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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并由此构成了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作者：强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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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丰富内涵与时代使命。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其中专段论述新型政党制度，指其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和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克服了政党之间互相倾轧造成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并由此构成了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政党制度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实践。斗争是贯穿西方政党制度诞生以来的实践主线。作为近现代政治发源地，英国政党体制诞生于十七世纪，今天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各自前身托利党与辉格党为了不同政治目标和派系利益从国会一直厮杀到战场，历经数十年漫长内战，建立起两党对立、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然而，这一政党体制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再度陷入危机，老牌民主党在输掉与新生共和党的竞选后，直接掀翻桌子，打响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南北战争。在西方政党制度下，执政党与在野党乃至执政联盟内部各党派间始终敌意多过善意，斗争、拆台、破坏超过合作。在2016年以来欧美政治变局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抗性更是愈演愈烈，令议会体系超载，街头政治乃至流血冲突再度频繁上演。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照搬照抄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合作而非斗争，是贯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七十多年历程的根本原则。辛亥革命后，中国诞生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批现代政党。虽然这些政党的政治理念和代表阶层各不相同，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面前，它们大多有着同样的目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积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纷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雏形。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及其他无党派人士发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创建新中国同时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此后七十余年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历经艰险挑战，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格局，将这一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政治谱系中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对立竞争关系，而是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双方是休戚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资料图：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代表性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政党(Party)一词在英语中原本含义就是“部分”，因而任一西方政党总要是某个阶层、某个族群、某个地域、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两党或多党对抗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核心目标就是解决“谁输谁赢”、哪个集团的代言人(政党)执掌国家权力、占有更多利益的问题，并不追求最广泛代表性和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之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达到这一效果，关键之处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历史上，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不可能实现各自成立之初提出的民族解放目标。今天，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领航掌舵，才能避免陷入不同集团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和政治斗争、保障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发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作用。二是民主党派积极参政。中国同样存在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多元诉求日益增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始终站稳阶级立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必须始终代表更广泛阶层和最广大人民。这就需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新型政党制度下积极参政议政，协助中国共产党了解、整合不同利益诉求，将不同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多元并有差别的朴素众意凝结成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公意。资料图：2021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外景。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政党特别是非执政党发挥作用的舞台和途径主要是国会和选举，缺少其他参与国家治理的机制途径和制度安排。即使不考虑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抗性问题，过少的政治参与途径也限制了政党功能的发挥。与之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机制。各级人民大会广泛吸纳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2018年以来共有15.2万余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人，全国人大常委44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2人，省级人大常委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64人，市级人大常委2585人。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实现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换届时有不少于60%的委员、65%的常委和50%的副主席是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切实履行人民代表职责，依法参政议政，参与宪法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参与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提出议案和质询案。积极参政议政，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议政建言，发挥作用。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在各个领域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拓宽、畅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确保决策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真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反对恶性党争，也反对一党独裁、缺乏监督。中国共产党主动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中共党委依法执政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为政清廉等情况；构建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人员的制度机制，现在共有12700余名党外人士担任地市级以上有关部门特约人员；并在脱贫攻坚等众多重要领域积极创新民主监督新实践。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荐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各项具体工作，在各个方面为推动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在历次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换届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固定的党外干部选拔机制。目前，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14人；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9人，担任副市(州、盟)长380人；担任省、市一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别有45人和345人。同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重大改革、联系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方面也发挥着更多直接作用。例如，民主党派自1988年起就全力参与深度贫困区贵州省毕节市的扶贫事业，八个民主党派对口帮扶毕节八个县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毕节市7个国家贫困县，1981个贫困村、675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简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的重要基石。第二个一百年奋斗历程需要新型政党制度更好发挥作用，也希望中国实践的智慧结晶能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启示。
强舸，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教授，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建理论与国家治理、世界政党比较等，在理论研究和大众传播领域都有较多成果，多篇有关党建理论、美国政党政治的咨询报告获得肯定。
编辑：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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