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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吃香喝辣”、马路杀手减少，人类封控在家，动物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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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之前，貉粪便里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梭子蟹这类川派或本帮美食，跟着人“吃香喝辣”。封控期间，居民产生的垃圾大幅减少，并且严格闭环处置，貉只好努力在野外觅食，粪便中植物果实和籽粒的成分增加了。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29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封控之前，貉粪便里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梭子蟹这类川派或本帮美食，跟着人“吃香喝辣”。封控期间，居民产生的垃圾大幅减少，并且严格闭环处置，貉只好努力在野外觅食，粪便中植物果实和籽粒的成分增加了。
封控、lockdown，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内外的动物研究者获得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当人类待在家里时，野生动物将作何反应？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环境历史学家Peter Alagona的新书《偶然生态系统》讲述了野生动物如何在城市里求存，逐渐改变自己的食性和习性。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0年疫情暴发时，他觉得故事会很简单：人类的悲剧会为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带来幸福，它们得以不被人打扰，有了更大的迁徙、交配、繁殖的空间。但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福祉有着深刻复杂、令人意想不到的关联。
上海封控前，王放研究团队的冰柜里储藏了几百份貉的粪便，加以分析可以摸索出貉的食性。鱼香肉丝等美食说明，“很多小区的貉大量地去吃人丢弃的食物，有的貉因此变得很能吃辣”。
封控结束后，研究团队跑了松江区、青浦区的20个小区，又捡回一些貉粪便，植物果实和籽粒的成分增加了，说明它们又重回野性。
不止貉，有人观察到，封控期间，小区里的野猫普遍瘦了，没有了居民的投喂，它们被迫重拾捕猎本领，向鸟儿发动攻击。一些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也高度依赖人类提供食物来源，比如老鼠、海鸥和遍布印度大街小巷的猴子。
貉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但人类的食物太易得到，城市里没有它们的天敌。王放课题组发现，城市里貉的幼崽成活率畸高，种群密度可以达到野外状态下的数十倍。
在城市生态系统里，貉的数量过多，会打破本地生态平衡，给其他物种如鸟类带来生存风险。貉这类野生动物的泛滥也增加了人兽冲突的风险。比如在美国，泛滥的浣熊闯入院落，在木结构房屋里打洞做窝，甚至攻击人类。
人兽冲突虽暂时尚未爆发，但随着貉数量增多，与人打交道的次数可能越来越频繁，伤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此外，还有人担心貉会携带狂犬病毒和其他传染病病毒。
王放团队在一些小区放置红外相机以记录黄鼠狼等野生动物的踪迹，初步分析显示，人类影响减少后，许多小区里貉的密度比封控前有所下降。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一些以前没有貉的小区，开始报告有貉出没，这意味着貉为了觅食扩大了活动范围。王放提醒，封控结束后，“居民还是应该减少投喂，尽量和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
那些和投喂关系不大的野生动物，有的则在人类活动减少后获得了更多的空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国《卫报》的消息显示，得益于全球疫情防控下捕鱼活动和航行的减少，泰国、印度和美国佛罗里达州海龟繁殖成功率有所提升。
“野生动物更活跃，通常意味着它们的繁殖更容易成功，种群可能扩大。” 米兰大学博士后Raoul Manenti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0年，米兰大学科学与环境政治学院的几名学者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以意大利的动物监测数据和媒体报道案例为基础，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探讨疫情防控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意大利是欧洲最早暴发疫情的国家之一，也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封城措施。
2021年，波兰卢布林大学助理教授Rafał Łopucki等人发布的研究显示，在波兰城市海乌姆，刺猬被车辆撞死的几率在疫情封控期间显著降低。“路杀”是欧洲刺猬的一大威胁，英国每年有16.7万-33.5万只刺猬被路杀，比利时则为23万-35万只。许多研究者估计，交通事故可能导致3%-24%的当地刺猬种群和9%-30%的全国种群损失。封控期间路面车辆的减少，可能拯救了数以万计刺猬的生命。
Raoul Manenti介绍，他们比较了2019与2020年意大利8个蟾蜍繁殖地周围被“路杀”的蟾蜍数量，分别有408只和38只蟾蜍死亡，大幅下降。他向交通部门了解到，2020年当地夜间车流量比以往减少了80%，而夜间恰恰是蟾蜍向繁殖地“进军”的时间段。更多蟾蜍活了下来，也使得这8个地点的蟾蜍繁殖成功率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以让政府知晓，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道路封闭措施，能有效保护濒危物种。”
2020年3月，一个印度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几张照片：因为疫情愈演愈烈，意大利全国封锁，水城威尼斯常年浑浊的运河变清，甚至吸引了天鹅和海豚来此游荡。该照片引发全球媒体相继报道，有评论称这些照片“在动荡不安的疫情中为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和安慰”。但《国家地理》杂志向作者求证后得知，这些照片是假的。天鹅和海豚拍摄的地点是两座意大利海岛，距威尼斯数百公里之遥。
虽然是乌龙，这起戏剧性的事件还是说明野生动物唤醒了人类对自然与生俱来的亲近感，疫情隔离生活的苦闷和焦虑则充当了催化剂。
疫情期间人类活动的剧烈减少，的确将一些“不速之客”吸引进城：火烈鸟飞入孟买，金豺闯进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公园，野猪在南京玄武湖洗澡……
据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整理的目击报告，疫情期间，人们甚至目击到一头美洲狮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空荡荡的街头闲逛，而美国城市里常见的野生动物是浣熊和郊狼。
Raoul Manenti的论文分析，野生动物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当面对一些陌生的建筑、车辆和人类活动时，它们可能感到犹疑和恐惧，从而减少活动。封控期间这种“恐惧景观”效应（landscape of fear）减少了，可能令动物敢于在更大范围和更多时间段活动。意大利中部有一片小人工湖，常常有人在湖里钓鱼或开展水上运动，所以过去只能观察到4种鸟类在此栖息。但2020年，由于湖上娱乐的暂停，这里记录到20种鸟类。
人们之前觉得北领角鸮——一种猫头鹰——并不会在北京过冬，但微信公号“异草志”的博主李佳侬听说，最近的冬天有人在北京西部的门头沟目击了几次北领角鸮，并且近几年有人捡到这种鸟被路杀的尸体。他于是和朋友一起去京西寻找，“没想到还真的看到了一个疑似北领角鸮的身影从我面前闪过”。
这些不常见的野生动物或许只是偶然间来到城市，居民们恢复出行后就会回归常态。Peter Alagona更关注那些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动物在疫情中将有何改变。
一名上海爱鸟人士发现，上海的鸟儿越发不怕人了，它们敢于在阳台甚至马路中央逗留。貉在野外习惯昼伏夜出，但封控期间它们常常在白天活动。（详见报道《43种野菜、79种鸟类、保护植物…观察自然：封控生活里的一束光》）
“在封控中出生的一代小貉，在成长期间没怎么见过人，它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躲避人类的意识可能有所减弱。这种变化会不会接着延续给它们的后代，以至于让上海的貉都向‘不怕人’转变，还有待后续观察。”王放说。
获得更多自由的不只有本地的野生物种，还有外来物种。意大利曾从美国引进了一种用于狩猎的东部棉尾兔。Raoul Manenti的论文显示，在疫情前，这种兔子在意大利虽有野外分布，但种群很分散。可人类活动减少后，东部棉尾兔的昼夜目击记录显著增加。
“意大利一些保护区负有遏制外来物种蔓延的职能。我们对26个保护区管理部门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疫情期间75%的保护区暂停了这项工作。我们知道，许多外来物种比本土物种有竞争优势，会威胁本土物种的生存。这个问题值得各方重视。” Raoul Manenti说。
新冠疫情封控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包括好处、坏处和“丑恶”三类。翻译自Raoul Manenti等的论文。 （刘睿敏翻译/图）
不过，Raoul Manenti坦言，上述结论未必完全准确。许多动物的数据依赖于志愿者的观察，而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里，更乐意去观察动物，某种动物的目击次数可能因此增加。“可能平时这些动物也会出现，只是人们没留意罢了。”
“‘丑恶的影响’指的是疫情防控期间的监管空白，可能助长对野生物种的非法杀戮。”Raoul Manenti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意大利全国封控期间，大部分乡村地区都缺少科学家、护林员或徒步旅行者的仔细巡逻和监测。于是在意大利一些岛屿上，趁春季候鸟迁徙时非法捕鸟的行径再次抬头。而在非洲和印度，野生动物盗猎行为比疫情前增加了一倍多。
面对疫情，许多动物专家都有时不我待之感，希望收集大量动物如何应对疫情防控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相互比对，例如封控力度强的地区对比基本放开防控的地区，以此来分析不同强度的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到动物行为。
“总体上，我们收集数据的工作还在起步阶段，目前的结论仅仅是通过观察得出的。” Raoul Manenti说，全球疫情防控期间，媒体和个人对野生动物投射了许多关注，但这种关注终归只是暂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需要出资制定长期的监测计划，除了监测人类干扰减弱对野生动物的积极影响，还要监测因同时产生的管理缺失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并列出亟需解决的优先事项。
国际生物记录协会发布了“COVID-19生物记录倡议”，计划使用“生物记录仪”（一种附着在动物身上的微型电子设备）来收集数据，测量动物的迁徙路线、行为、生理状态以及栖息地变化，“以促进我们对人类与野生动物相互作用的理解，并为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努力提供信息。”该倡议的第一个目标是搞清楚城市动物活动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建筑，还是该地区的人类活动？
◆ ◆ ◆野生动物不是城市的“客人”，也是“居民”
封控时期的研究不仅关乎研究者的兴趣，也关乎每一个城市居民。
李佳侬的毕业设计是鸮形目鸟类的栖息地设计。过去在村落、城镇周围，有许多可供猫头鹰藏身的地方，比如农田和湿地，但现在猫头鹰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李佳侬觉得，人类在所处的城市环境里，应该更加关注野生动物的生存福利。
与欧美相比，中国城市里的野生动物总体还很少，以至于野猪上街这类在国外常见的事情，也能在国内登上头条。但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达良俊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上海城里曾经难觅知了和喜鹊的踪影，但现在动物们纷纷归来。“其中一个变化是，上海的森林覆盖率从1.8%提升到19%，并且在养护绿地时减少使用农药和除草剂。”
一些观点认为，野生动物在城市安家，会给居民带来威胁，也造成管理难题。达良俊感到矛盾，为了说服城市管理者接受野生动物，他不得不寻找野生动物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但内心里，他认为“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野生动物和人一样，都有权利在城市里生存下去”。
他一直建议上海市建设“近自然”的绿地。国内公园热衷于追求美观，将热带、温带植物混搭在一起，但这种绿地难以形成可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也难以吸引本土物种来此栖息。“近自然绿地是在满足日常使用需求（如整齐的草坪）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上海本土植物，搭建出一个近似于本土原生的生态系统。这种绿地能够容纳更多生命。”
他看到上海已有所行动。普陀区近年建设了一块中心绿地，但一条公路计划穿过绿地，如果公路建在地面，将把绿地分割成两块，“那就不是完整的生态空间了”。最后，公路建设方选择在绿地地下开辟隧道。
Peter Alagona在他的书中写到，大约1920年—1950年，生活在北美城市地区的野生动物比任何时候都要少。“在这个时期，即使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关于城市生活的写作中，也几乎不认为城市里会有动物。”可后来，野生动物重返美国城市，适应力很强的郊狼被政府下毒、捕杀、驱赶，依然在城市里扎下了根。
当时正值二战前后，美国城市化最突飞猛进的阶段，此后美国的城市建设趋于缓和。中国当下城市化节奏放缓，是否也能迎来野生动物的回归？
“中美国情和地理差异太大，很难做出比较。但城市一般都建在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平坦、有水源、气候适宜。这种地方当然也适合动物生存，这是动物重返美国城市的先决条件。未来，中国城市完全有可能看到更多的野生动物，这更多地取决于文化宽容和人类行为，而不是野生动物本身。” Peter Alagona表示。
他认为，迎接野生动物回归，城里人需要扭转“那种认为野生动物‘属于’野外而非城市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文化环境而非科学的产物，要在‘什么是野生的’和‘什么不是野生的’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不可能的。”
“在意大利，城里人看到在街头漫步的野生动物时还是会感到惊讶，他们可能会过去拍照，或者连忙躲开。”Raoul Manenti希望人们能接受野生动物作为特殊的居民，出现在城市生活中。毕竟，惊讶和好奇都是将野生动物视为“他者”的表现，最终可能转变为反感和敌意。“对待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人们需要更理性、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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