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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余年，从三千万例到零感染，中国终结疟疾的实践是一项应被称赞的伟业，也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有益探索。作者：易莲媛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6月30日，中国获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成为西太平洋地区30多年来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的国家。70余年努力最终达成所愿，过程异常艰辛，这与疟疾本身性质、中国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进程都密切相关。
图为大连海关医疗专家开展化验工作。 姜红旭 摄
某种意义上，以按蚊为病媒，疟疾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相捆绑，更具体地说，与人类聚居、定居和大规模流动高度相关。尽管人类早期疟疾业已存在，但按蚊很难跟上人类频繁迁移的脚步，疫情往往只局限于零星小群体。正因如此，在可治疗疟疾的奎宁被发现之前，殖民者并不敢深入非洲大陆。但随着殖民扩张，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奴隶贩卖，疟疾从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向纬度更高地区扩散并给缺乏免疫力的群体带来高死亡率。具体到中国，则是由于因战乱南下的难民对疟疾毫无抵抗力，大规模感染再次造成大规模传播，疟疾的分布不断北上。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战争、水旱灾害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进一步加强了疟疾的破坏力。据国际卫生组织联盟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洪水造成灾区60%人口感染，近30万人直接死于疟疾。至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的县存在疟疾疫情，感染者近3000万，其中百分之一属于重症。而规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疫情防治的障碍还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与病媒种类繁多导致的疟疾本身类型复杂。
农民在青蒿地里除草。 谭凯兴 摄
尽管疟疾非常严重，但它只是新生人民政权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其防治服从于整体路线。受限于当时的技术、资本与人力条件，新中国早期的卫生政策以革命年代经验为基础。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卫生政策的基本指导意见：“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与“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核心在于“群众路线”，主要包括：致力于处理影响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疾病；大规模动员群众投入卫生工作；建立一个能够让整个国家受益的基本医疗体系；在人民、中共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可以说，直到今天新冠疫情防治，这一路线仍是核心性的，并证明了自身跨越技术、资本与人力条件的长久生命力。1952年12月，中国全国第二次卫生会议宣布致力于消灭血吸虫、钩虫、疟疾和黑热病这四种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并从第二年春天开始构建一个全国性的防疫网络。1955年末，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成立，也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疟疾防控。随后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疟疾防治运动，希望能在七年之内消灭这疾病。这一时间表未免过于急切，但却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将专业防疫站纳入全国预防防疫工作网络。该网络由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牵头，对省、市、县三级防疫站进行专业监督，市防疫站监督区防疫站、街道卫生站以及工厂、企业设立的防疫站。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公社制度的建立，公社防疫站、大队卫生所、小分队卫生所分别负责公社的卫生防疫工作。这一庞大网络内的各单位需执行流行病防治任务，特别是控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监测及培训人员。到1975年，防疫站数量从1957年的1626个增至2912个。同时，该机构扩大了预防保健和相关领域医务人员培训。因缺乏足够卫生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劳动高度密集的预防措施。但随着经济发展，对疟疾患者的治疗普及开来，“普查普治”成为当时的常规做法。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选择医院的常规治疗，而坚持在农村铺开大规模治疗来应对疟疾问题，旨在既有经济、技术条件下普及更大的人群。治疗方法必须简单、安全、经济、持续时间短，并使用中国能够大批量生产的药物，即“因地制宜”。进入20世纪50年代，广泛的流行病学和昆虫学研究迅速在中国推进，并在省际之间展开合作协定，灵活处理不同疟疾流行区的情况。卫生工作者则进行大规模的血液检查、患者治疗和抗复发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氯喹、乙胺嘧啶、伯氨喹等药物都已能自主生产，为大规模治疗奠定了基础。本土药物的研究和利用在中国也得到重视，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在其他药物逐渐引发抗药性后，青蒿素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新药。不过，东南亚已出现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疟疾变种，新型抗疟疾药物研发始终在路上。
一女子展示青蒿素样品。 谭凯兴 摄
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的抗疟战略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1954年全国共有697万病例，发病率约为1.2%。截至1979年，全国共报告病例238万，发病率为0.246%。原来疟疾肆虐的南部地区成功控制住了这种疾病。在极为有限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条件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政治保障。抗击疟疾既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既是国家建设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因此，抗击疟疾活动成为每一个公民的爱国义务，必要时中共全党和政府将全力确保遵守，并提供指导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中央控制允许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资源，这在当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共在基层的组织也确保了政策的遵守和执行。而防治疟疾工作中的群众运动，使国家能够通过社区和群众组织宣传和实施疟疾防治。这不仅改变了个人卫生习惯，也弥补了疟疾防控方面先进技术的缺失。与此同时，国家尽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疟疾流行的前提之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糟糕的卫生条件。而中国则将广大农村人口纳入三级保健和防疫体系——即城市公费医疗、职工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以确保疟疾的预防和治疗。围绕着疟疾的检测、检查、报告和检测，建构起防止疾病潜在传播的第一道防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在非洲消灭疟疾的计划。该计划以美国资金和技术支持为依托，建立了一个消除疟疾的垂直组织架构，但并未与当地以临床为基础的基本卫生医疗体系建立联系，甚至有意识保持隔离。此外，世卫组织也为该运动设计了具体时间段，鼓励各国在特定时间内集中资源消灭疟疾。尽管这主要是为了在当地疟原虫对DDT产生抗药性前尽快发生作用，并尽量减小对环境的影响，但正因为无法为大众提供基本的预防和医疗服务，以及缺乏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而最终失败。
中国（山西）第21批援喀麦隆医疗队在当地开展义诊活动。 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供图
中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资金与人力逐渐不再是制约条件，主要政策转向培训专门抗疟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培训相关领域专家。据估计，到1991年，全国已培训高、中、低级人员28万余人，在县、乡卫生机构和防疫站任职。这一时期，中国疟疾防治的主要挑战来自疫情监测。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疟疾与人口的流动高度相关，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内外人口流动。因此，抗疟工作的重点是扩大和加强了疟疾监测，其中一项主要措施是扩大区域抗疟疾联盟。2004年“非典”疫情平息后，中国建立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并将其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2017年，为进一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疟疾引起再传播，中国制订了消除疟疾联防联控机制，协作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可以说，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提供的有效治疗与预防、对人口流动的监控，和在技术、资本、人才不足时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长时间的坚持，是中国最终消灭疟疾的关键，也是防治包括新冠在内大多数流行性疾病的关键。70余年，从三千万例到零感染，中国终结疟疾的实践是一项应被称赞的伟业，也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有益探索。易莲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领域涉及技术与社会、媒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