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绝无数次，她最难过的竟是听到“我愿意”

“你愿意捐献器官吗？”

“不愿意！”

“你愿意捐献器官吗？”

“你是干嘛的？”

“凭什么来问我？”

“你愿意捐献器官吗？”

“不考虑，你也不许跟我的其他家属说！”

 ……

“这是一个新起步的工作，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应该的，在你产生案例之前，你前面的工作都是0，产生案例它就是1。”

35岁的王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2005年到2012年的时候，她一直是一名ICU的医生，从2010年开始，她才慢慢接触器官捐献。

什么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简单说，

就是当一个患者要去世的时候，

来到他的家属身边，

跟他宣传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理念，

动员家属在患者去世之后，

把他身体里面还有活力的器官捐献出来，

让等待移植的患者，

获得活下去的机会。

因为这份工作，王璐遭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和白眼。她说这些都可以理解，她要做的是知情，知情了就是她的工作。然而，让她觉得很难做下去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患者家属对她说，好，我愿意。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接下来我会跟她一起去面对这场死亡，

我会体会到她的悲伤，她的难过，

也只有我这么用心去体会，

我才可以帮她去完成这个心愿。” 

2012年，一个小患者是她第一个器官捐献的案例。当小女孩珍珍转到北京佑安医院以后，医生都在尽力去救治她，但在治疗到第15天的时候，珍珍还是没有办法活下来。

接下来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跟她的父母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王璐做得不大好，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却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

“你愿不愿意把你孩子的器官，在她去世之后捐献出来，去拯救别人。”

还是当天下午珍珍的爸爸妈妈主动找到王璐重提了他们的这个想法，于是那天医院实施了当时北京市的第一例器官捐献。

珍珍的妈妈曾跟王璐说，珍珍一直想要一条红裙子，今年都没有给她买。

珍珍去世那天，医生们都在台上，王璐忙完了事情，就赶紧打车出去就在旁边的那个商店，给孩子找了一条红裙子，在她遗体都已经擦干净，缝合好，用胶条贴好后，给她套到身上。

珍珍的妈妈就一下抱住她，哭了好长时间，不停地说着谢谢，可王璐觉得，跟她们比起来，她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在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把他们仅剩的东西捐献出来，去帮助别人，是我帮助他们吗？不是，但是他们净化了我。”

“如果他们离我很远，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我会觉得，挺不容易的，可当她是我的患者，我们怎么会无动于衷。” 

谈及和在ICU当医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王璐说，

以前能更多的心思放在技术上，

用哪个药好？

但做协调员之后，

才发现了医学是需要温度的，

怎么样才能给患者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患者需要的是那么几片药吗？

不是，需要是给他提供更多的关怀和指导，

这才是整个中国患者所需要的。

“其实我不喜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做起来真的很难过，

它不像是我做大夫的时候，

是去帮助患者，

这是我要把我的患者送走。”

直到有一天晚上，

她看一个希腊神话，

普罗米修斯盗来天火，

放到人间，

自己却被绑在那儿受苦。

王璐突然就觉得这份工作，

其实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盗来天火，

把一个死亡的人，

和一个等待新生的人接在了一起。 

“从那一天起我就坦然地接受了，

我是一名中国人体捐献协调员。”

来源：中新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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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闫格

摄影：李硕行、康登淋

编辑：何颖

责编：马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