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户口到离家出走：中国人的个体化
作者=马维
来源=2016年8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我一代”：松绑的结果
在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坐下来，同一些三十岁上下的人聊天，多半会发现，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策略实施之后的“八五后”一代，不论说起他们的生活，还是工作，都喜欢以“我”作为开头。你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毫不奇怪。然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表述，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显得有些突兀的。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毛泽东时代的末期，虽然社会生活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到处充满着“不断革命”的激进氛围，而是多少显现出了一点生活的气息，但集体主义仍然是当时人们可以想象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不管怎么说，以“我们”开头的说辞，总是比以“我”作主语的句子，更具说服力。
当然，“我一代”（the”me-genera-tion”）的现象，不独出现在中国，它代表着具有个体主义倾向的人群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壮大。但是，或许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比在其它地方显得更耐人寻味。因为传统中国在世界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个体或“我”，在主流社会，从来不曾被当作一回事。而到了打破传统的共产革命胜利之后，“我”又似乎再次消失在了集体主义的大潮中：在公共集会和媒体上，只能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他们叫做“群众”，至于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喜好和向往，是没有人关心的，至少，那时的国家政权，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鼓励人们去关心这些有悖于“革命潮流”的存在。
但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在官方当年的表述里，这种给予社会和个人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政策，被称为“松绑”。这的确道出了真相。然而在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细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嬗变，才迎来了这种让今天的年轻人喜欢得几乎难以自拔的西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的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就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作为张光直先生的高足，阎云翔教授年轻时，曾有过长达十多年的插队经历。当他试图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解答这些疑问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田野调查地点，不是城市，而是他曾经在那里落户七年的所在：黑龙江省一个叫做下岬村的地方。选择这个地点，不仅是因为作者对当地村民的家庭情况十分熟悉，又有广泛的人脉，便于开展访谈和调查，更是因为，该村在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年里，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人均收入这一项，一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因此令作者觉得具有典型性，适合作为民族志记录的对象。
村干部：政治资本的势微
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松绑”，也就是将原本属于社会和个体的权利，归还回来。在农村，这首先体现在“去集体化”的“分田到户”政策，它的官方表述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而这势必导致了那些在土地耕作集体化时代，承担着“派活”任务，也就是在农村基层掌权的村干部，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将田地耕作，也就是本村主要经济资源的生产和运作，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人们只需要和家人商量耕作计划，而不需要再看村干部的脸色，讨他们的欢喜，以便让自己在每天的工作中分到容易耕作的田地。而村干部在毛时代拥有的另一项权力——政治动员和对阶级敌人开展专政——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威力。由于社会不再被人为地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人民”和“敌人”，政治运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开展，对于过去出身地主、富农的人，以及其他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言，村干部在政治上也几乎不再具有威慑力。所以，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村干部在改革开放到来后，很快被边缘化，而与这种权力式微相伴的，则是普通村民权利的提升。不过，阎云翔通过逐户的走访、调查和统计，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事实上，由于下岬村在过去相对比较富裕，它的包产到户政策，一直到1983年才正式落地。而作者从对各户家庭经济情况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可以理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1983年以前已经不在村里担任干部的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要明显差于1983年以后仍然在位的村干部家庭，有些甚至完全沦为了贫困户。而在后者，也就是仍然在位者的家庭中，富裕户的比例，则远超普通农户中的富裕户比例。从数量上说，则是占到了全村富裕户的一半有余。而在下岬村上千人口中，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个人被选派担任村里的各种职务。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了这些似乎不再“大权在握”的村干部家庭致富的呢？通过调查，作者发现，至少在1980年代，他们的致富门路，主要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家庭成员进入非农业部门（如军队、国营单位等）工作，以此获得远高于耕地所得的稳定的工资收入。换言之，尽管村干部不再拥有显形的强势权力，但隐形的权力或影响力，仍然使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此外，尽管不再有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需要，村干部也仍然是政权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由此，帮助这些人的家庭致富，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在国家眼里，应该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当然，在改革开放后致富的村民里，也有过去的种地能手，以及其他有经济头脑的人。如果下岬村的情况的确如作者所言，是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也就意味着，在1980年的中国农村，政治权力不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唯一渠道。个体凭借头脑和辛勤劳动，同样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回报。如此看来，干部原来在村庄生活中那种完全的垄断地位，至少已经被打破。但或许是因为下岬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个体化特征。而在江南以及其它乡镇工业发达的地方，村干部在经营工厂、对外开展贸易的过程中，依然掌握着极大的权力，甚至垄断着整个村庄的经济命脉。作者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或许是出于突出论题的需要，或许是由于没有掌握更多的素材，在该书中这一点未及展开，似是一种遗憾。
提前“分家”的背后
通过对下岬村的长期观察，作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年轻人分家的时间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早了许多。在毛时代和更早的年代，年轻女性在婚后一般“从夫居”，也就是和丈夫的原生家庭一起居住，这也是下岬村的习俗。而且在过去，直到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才会考虑搬出公婆家“单过”。传统上，从长子“单过”开始，这个大家庭就算分家了，财产也会分给各个子女，直到所有的子女都成了家，老人一般会选择和最小、也就是最后成家的儿子一起生活。但从1970年代开始，第二代选择搬出去“单过”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到了90年代，大多数年轻人在婚后几个月就会搬出去住。儿媳尤其喜欢这样，用她们自己的话说，这样过日子“更方便”。而这种表述，在作者看来，事实上意味着年轻夫妇、尤其是年轻女性，要求更多不受打扰地与伴侣共处的时光。而这一向往和行为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开始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自己不单纯是传统社会中为家庭而存在的、主要承担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义务的沉默的一员。在很多方面，她们也开始学会了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核心家庭夫妻间的亲密相处、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控，以及对结婚时从男方收取的彩礼的支配权等。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与过去部分现金、部分实物的彩礼方式不同，如今农村的彩礼几乎全部采用现金形式，而且在很多家庭里，这部分财产也是由新婚夫妇自己支配的。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对女性有利的生活细部的变革，是女性自身争取权利的结果。
而读者在诸如此类看似细小，实则影响深远的生活方式变革的背后，或许真能如作者所愿，看到某种“父权”衰落的迹象。而父权的衰落，实则不仅要归因于女性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有政党国家的助力。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在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真正成文的法律规范仅有一两部，其中就有一部1950年颁布的、在体例上比较完整的《婚姻法》。今天看来，这部法律的制订，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当时的新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更为了今后长期统治的需要，意图打破既有的一切有效的社会联系网络，而后由其出面，组织各类全新的机构，以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目的。在家庭这一纯粹私人化的领域，则是以打破宗法制度为核心，以反对“父权”这一“五四”以来一直只在部分知识分子中获得认同的观念为先导，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口号，“解放”了很多不少农村妇女的思想。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著
陆洋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4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早在毛时代，下岬村就有个别女性，不顾父母亲的反对，选择离家出走，与自己喜欢的男性结婚。在农村，这算是率先革了“父权”的命，而在她们的行为，往往能获得政府的暗中支持。这类成功的出走，又常常会引发其她女性的效仿。至于提前分家，到了1980年代，在下岬村已经司空见惯，老人们即使不赞成，也不至于激烈反对。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乃至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看重个体的幸福，尽管出于残留的传统，仍然会对父母表现出尊重，但年轻人在内心深处，早已不把父辈的权威放在眼里，而是更看重自己的感受，怎么舒服怎么过。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之下，父辈纷纷妥协，甚至公开承认孩子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这种“夺权现象”，或许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个体化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
“个人化”的最终出路
在这部书里，作者还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完整地描述了自毛时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之路。作者借用了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92年提出的“三重个体化”理论，探讨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来路及其可能的未来。
所谓“三重个体化”，是指由于现代性所导致的“脱嵌—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再嵌入”的整个过程。的确，用这一理论来关照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很能一一对应。比如，在毛时代的中国，个体的人实现了走出传统的束缚、实现脱嵌/解放的过程，尽管这一切是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完成的，但就如上文所说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政权本身在重新整合社会的过程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走出了家庭尤其是父权的束缚。但由此产生的丧失感，也是真切存在的：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中，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文化和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缺失，更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缺位，人们在体验个体化带来的自由的同时，也在不断品尝着“脱嵌”的痛苦。很多时候，这种痛苦还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比如1990年代的下岗潮，让接近40%的国企职工在一夜之间失业，失去了几乎所有能够依托的东西。而因“个体化”所导致的自私自利和诚信的丧失，伴随着消费主义对整个社会的裹挟，则令身处经济上两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的普通个体，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无所适从。由此，他们踏上了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的第三个阶段：再嵌入。这意味着他们在缺乏其它社会资源的情况下，被迫再次回到家庭内部寻求支持，对年轻人而言，则往往意味着需要依靠家庭的关系去谋取一个较好的工作，或者是，不论在农村和城市，都需要依靠整个家庭的力量，才能在结婚时拥有一处体面的房产。但这样做的后果也是明显的：当个体只能依托血缘关系来获得生存所需的社会资源，而难以从别的社会联系中为自己的存在找到适当的定位之时，“原子化的个人”也就又一次成为了广泛的存在。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漫长变革之后，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最终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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