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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作为战争“遗物”的德特里克堡一直紧闭大门，将罪恶的证据掩在门内，把无形的病毒放出门外，妄图躲避世人的注意。
6月15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早在2019年的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开始在美国蔓延。这很难不让人想起2019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暴发的神秘电子烟肺炎——其症状，同新冠肺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德特里克堡，距这种神秘肺炎的暴发地，不超过1小时的车程。当时，它还紧急关闭了一段时间。德特里克堡，到底与新冠肺炎疫情有着怎样的关系？成天叫嚣着“病毒溯源”的美国，为何始终不敢打开德特里克堡的大门？为了彻底弄清这些问题，谭主查阅了有关资料，翻看了数十份披露的美国秘密情报文件，捋出了这样一个关系网。这张图讲述的，就是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带着这张图，谭主推开了德特里克堡的大门，看到了藏在浓浓迷雾下的血色一角。1999年8月，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大部分鸟类动物都出现异常，它们不停地转圈，直到死亡。在距离动物园120公里远的马场上，农场主们疯狂地在给兽医打电话，他们的马匹无法站稳，一直在抽搐。与此同时，纽约的一所医院有两位老年病人开始发烧，并伴有肌肉无力、精神紊乱的症状，几天后，又有六位老人出现同样的症状。美国疾控中心经过血液样本采集后，诊断为圣路易斯脑炎。但有位女兽医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圣路易斯脑炎是可以感染鸡群的，但动物园里的鸡，安然无事。这一定是种新型病毒。当女兽医把自己的想法反馈给美国疾控中心后，收到的却是“你不过是个临近更年期的女兽医”这样的嘲讽。碰壁之后，女兽医想起了另外一个地方——她把受到感染的鸟类组织样本，寄往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几天后，德特里克堡回复她，感染鸟类和老年人的，是一种从未在西半球出现过的病毒，西尼罗河病毒。这种病毒能够引起人类致命性神经系统疾病，并且，蚊子和鸟类，都是这种病毒的传播者。一时间，恐惧席卷了美国的东海岸。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出面表示，被感染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需要对它采取任何预警措施。但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多，这些专家话锋一转，开始探究病毒的起源。有专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有美国人在其他国家时，遭到了带菌蚊子的叮咬，当他回到美国后，又被本土蚊子叮咬，而后，本土蚊子产卵，导致当地的蚊子都携带有西尼罗河病毒。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却显示，被感染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从国外回来的。而后，《纽约客》的一篇报道中称，美国情报机构抓获的一名伊拉克“叛徒”承认，西尼罗河病毒是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一部分。伊拉克人携带着一个装有20多只染病蚊子的瓶子，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下机，并在布朗克斯动物园放出。
随后，又有消息称，这种病毒和俄罗斯人手中的某种病毒相似。相应的，又出现了一个俄罗斯人“万里投毒”的版本，同样有板有眼。如今美国上演的“新冠溯源”的闹剧，早在21年前，就有人演练过一次了。这些人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国外，把美国看着“不顺眼”的国家说了个遍，但最终，这些“科学”论述，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西尼罗河病毒是如何在西半球出现，也成为一个未解之谜。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在距离集中发病区不到35公里的普拉姆岛上，有一个名为普拉姆动物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普拉姆岛周边，一片荒凉，就连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它负责口蹄疫等动物烈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每天傍晚，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的客机上，都会有一个箱子，它被放置在飞行员座位的后面。飞机落地后，会有专人拿走这个箱子，用汽车运送到港口，随后，有人会乘坐轮渡，将这个箱子送往普拉姆岛上的实验室。如果错过最后一班轮渡，箱子会被放置在一栋房子的冰箱里，屋子常年没有人住，也没有上锁，没有人会闲到来这“探险”。没有特殊情况，每天，箱子都会雷打不动地送来。鲜有人知道，箱子里装的，是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等致命性病毒。普拉姆动物研究中心，用这些病毒，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用美国一位生化武器专家的话说，利用生化武器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牲畜。因为对军队使用神经毒气，杀死的不过是士兵，而一旦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粮食供给，打击的，就是敌国的每一个人。1971年，古巴境内突然暴发猪瘟，有73万头猪被屠宰后深埋，这也造成了古巴严重的食品短缺。6年后，美国的《新闻日报》报道表明，引发古巴猪瘟的病毒，正是从普拉姆岛流出的。他们还在翻阅1964年的中情局文件时发现，美国中情局要求普拉姆岛研究用甘蔗黑穗病对付甘蔗作物。而古巴，被称为“糖罐王国”，甘蔗，是其最重要的农作物。给普拉姆岛实验室提供病毒的，正是德特里克堡——这里，是德特里克堡的一处实验基地。西尼罗河病毒的实验，也在这里完成。普拉姆动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叫做埃里希·特劳布。这个脸上有着一道伤疤的德国生化专家，曾直接为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一名叫做艾拉·鲍德温的美国科学家。1941年，美国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收到秘密情报，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史汀生随即召集了9位科学家评估这一情报，在拿到专家组的报告后，他立即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不久之后，在罗斯福的授权下，美国军方决定启动一个秘密计划来开发生物武器。专家组中，艾拉·鲍德温是为数不多对此事感兴趣的人。他曾在国家炮兵部队担任少尉。在经过两年的准备期后，德特里克营地正式成立，并被指定为陆军生物战实验室的总部。一期的预算本来只有125万美元，但鲍德温花了整整400万美元。短短三个月，大量的化学品、细菌设备、超过50万只小白鼠以及成千上万的兔子、羊、猴、猫等动物，全部到位。万事俱备，只缺人。尽管美军向鲍德温承诺，无论你想要哪个人，除非“曼哈顿计划”需要他，我们都能给你弄来。但当美国顶尖的医学、生物学家听到“陆军生物战实验室”时，都表示了拒绝。无奈之下，鲍德温只能将自己的学生、好友拉入德特里克堡。同时，他把人群，锁定在兽医身上。用当时参与项目的一名兽医的话说，医学博士总是无法摆脱一种情结，他们是救人而不是协助别人杀人的，但兽医不同，对他们来说，研究对象的死再正常不过。在鲍德温的召集下，共有1500人来到德特里克堡。他们被告知，你们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批科学家，因为你们服务的，是一个有无限预算的计划，这里有着你们需要的所有设备，会满足你们的无限需求。在这种氛围中，1500名研究人员对项目充满了热情。后来，据研究德特里克堡的一位历史学家记录，他们产生了一种，将人类命运掌握在手里的感觉。项目成立半年后，德特里克堡研发出地球上效力最强、富集度最大的炭疽热病毒。炭疽热也成为了美国生化细菌项目开发中，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打电话向美军要了一份炭疽热的样本。这种荣耀感，彻底点燃了德特里克堡的研发热情，但随着研究项目的推进，动物实验的数据，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进行人体实验的呼声，在德特里克堡愈发强烈。但在鲍德温的压制下，没人敢做出太出格的事情。转折发生在1945年，随着二战接近尾声，当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出于战后地缘政治的考量，在一年前还声称“我们不该为任何德国人提供保护，他们当中有战争罪犯”的罗斯福总统，突然大笔一挥，给了美军上百个美国护照，让他们通过签订雇佣合约的方式，将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来。美军，狂热地招募了2000多名科学家，其中，就有埃里希·特劳布。中央情报局顶级机密卷宗中记载，埃里希·特劳布到美国几个月后，德特里克堡成员曾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对话，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动物疾病项目方面的信息，并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工作。在特劳布的指导下，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把装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化学弹，放在纽约市的地铁站，以此来测算感染的时间与范围。几年后，德特里克堡决定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地，特劳布又出现在普拉姆岛，成为普拉姆动物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之一。同期被鲍德温“保护”的，还有日本人石井四郎。在石井四郎那里，德特里克堡的专家仅仅花费700美元，就获得了日军731部队8000多张“进行过细菌实验的人和动物的幻灯片”以及各种活体实验的资料。这意味着，德特里克堡可以跳过这些环节，在731部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在接纳了这两人之后，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一分为二，一部分以动物为媒介，另一部分专注于人。尽管研究方向不同，但心照不宣的共识已经形成——用活人，做实验。2019年，美国作家史蒂芬·金泽写了一本关于戈特利布的书。金泽和中央情报局合作过多次，他从中央情报局那里要来了一张戈特利布的照片。但几个小时后，中央情报局发了一封邮件给他：最终，金泽新书的封面，只有戈特利布非常晦涩的黑色剪影。更让人吃惊的是，书刚出版后，一位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找到金泽问他，谁是戈特利布？戈特利布是个畸形儿，据他的亲戚透露，当他母亲看到戈特利布的脚时，都吓得尖叫起来。在进行过三次手术后，戈特利布终于可以下地，但这也让他终生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上学之后，戈特利布被同学排挤，遭遇了不少校园暴力，又患上了口吃。这样的经历，打磨了戈特利布的精神，但同时，也让他变得有些偏激。1937年，戈特利布给威斯康辛大学寄去一封信，表明自己想就读其农业学院。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个简短而亲切的回复：我很高兴尽我所能地帮助你。寄信的人，是当时威斯康辛大学农业学院助理院长艾拉·鲍德温，对，就是德特里克堡的创始人。命运，就是如此神奇。后来，戈特利布在艾拉·鲍德温门下就读。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当时的美国年轻人纷纷抛下学业，要求参军。戈特利布也报了名，但因为身体缺陷，遭到了拒绝。这让爱国的戈特利布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他只能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找到新的“报国”方式。这一等，就是整整10年。1951年7月13日上午，艾拉·鲍德温将戈特利布带到了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就是刚才提到的，拿着带病毒的箱子四处乱窜的部门。特别行动小组，被称为德特里克堡里的“圣所”，是德特里克堡中的“德特里克堡”。在那里，戈特利布被问了这样几个问题：德特里克堡之所以要研究这些，是因为冷战逐渐升级的需要。中央情报局要在德特里克堡的配合下，研制出一种能让人健忘，或是讲出真话的药水，戈特利布，成为了这项计划的负责人。他选择的，是最简单粗暴的路线，先摧毁一个人的身体与意识，而后，就能拿到想要的东西。在戈特利布的授意下，研究人员不断将致幻剂注射到囚犯、俘虏甚至是研究人员体内。戈特利布曾连续 77 天，给7名黑人囚犯喂食“双倍、三倍和四倍”剂量的致幻剂，这种致幻剂，只需要一粒沙子的十分之一，就能让使用者在6-12个小时内，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实验过程中，戈特利布还会用电击、火烧等方式，测试这些人的反应。在德特里克堡，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代号——消耗品。尽管这一项目以失败告终。但那时的戈特利布，已经成为了中央情报局的首席化学家。在德特里克堡内，藏有戈特利布在全世界搜集到的毒素以及细菌。1960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他想要“除掉”古巴政治领袖卡斯特罗。德特里克堡又为中央情报局研制了各种带毒的小玩意，包括毒牙膏、带毒的潜水服、面具等等。此后，德特里克堡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任务”。于是，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销毁其生物毒素供应时，德特里克堡仍能以“研究”之名，保留大量的致命病毒。时至今日，这样的“研究”，也仍在持续。这些事情，深埋在迷雾之中，偶尔被发现，也只是机缘巧合。1977年，在美国《新闻日报》讨论古巴猪瘟和美国普拉姆动物研究中心的关系时，埃及突然暴发一种传染病。全埃及有大约200多万人涌进医院，病因都是眼部感染，并伴有发烧和肌肉疼痛等症状。埃及的研究人员在提取血液后发现，患者体内，都含有裂谷热病毒。但这种病毒只会造成血管爆裂以及眼睛大出血，并不致命。而埃及的这种裂谷热病毒的致死率，要高上不少。看起来，像是有人“增强”了这种病毒的致死率一样。到底是变异，还是人为，关于这种神秘病毒的研究，最终也不了了之。一直26年后，这个被掩盖了的真相，才水落石出。2003年， 普拉姆岛移交给国土安全部管辖，时任普拉姆岛主管的戴维·希克斯索尔履历被曝光。他在美军生化部队服役了30年，1983年，他被任命为德特里克堡指挥官。而据媒体报道，1977年，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带着裂谷热病毒，前往美国海军第三科学研究所。而这个研究所，不在美国本土，它在埃及开罗。早在二战结束后，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人员就认为，裂谷热病毒很适合做成生化武器——出血的惨状很容易挫杀敌军的士气，这比直接杀死他们更为有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评价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点子”，并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像美国海军第三科学研究所这样的实验室，美军在全球部署了超过200多个。他们在研究什么，无人知晓。讽刺的是，希克斯索尔在海湾战争之后，代表美军参加了三次联合国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并两次担任小组指挥官，他曾在媒体面前表示，“那里的项目超乎每个人的想象。”但哪里的项目超乎每个人的想象，美国人自己，应该最清楚。几十年过去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作为战争“遗物”的德特里克堡一直紧闭大门，将罪恶的证据掩在门内，把无形的病毒放出门外，妄图躲避世人的注意。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像无法被肉眼看到的病毒在不断进步的科学面前无处遁形，美国隐藏的肮脏秘密，也终究会在历史和正义的审判下大白于天下。
原标题：《【深谭】溯源人类最危险“病毒”：徳特里克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