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丨肖杰：今日西藏，为何彰显了“中间道路”的非法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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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社（CNS1952）

中新社记者：郑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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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杰，1983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涉藏政治问题研究。先后10余次前往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进行实地调研。

2020年8月，肖杰在西藏林芝调研。本人供图

2019年西藏自治区实现全面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进一步彰显了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境外达赖集团仍在各种场合推销“中间道路”，声称“中间道路”是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唯一可行的主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所长肖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度解剖“中间道路”出笼背景、内容，揭示其本质是为分步达到“西藏独立”，恢复旧日政教统治。以下是访谈内容摘要。

资料图：游客在布达拉宫广场人工湖拍摄风光。江飞波摄

中新社记者：“中间道路”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肖杰：“中间道路”是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在当代的延续和反映。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元代开始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序列，一直以来并不存在所谓“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产物。

近代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对南亚殖民地的控制，与沙俄争夺内亚控制权，两次武装入侵西藏，炒作西藏“自治权”概念，并扶持亲英势力，企图在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同时，削弱中国对西藏的实际治权，变西藏为确保英属印度安全的“缓冲区”。1913年至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正是这一图谋的集中体现。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承英国的对藏战略设计，策划支持西藏反动上层武装叛乱，扶持在印度、尼泊尔的“藏独”武装。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一度减少对达赖集团支持，促使达赖集团改变策略，在公开言论中不再主张“西藏独立”，转而提出“中间道路”，企图以“自治”要求误导国际舆论，实现变相独立。

1987年9月，十四世达赖在美国国会提出“西藏和平五点计划”，次年在欧洲议会提出“七点新建议”，构成“中间道路”的主要内容。2008年达赖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重申“中间道路”主张。

由此可知，“中间道路”的提出，是达赖集团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意识到“西藏独立”的道路走不通，于是改变策略，以退为进，谋求以“自治主张”获取国际舆论支持，进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

资料图：图为雅鲁藏布大峡谷。何蓬磊摄

中新社记者：“中间道路”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肖杰：“中间道路”源于佛教用语，达赖集团却将其政治化。

纵观“中间道路”，其核心有五条：

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1951年被中国占领”“从历史上看，藏人有独立的权利”。

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宣称“西藏问题”是600万藏人的问题，要将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统一的行政区。

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

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表面上认可中央负责国防，但又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

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在五条内容中，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是基础，意在为下一步寻求“西藏独立”进行舆论准备；“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核心；撤军和限制其他民族移民则是为“西藏独立”创造内部条件。

资料图：图为西藏第一大湖泊色林错风光。江飞波摄

中新社记者：“中间道路”中关于西藏历史地位、所谓“大藏区”的主张实质是什么？会带来哪些危害？

肖杰：在“中间道路”的观念体系中，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错误观点是居于基础地位的。通过建构“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观念，达赖集团意在达到两方面效果，一方面将自己打造成“受害者”，以便获得国际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为日后转变立场，公开谋求“西藏独立”奠定史观基础。因此西藏历史地位问题看似讨论历史，但其背后却包含了十四世达赖明确的现实政治考虑。

而所谓“大藏区”是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出现的。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提出“大藏区”和“内外藏”构想，意在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裹挟一定数量的藏人流亡海外，建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自我标榜为代表“大藏区”的组织。随达赖集团流亡海外的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川滇甘青涉藏州县，这些人也成为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基础。此后在长期和中央政府对抗和接触的过程中，“大藏区”始终是达赖集团坚持的政治口号和原则，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大概有三方面：一是笼络流亡藏人，维系内部的统一和行动能力。二是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三是增加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达赖集团无视青藏高原上各民族交往的历史，无视除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的居住权利，以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为名义要求成立一个“大藏区”。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将是打破目前青藏高原上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格局，在整个青藏高原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引发青藏高原的大动乱，最终必将损害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利益。

5月21日，“雪域新篇——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美术摄影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中新社记者侯宇摄

中新社记者：“中间道路”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意味着什么？

肖杰：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后，一度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但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达赖集团面临外部援助枯竭的困境，被迫重拾“高度自治”主张，图谋重获国际舆论关注和相关国际势力支持。

对于“高度自治”和“西藏独立”，达赖集团内部早已有人阐明其内在关系。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弟弟丹增曲嘉以及其重要骨干桑东等“藏独”头目曾表示：“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自治将是个起步。”“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头目也对印度《对话》杂志表示：“西藏独立与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角度看，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

很明显，达赖集团迫于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悬殊，只能选择将“西藏独立”主张分成两步走，先实现“高度自治”，恢复其政教统治，在中国内部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待条件成熟后再追求法理上的“西藏独立”。

“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高度自治”主张不是抽象地谈论西藏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要让达赖及其追随者回到西藏、恢复统治，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体制搬回西藏。

众所周知，“西藏流亡政府”本质上仍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达赖的神权政治是整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基础，达赖家族成员长期分别把持核心权力的家族政治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保障。凭借神权和家族政治，达赖在伪“政府”中延续了旧西藏的专制统治，但其内部长期矛盾重重，围绕权力利益的争夺始终不停。

由此可见，一个以专制和内斗为特点的非法政治组织无论如何难以与民主挂钩，用这样一套体制替换西藏长期实行的人民民主体制，无疑会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资料图：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德庆村的上百位村民身着盛装举行传统春耕仪式。赵朗摄

中新社记者：请您谈一下中央对“中间道路”的态度？

肖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阶段，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认为，西藏走上今天的发展道路，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间道路”貌似“妥协”“折衷”“和平”“非暴力”，实则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走上的正确发展道路，企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由十四世达赖集团统治的“国中之国”，分步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完全背离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违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意愿。中央政府多次明确表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本人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只有公开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谈得上改善与中央的关系。

当前西藏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期。西藏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进一步彰显了所谓“中间道路”的非法性和荒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