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与民国政治
作者=段怀清
来源=《随笔》
一
大多数读胡兰成文章者，起因于张爱玲。因此胡兰成的著述中读得最多、议论得最多者，为《今生今世》，延伸而及《山河岁月》。在一般业余读者中，鲜有提及胡的其他著述者，即便有，也不过是提提而已，未见真有阅读意见发表。
1957年年底（亦或次年初），寄居日本的胡兰成，收到一封转来的海外信件，寄信者为张爱玲。其实这并不是一封信，而不过是一张明信片———这是去美后的张爱玲已经开始了的习惯:惜墨如金，无论收信人是谁。接到张爱玲的明信片后，胡兰成给她寄去了《战难和亦不易》及其他著作。隔年，胡兰成又给张爱玲寄去了《今生今世》上册。在胡看来，这或许是某种开始的征兆或者前奏。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就在胡寄出《今生今世》月余，张爱玲发出了张、胡“今生今世”中的最后一封通信。此后，二人天各一方，浑然如同陌路之人。1981年，胡兰成病逝于日本，是年七十又六岁。1995年，张爱玲孤独病逝于美国，终年七十四岁———在从美国西部上岸，到东部去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爱玲又回到了西部，隔着太平洋已经能够听到她所熟悉的上海黄浦江畔的潮声了。但她终究没有再回来，生命如同一支射出去的箭，断无回头之理。
不过，让人多少有些费解的是，为什么张爱玲此时会不远万里，隔着太平洋向胡兰成讨要《战难和亦不易》这部书。1933年，二十八岁的胡兰成将自己的散文集《西江上》寄给了当时中国文坛泰斗级人物鲁迅———这位40年代末胡兰成亡命温州之时还要攀上的同乡旧识。而鲁迅同年4月1日日记中对收到胡兰成寄书一事亦有记载，但此外并无其他文字。事实上鲁迅、胡兰成之间的往来也仅止于此。十四年后，化名张嘉仪的胡兰成，在温州结识暑假在家省亲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词学家夏承焘，张嘉仪的自我介绍中说张佩纶为自己先祖，并与鲁迅多有往来。胡兰成这种“亡命之时”的“胡说”，当然不会有人过于计较。但他刻意走近温州名士刘景晨，听刘说平素不喜与年轻人往来，因为后者多怀利用之心，却又说刘如何迅速打消了对年轻人的成见，与他一见如故，就多少有些自誉了，不过这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计较，因为类似之处在《今生今世》中亦并非此一处。
《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的成名作———他由此一鸣惊人，两个月后，他就仗着这部书，真正成为了汪伪集团中的言论策士，是年三十五岁。这部当年由《中华日报》社出版的评论集原版本已不大容易得到，我读到的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集团2001年7月的初版本。书是一位友人从香港带回，我花了两天时间，将这部“宏论巨著”读完了。
《战难和亦不易》一共收文104篇，集前有汪兆铭序一篇。查了一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的《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建军的使命》止，1939的一年之中，胡兰成为宣扬正在积极“促和”的汪伪集团的主张，不可谓不尽力———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除了感慨其年轻精力旺盛，也不能不对当年胡兰成的文字创作力感到惊奇。
胡兰成《今生今世·永嘉佳日·文字修行》中有一段文字，谈及他在写《武汉记》过程中的自我困扰:
我逐日写《武汉记》约三千字，这回竟是重新学习文字，发现写的东西往往对自己亦不知心。我做的事，当时多只是平地这样做了，不曾起过什么依傍的想头，但事后追写，总拿书上的人物思想感情的类型来套，焉知不然。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达摩答:“廓然无圣。”又问:“对朕者谁?”达摩答:“不识。”我亦要去尽圣谛与识障，始能见物见其真。且人世之事，有其有的一面，有其无的一面，有的一面是品物流形，无的一面是天机所在，而且品物该是天机里织出来的文章。
《武汉记》我写了五十万字，等于学射，射中的十无二三，尽管写时是诚心诚意，写了出来仍十之七八是诳，《大学》里说格物还在诚意之先，真真不错，若未能格物，虽诚意亦不过是戏剧化的认真罢了。这《武汉记》写得不成其为一本书，但从一字一句的反省，渐渐明白了那些是本色，那些是浮气客气。
这段文字，是胡这个时期比较难得的自我检省文字，值得胡书读者们注意。胡的这种心得体会，撇开具体内容，也有颇值关注处。因为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可以供我们拿来阅读理解他早年的著述，自然也包括《战难和亦不易》。
二
胡兰成不是抗战爆发前后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此时他还没有资格。那时候他刚从广西的监狱中出来，再次赤条条回到家乡。这种孤身一人出去闯天下，却又不得不空手而返的沮丧亦或不甘，应该是这时期的胡兰成时常品尝的人生经验。《荀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已经三十二岁的胡兰成，不得不再次直面一个现实问题:如何自存及如何养家。如果说广西的监狱真让胡兰成懂得了什么，大概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前的一人逞匹夫之勇，以言责世，既无法自存，更遑论养家。如今，在遭遇到种种挫折之后，他是该找到一条既能够自存，又能够让家人有所依养，至少不至于跟着他担惊受怕的“人生正道”了。
三十二岁之前的胡兰成，因为家境与学历，即便是在朋友们中间，亦显得极为敏感，这一点，一直到他撰写《今生今世》之时，如同一种创伤记忆，依然挥之不去。《今生今世·世上人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他当初跟着几位同学，到广西去碰运气时在海船上的一段心理活动:
从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孝安、海帆言谈甚豪，他两个与真吾都是新文学者，有钱人家子弟。独有我的情形难比他们，且因玉凤新亡，鲜言寡笑，每每一人到甲板上看月亮，听风涛打击船身。真吾贺我丧妻是从旧式婚姻得了解放，我当下大怒，差一点没有发作。孝安与海帆又笑我的草帽陈旧，在房舱里拿它抛掷为乐，我很不喜这种轻薄。他们都算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人，真吾倒没有改，孝安、海帆却因家境在逐年走向下坡了，慷慨也变得不自然，待人不免为势利分出上落，想起卓文君的《白头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我不禁为他两个难受。他两个都捧真吾，三人凡在说一桩事情，总是一股正经，我只可在局外。但我的一生中，令我自惭形秽的漂亮人儿与庄严事儿，后来本色相见，原来都不漂亮庄严。
类似的压抑或者屈辱感，以及设法摆脱这种压抑和屈辱感的努力，除了表现在经济上，自然还有学历上———胡兰成的学问，几乎可以说大多来自于自学与游历。但在与那些时贤名士交往的过程中，又不时会碰到类似尴尬，尤其是那些假时贤与假名士时。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的胡兰成，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这或许可理解成为了生存而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事实上他在《今生今世》中也更正说自己当初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当然事实究竟是否如此，也只是他自己如是说而已。但后来仍见有文章说胡兰成毕业于京城某某大学，这要么是因为言说者读书不细心，否则就又该责怪胡兰成了:他的一生中自己为自己摆下了太多障眼法、迷魂阵———他在他的那些女人们面前，在那些朋友们面前以及在他的那些政治同盟者们面前，时常以假言惑人惑世，后来连自己都有点陷在这些假言之中而难以自拔了。
但他别无其他选择，还得依靠同学朋友，哪怕是他心中对他们极为厌烦甚至鄙弃。这种自我孤傲清高与自我卑微压抑的矛盾心理，一直伴随着胡兰成，直到他晚年以著作等身份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者和未来预言者的身份在台湾登台演说的时候，依然难以根净。他需要获得认可，获得肯定，需要听到喝彩跟捧场，他需要一种现实的人生飞扬，来彻底扭转摆脱因为出身、因为学历所带来的屈辱与压抑。
他需要一个机会。
三
胡兰成在现代历史上的出场亮相，不是他的散文集《西江上》，也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今生今世》中的1937年初在《中华日报》第一次停刊之前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但是后者却成为他为汪伪集团的言论策士们所注意，并将其收编于他们的阵营之中的一段引桥，这也是胡兰成第一次置身于一个有组织、有理论、有目标，同时也有“钱途”的事业之中。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中是这样描述这段经历的: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这段文字中有多处令人不解:一是为什么胡兰成这样一个文学青年，会在穷途末路之时突然专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而且一出手即成两篇不仅让《中华日报》当权者接受，还引起了日本搜集中国经济情报者的关注（抗战前后，日本不少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其实都有搜集中国相关政经社会信息情报之功能）的专家级专业论文;二是如果遵照“胡说”，《中华日报》社因为这两篇论文，即聘请胡出任总主笔，而胡婉拒，并给出了于公于私均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又何来一年之后公然混迹于香港蔚蓝书店与《南华日报》这两块牌子、一个集团之中的事实呢?谁都知道这是汪精卫从20年代末即开始在香港布的一个直属于自己利益集团的“桩脚”。聪明如胡兰成者，对此断无不晓之理。而此时他不仅已成为其中一员，还是一极为活跃之分子。金雄白《汪伪集团的开场与收场》中说:
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A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朴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无论是南京时候的“低调俱乐部”，还是香港时候的蔚蓝书店和《南华日报》，甚至稍早时候上海的《中华日报》，若论资历，胡兰成都只能算是“小弟”，谈不上所谓汪伪集团中的权力核心。而胡不甘居人之下的孤傲不驯的个性和自视甚高的才情，也注定了他不会甘愿跟在他人之后随声附和。此时他要么有更为惊人之语———言同人所不愿言或所不能言，要么就是自甘沉默。而当时香港汪伪集团中的那些言论大佬们，无论是林柏生、梅思平，还是稍早的周佛海、陶希圣，此时要么已经与汪伪集团分道扬镳，要么热衷于实际利益，要么还不敢公然大张旗鼓地与重庆政府唱反调，毕竟他们还要为自己日后留一条退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从那个政府集团中出来的。只有胡兰成不同，在这些人中间，他是一个此前没有背景、没有牵挂、没有羁绊的来自于“局外”“民间”者。他原本就一无所有，因此他无畏，敢说这些多少还有些畏首畏尾者所不敢说的话，而且敢把这些话说到底、说透彻;原本他就一无所有，因此他“无欲”，正因为他“无欲”，他才能以一己之言，言他人所欲言而不能言，并最终为他赢得了他所渴求的东西:至少是暂时的认可与满足。
对于胡兰成这样一个只能选择宁鸣而死、不愿选择宁默而生者来说，公开在香港发表为汪伪集团辩护的言论，其思想上心理上的负担，要远远低于那些集团中在蒋政权中的既得利益者。或许这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在香港和上海，胡兰成会迅速蹿红，俨然一汪伪集团在投降（胡兰成称此为“促和”）理论和言论上的代言人。当然，如果仔细阅读了胡兰成这一时期的那些言论文字，也不能不对其事先在这方面已经作好了的准备感慨不已。
他发现了这个机会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于这样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他已经顾不得这是鸠毒或者其他，他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摆脱迄今为止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出人头地，舒缓心中积压已久的屈辱和窘迫，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做更大投机的跳板———除此之外，其实他一无所有。至于在《今生今世》中所言的那些在面临种种诱惑之时的矜持与自守，不过是事后的文过饰非而已，殊难让人足信。
四
《战难和亦不易》中的所有文章，均写成于1939年，也就是在1938年底汪精卫声称公开脱离重庆政府、自立门户、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之后的“艳电”被公开之后。也就是说，整个《战难和亦不易》中的文字，都是在为“艳电”或者“艳电”之后的汪伪集团辩护。
而汪精卫在《战难和亦不易》序中亦说:
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
他还说:“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
听上去，在日军步步进逼之下，整个中国的唯一清醒者，唯一掌握了救国真理者，不是那些政府中的高官策士，不是大学里坐而论道的教授们，也不是那些隐居民间的世外高人，而是一个刚刚踏进政治门槛，在汪伪集团中也不过两年有余的刚过而立之年的胡兰成!不过这倒似乎是胡兰成所期待的一种让其不免有些飘飘然的局面，无论是真是幻。一种天下真理在我的自我膨胀。这种膨胀的结果，一是让他的文字中确实鼓胀着一种“虚妄”之气，一种强词夺理式的理直气壮;另一就是胡兰成玩弄文字的水平，此时已经显露无遗。
同为汪伪集团中的“言论之士”的金雄白，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一段关于周佛海为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叛国投降道路的辩护:
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
这段文字，与《战难和亦不易》中的言论，如出一辙。之所以如此，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汪伪集团投降附逆的理论基础或者总纲。胡兰成不过是用他的文字，将上述说法重新编织一遍两遍三遍而已，但他不是一个蹩脚的编织者，他有自己的花样或者套路。一般读者还不大容易破解其中的文字魔术。
举一个例子。胡兰成在《答复质问》（一）中列举了不少对所谓“和平运动”的严肃质问，其中一个质问是:“汪先生力言日本有和平诚意，其根据仅为近卫声明与东京非正式接洽，此种声明与接洽，并不负有条约上的责任，试问究竟凭什么来担保其可靠性?万一和平谈判的结果竟与所希望的相反，那时汪先生将何以对国人?”
对于这样一个确实非常严肃的质问，胡兰成是怎么回答的呢?胡兰成说，“我们的答复是，近卫声明与东京接洽，原不能说是日本诚意的担保，然而是日本和平诚意的反映。说到担保，我们是从日本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而产生的和平要求，来证验其和平诚意的。我们并且认为，有了和平诚意，才能形成和平条件;有了和平条件，尚须双方有履行条件的责任能力，才能形成和平局面。和平运动的担保是这样子的。……汪先生说过，如其事无可为，我们约齐了去殉国，如其事有可为，我们约齐了去救国。这是我们的决心，不过我们要告诉大家，和平的结果是只有从和平运动中去寻求，去判断的，我们是要以殉国的决心来做救国运动，以热烈的精神与积极的努力来打开局面。”
类似的质问，我们在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也有见到。1939年8月，金在上海见到急欲将其汲纳进事实上即将成立的汪伪政府的周佛海，两人有关汪所领导的所谓“和平运动”，有一段问答———金问周答: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只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9年8月，周佛海还只是说“和平运动”，而不提可能成立分裂于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一事。当这些所谓和平运动的促成者们与占领者之间的“和谈”不成，又当如何呢?会如胡兰成慷慨所言去殉国吗?事实究竟如何呢?譬如在最能够看出占领者对和谈是否真正有诚意的撤兵问题上，汪伪集团异想天开地提出“先撤兵再言和”，而日方对此则寸步不让，“当然先谈和再撤兵”。这种城下之盟，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汪伪集团中的高人如胡兰成者，此时却装聋卖傻，把自己装扮成为了国家民族不至于涂炭灭亡而不顾自毁的牺牲者。对此，《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一段文字记录周佛海在“和平运动”与汪日攀谈彻底摊牌后的情状: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繻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所谓的“和平运动”，既然最终被现实证实不过是一场所谓的“悲剧”，当初信誓旦旦地宣称倘如此将以身殉国的胡兰成，此时又在哪里呢?1939年9月5日，汪伪集团凑数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开幕，成立汪记国民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其下设秘书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特务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海外党务委员会等。
当时宣传部部长初为陶希圣，后由林柏生接任，而先后出任宣传部副部长者，计有林柏生、胡兰成、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人。胡兰成除了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中，胡兰成亦曾出任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法院政务次长等伪职。这大概也是胡兰成一生社会活动中第一个“高峰”。此时胡兰成刚过而立之年。以一介布衣而且高中尚未毕业的“读书人”身份，一跃而为汪伪集团中的中宣部副部长、政务次长等，尽管并非什么拥有实权的利益部门，但就其权力的象征意义而言，也是让人感慨唏嘘的———胡兰成用这种方式，成就了自己的书生———政客的权力之梦，开始了一个“御用文人”的显赫却又注定凶险的人生。
只是，胡兰成并没有践其所言“殉国”，而是一跃登上了他一生权力事业的巅峰。五年之后，汪伪政权垮台，曾经的附逆者被通缉，这次胡兰成同样没有义无反顾地“殉国”———殉其所忠于的“汪伪政权”，而是选择了逃亡，最终，他以偷渡的方式，流亡日本，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五
胡兰成不会带兵，但他谈兵谈得头头是道，譬如《战难和亦不易》中最后一篇《建军的使命》，譬如他的整个《山河岁月》;他不会治国，可他谈起建国组织政府来是津津有味，譬如《和议之实现与国民政府之重建》、《在沦陷区工作的意义》、《改组政府问题》等;他也不治经济，竟然会以经济评论一跃而为汪伪集团中的言论策士。对于这种以言论世的言论，很多时候，是无法从言论本身去辩驳的，而需要用事实去戳穿———既看言论者自己的事实，亦看言论者所言说的事实。
胡兰成政治生涯中有不少可检省可总结的东西，里面潜隐着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改变自我命运的权力之梦之原型。这种梦想，在十年“文革”当中被某些政治投机者重新演绎了一番。对此，我们迄今仍然缺乏必要的关注与警惕。这并不关涉言论者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问题，而是关涉言论者的私德与公德的问题。
只是至此我依然不大明白，为什么5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会隔着太平洋，向流亡日本的胡兰成，讨要这部《战难和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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