在繁殖地俄罗斯，科学家展开了环志工作，给它们腿上佩戴不同颜色的旗标：绿色和白色代表繁殖地，黄色代表迁徙中转地，橙色代表越冬地。研究者用望远镜锁定鸟腿上的旗标，记录下颜色和数字，反馈给科学家纳入信息数据库，编织出一条勺嘴鹬迁徙的全球网络。
旗标颜色分配。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图）
每年3月到5月，从南至北的勺嘴鹬会在江苏短暂停留。但2008年的江苏还不是观鸟人的活跃地，李静决定填补空缺，并在2014年全职投入，成为“勺嘴鹬在中国”机构的负责人。在次年江苏省的水鸟环志工作中，有10只勺嘴鹬首次在中国被佩戴上了黄色的旗标。
在迁徙季，李静的日常是吃顿尽量饱的早餐，和其他调查员一同租车前往勺嘴鹬栖息的湿地，观测、记录七八个小时。这份工作看起来很安逸，“拿个小板凳坐在那看”，但非常考验眼神和耐力。“我们得把望远镜放到最低，在最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把小小的旗标编码读出来。”
对勺嘴鹬的关注让李静对于其栖息地的变化分外敏感。多年前的围垦导致滩涂面积急剧减少，这种滞后效应成为勺嘴鹬数量下降的主因之一。
观鸟时，人自然而然地与周遭生态发生连接，对物候、环境的变化格外敏感，这是“鸟人”间的默契。1999年冬天，玉渊潭西一半的湖水清淤，把泥土挖去，灌以深水发展游船项目。钟嘉为之惋惜，这不知驱赶了多少以浅水中水草为食的鸭子。
被划入生态红线
总是仰望天空，“鸟人”眼中的世界也变得辽阔起来。
在家乡云南，春秋之际，儿时的闻丞时常能看到猛禽过境。日后北上读书，在北京观鸟时，同样景象在他头顶天空上演，“乡愁瞬间被候鸟串了起来，觉得自己和世界是连在一起的”。他后来发现，北京和云南处在同一条猛禽迁徙路线上。
一两千公里的路线看似漫长，也只是鸟儿路途中短暂的一段。全球候鸟迁徙线路主要有八条，其中三条从中国经过，过境的候鸟种类和数量约占迁徙候鸟的20%-25%。
鸟类正面临气候变化、城市化建设、填海造地等带来的持续挑战。钟嘉回忆，早年间北京的水碓湖、温榆河、坝河湿地都是观鸟宝地，但随着农田、水稻田被开发为公寓楼和高尔夫球场，鸟儿也逐渐远去。
生态红线规划、环评等手段可以扼制栖息地的破坏，但城市里的鸟类数据太缺乏了。种树、观鸟、捡垃圾被称为环保“老三样”，当种树和捡垃圾已经“出圈”，观鸟仍带着小众标签。钟嘉认为，“垃圾少了，人能感到变干净了；树多了，人能感觉凉快”，但观鸟带来的变化很难直接让人感到受益。
“民间观鸟人相比专业研究人员的优势就是——人多。”韦铭期待，若更多“鸟人”都有上传观鸟数据的意识，影响不可估量。
2020年1月，闽江河口湿地，福建省观鸟会组织的行走自然系列活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水鸟经闽江河口湿地迁徙停歇。 （新华社/图）
观鸟大数据的应用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往往建设开发完成，后台数据才会显示——曾经热门的观鸟记录地点，在某一时间，记录戛然而止或急速下降。
但也有欣喜发生。基于北京地区的观鸟数据，闻丞所在的镜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与2020年分别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合作发表论文，揭示出北京三大主要水系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生态红线的划定往往避开了城市建成区，河道周边略受重视，但也常属于‘蓝线’范围，未被列到生态红线里。”论文成果反馈给主管部门后，最终公布的生态红线中，河道两侧被划了进去。
不只在城市，年报还发现，农田是中国220种（25%）鸟类的适宜栖息地。但在大多数地区，农田并未被划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鸟类生态环境好的变化、不好的变化，都应及时反馈给城市生态系统、绿地管理等部门。”闻丞希望日后将年报作为一个沟通渠道，让观鸟爱好者的数据记录与知识更多地协助决策。
2021年1月，江西省余干县康山垦殖场，白鹤即将降落在稻田里。 （新华社/图）
“文明观鸟”
在朱雀会2018年进行的“鸟人”调查中，关于“鸟人”的界定有这样一句话——“不关心拍摄对象姓甚名谁、是否自由安全的鸟类摄影者，不在观鸟者之列。”
攀折树枝、投食诱拍……一些公园“拍鸟大爷”的口碑不断下跌。他们只以拍摄为目的，不关心鸟的状态，为谋得看清每一根羽毛的“数毛”级别照片，打扰、侵犯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
北京护鸟志愿者联盟在2015年发布的《关注北京冬季猛禽的生存》披露，一个月内，密云水库不老屯地区就发现7起猛禽死亡事件，其中有一只雕鸮是被拍鸟人追逐活活累死的。2018年，热门拍鸟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宣布加强拍鸟爱好者聚集区的巡逻管理，在园内贴上了“文明观鸟”的标识。
2021年1月，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候鸟巡护队队员设置了保护围栏，观鸟人士只能在围栏外观鸟。不干扰鸟类是观鸟人的共识。 （新华社/图）
尽管并非不可调和，但在一些专业观鸟人士看来，观鸟人与拍鸟人之间存在着隐形的鄙视链。
作为坚定的望远镜观鸟派，钟嘉有一次在海南三亚遇到父子二人观鸟，见两人各拿着一个长焦相机，忍不住问道，“怎么一个望远镜都不带？”谁料对方直接回了一句，“我们跟你不是一个路数。”
现实中因拍鸟引发的“可气的事儿太多了”。钟嘉举例，鸟儿在繁殖期时会定期前往巢穴喂鸟，有些拍鸟人守在跟前，不断在特定区域播放鸟鸣录音吸引鸟儿，有的鸟儿因躲避人类，被迫弃巢。
当然，观鸟人与拍鸟人也有和谐的案例。“比如新疆观鸟的人会经常和拍鸟群体一起出野外，拍鸟人大多勤奋，拍下鸟类照片后让观鸟人帮忙辨识，若发现罕见鸟种，双方的成就感都爆棚。”钟嘉说。
新疆观鸟会会长苟军告诉南方周末，当地拍鸟人除了携带“大炮”以外，通常都会携带望远镜，“有观察的意识”。“有些人的兴趣是从摄影开始的，只把鸟类当成拍摄对象，但也通过互相影响过渡到了喜欢观鸟的阶段。”
同时，新疆观鸟会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了不能有干扰、破坏鸟类生息繁衍的行为，且不允许在群里发布鸟类产卵、运输的照片，不能公布鸟类筑巢的地点。
钟嘉认为，观鸟群体的分化是人数多、自然教育水平良莠不齐导致的必然。“也别把‘拍鸟大爷’都妖魔化，可能只是不懂自己行为会对野生动物产生干扰，这是一个慢慢辅导的过程。”
闻丞透露，目前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更着力于简化页面，并开始小范围测试个人图库及识图功能，以让记录过程对中老年用户、拍鸟爱好者更加友好。
钟嘉始终记得最初踏入观鸟的大门时，引路老师所说的一句话令她着迷：鸟的家在天地间。“天地间是什么概念？无论什么温度、风雨多大，对于它来说都是家。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它的本事，远比你想象的大得多。风来了、雨来了，它没地方躲也没地方藏，不管零下几度、零上几度，它都得在那个环境里。”
钟嘉希望更多人明白这种感觉。
注：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中国鸟类观察年报2020》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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