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科举后遗症：庶民的世界
作者=杨念群
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科举制有非常大的误解。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制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范进多少年没中举，到了四十岁突然一下子就中举了，之后就变疯了。
给人的感觉，考科举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是非常折磨人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和漫长的科举应试过程之中，人是逐渐地被摧残，心理逐渐崩溃，到最后达到疯癫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对科举制的印象。
科举的污名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科举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八股文。什么叫八股文？把古代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里面若干的词、段落拿出来，然后按照非常严格的格式写出一篇类似现在所说的作文。这个格式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要经过长期的训练，读一些经典和著述——主要是朱熹的注释，以这个为核心来进行作文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们知道科举基本是经过最初的生员考试到秀才，秀才完了经过不断的考试拿到举人，最后是进士，进士之后就进入翰林院，或者有状元、榜眼。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最初考秀才的考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八股文实际上就是在童试的过程中被严格地训练，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可能容易造成误解，难道科举制就是八股文吗？其实科举制完全不是这样，科举制是分三场，第一场八股文；第二场是关于经书的考试，实际上包括论、诰、表、判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第三场叫策问，也就是给你提出很多所谓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的题目。第二场，什么叫诰？诰就是皇帝给大臣发布的谕旨，你要模仿皇帝的口气写一篇文章。什么叫表？表就是过去的大臣要向皇帝上奏书，你要模仿大臣的语气给皇帝写一封奏书，这个难度非常大。你现在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你让中央领导看着过得去，这恐怕也比较难。然后模仿中央领导人、模仿总理写一篇类似对臣下的训育，恐怕也很难。还有叫判，判就是给你四到五条案例让你判这个案子。所以你要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经验是很难判的。
第三条叫策问，策问一般问的是五道题，第一道问题肯定问你的是传统关于史学的典籍源流的问题，第二道可能会问你关于吏治的问题，地方官在地方怎么去治理？一个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第三道问的是怎么治水，现在我们的高考题目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要作为一个地方官，你怎么去治理河道？江南的乡试题目里面关于河道的问题是最多的，因为康熙和乾隆特别重视江南、黄淮治理和沿海海塘的工程，所以经常出这方面的题目，而这些题不好答，技术性非常强。因为明代有一个治水的专家叫潘季驯，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治河的非常著名的问题，而且非常具体，比如在什么地方堵这个缺口，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还是采取截流的方式，非常讲究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考科举制的人仅仅会八股，没有看过潘季驯的治河三书，没有读过类似的关于吏治和法律文献，怎么可能答出这些题？
科举制是非常复杂的考试程序，而不仅仅是八股。八股相对比较复杂，程式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做一篇八股文是非常难的，但是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很多关于法律、国计民生的问题，我们过去叫经世学，不知道这些学问，我们就很难对科举有整体的理解。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八股是被妖魔化了、科举的妖魔化，仅仅被局限于八股文的理解上这是非常错误的。
八股文，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八股文最初的考试确实很难，难在“截搭题”，比如把孔子的一句话和孟子的一句话——两个人不同的人、而且不在一本书里，混搭出在一道题里，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且意思完全不一样，让你写一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这就为难人了。为什么要出“截搭题”？是怕抄袭，比如把论语看得很熟，上下关系、脉络、注释，包括朱熹的注释都看得很清楚，那出的题就容易被抄袭，所以用“截搭题”的方式为难考生。“截搭题”非常难，在考试的整个过程里，第一场因为太难了，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几十年都考不过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也有很聪明的人，他掌握这个技巧之后很快就过了。所以当时有人讨论科举制为什么不应该废除的道理，现在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从科举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有本事，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都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如果都只是懂八股文，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有名的人才？
将八股文等同于科举，是非常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这个常识一定要被重新颠覆掉，重新加以解释。我觉得这是要跟大家交流的。
考试内容被污名化，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要改革，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改变我们的制度，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把很多的事情，过去传统的东西往极端去说——不往极端去说，改革是没办法推行的。包括废除科举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康有为专门为废科举上过折子，耸人听闻地跟光绪皇帝说，八股再不废除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了。他用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排比句式说，中国人种不行是因为科举，中国要亡国是因为科举，中国人的身体不行都是因为科举，因为科举折磨人几十年考成老头身体不行了，人种因为考得太多了，身体不行了，人种必然也没法跟西方很尚武的国家进行比拼，那么也就不行了。就有点像当年缠足一样，缠足他做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推测，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是妇女，如果一半的妇女缠足，缠足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畸形儿，至少中国一半的儿童都是残废，就因为中国一半的儿童是残废，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没办法立足，没办法跟西方打仗……其实这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缠足的女人一定会生出畸形的儿童没有任何证明，但是他整个逻辑和论证都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达到他对改革的预期，这个是很重要的。康有为说就是八股害人，时文害人，后面是不是有策论，是不是有诰、表、判，这些他都完全忽略不计了，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八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张之洞后来开始把八股改成策问，沿着康有为的路子走，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观点，把最后第三个策问替代八股文变成了主要的方式。而且张之洞认为，应该递减学额，慢慢的最后直到废除科举，用学堂取代科举。一会儿我想跟大家交流，学堂和科举之争到底利弊在哪里。科举废掉之后，为什么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差，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失败，实际上跟废除科举的学堂教育出现了很多缺陷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一点，八股等同于科举，我们所谓的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要推倒的常识就是，把科举仅仅理解为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其实，科举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体系，不仅是教育的制度、考试的制度，同时是官僚选拔的制度。为什么叫科和举？科举并列，科是一种考试、教育，同时有选举。所以有的老外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中国民主制度的雏形——当然，这是有点耸人听闻——但是，确实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科和举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代理制度。但是如果把科和举分开，只是把它看作科，考试的制度、教育的制度，那是对科举的非常大的误解。因为“举”这方面，选拔官员是非常重要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通过选拔会确立你的身份，你的非常重要的官员身份。现在我们老在讲所谓的治国理政，通过科举考试在每个位置、每个层次里都有你官员的位置，而且通过科举选拔的制度，把官员身份合理地分配到不同层次和阶层。
举个例子，要是考中秀才，基本没戏，不能当官，但是秀才在地方上可以免除劳役，甚至可以少交税，在地方上的地位非常高，大家都很尊重你，你在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士绅；如果考上举人，就可以当县长、县令，马上变成了中层干部；如果再往上考到进士，马上变成了中央领导，就是所谓的翰林院大学士，你就变成最高一级的，皇帝的左膀右臂，变成了上层的官员。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举是非常重要的，选拔人才和官僚身份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试。
经过身份分配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科举制，我们往往把这个功能给忽略掉了。第三个部分也非常重要，促成了身份制上下的流动，使这种身份不是固定的阶层。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制？贵族制就是说你终身的就是贵族，子子孙孙都是贵族，会享受爵位和爵号，占有的资产也是固定的，但是中国为什么经过宋以后，叫唐宋转型，宋以后彻底的署名化之后，所有官员的身份都是流动的，这是由科举制带来的非常重大的突破，为什么可以流动？第一，官员不可能当一辈子，你会退休，退休之后你从中央官员回到家乡转成士绅，你就为家乡服务，它是循环流动的体制。底层的普通百姓，哪怕有的人考一辈子考不上，就是活该，单你考上了你就有可能成为像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所以你的希望总是有的。
而且中国的科举出身，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比如何炳棣先生，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科举上下流动体制。至少在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上，所有考中科举的这种最大的封疆大吏，他们最初的家庭都很贫寒，都是从贫民上升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贫民也是流动的，可以升得最高、但同时也会降到最低。曾国藩为什么能抵抗太平军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丁忧在家，他是在家里边当士绅的情况下，来抵抗太平军的，他就是普通的家里面的士绅。但是他抵抗太平军之后他的位置又上升了，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但非常重要的一点，科举制到最后实际上是身份的流动性的制度。你当了再大的官，你最后指向你的出生地，这样就保持了中国农村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的高水平。我们现在老是提到所谓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就是没有好的教育人才留在农村，当然谁都不愿意去农村，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科举制就能保证这个机制。比如你考中秀才，考中秀才并不意味着你能往上走，你能出来你的家乡，你只能在家里当一个士绅，但是你的地位会非常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就不能保证，大学生全跑城里去了，谁也不回家乡，回家乡当村官是为了跑更大的城市镀金，你要为了去更大的城市你才假模假式的当三个月的乡官。难道说我这回到家乡我就不走了，我为家乡人民造福，你的乡村教师工资那么低、待不住，没有一定的保证。但是秀才要在家乡里面通过教书，你的收入是有保证的。比如说还有地方的资助，比如说宗族会资助你，还有学田，专门的宗族提供学田为你服务。还有专门为科举制保证的制度，给你提供路费，给你提供到北京住宿的地方，北京叫会馆。要跑到北京会试，乡试一定在省城，从家乡到省城的路费谁出？都是地方集资，有些慈善组织大家提供这个东西。
所以整个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制度。所以我们把科举制理解为八股、时文，范进中举的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对科举是妖魔化的东西。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点。
科举为什么是个好制度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简单谈的就是，科举制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制度？我认为，科举是非常优秀的制度，废除它，中国教育和官僚的选拔体制最后就崩溃掉了，而且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因为科举制被废除掉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成为一个好制度，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阶层去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命脉。在古代就是所有士阶层，士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原来的选拔是通过所谓的推举，但是推举有个很大的问题，难免受到一些关系户、或者拉拉扯扯的这样一种限制，搞关系。还有，推举一个贵族——我们知道，宋之前还有贵族，受贵族地位本身的限制，平民是没有机会进入到被推举的行列里，这是宋以后最大的转变、变化，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来保证贫民进入到上层，怎么能保证相对的公平？士阶层的出现和越来越强化，到了宋代以后，都能影响到皇帝的执政，这是科举制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它的完善，甚至从贵族到平民的转移，这段历史太复杂了，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士阶层的形成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士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形成是跟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好制度的前提。好制度的建立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士阶层也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刚才提到，士阶层一开始并不是跟老百姓接触很多的阶层。我们知道，儒家孔夫子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本身是平民的代表，教育者。孔夫子当时所谓有教无类的说法并不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即便到了秦汉以后还是有贵族，贵族包括掌权者需要有人给他提供一种他掌握政权，或者说当皇帝的理由。儒家在某种意义上，孔夫子——我们知道惶惶如丧家之犬，所有的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没人听。但是在汉朝的建立过程之中，皇帝意识到了，必须有人论证我皇朝建立的正统性，否则我的皇朝没办法往下来维持。儒家在这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提供合理性，比如说为什么要当皇帝。那时候的儒家为了这个目的，制造了很多假的经书——那时候叫谶纬，谶纬就是编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编造的神话，孔子在鲁国的门前，上面飘了一个血书，血书上面写的就是刘家人应该当皇帝，像类似这种神话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以为儒家一开始就是非常实事求是的，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一帮人，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刘家当皇帝说了很多假话。而且他们的经书研习是非常专门的、古典的，老百姓没办法接触到。最初我说的到汉，到唐宋，宋代以前的儒家，为什么我不认为对老百姓影响有多大，都是因为他们在上层的里面念经书，为皇帝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让老百姓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不认为，现在很多的新儒家认为，自古以来儒家占有多大地位，儒家有多么大的影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从汉到唐，唐代儒家地位很低，很多皇帝都信佛，也有皇帝信道家，儒家在这里面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宋以后儒家的地位提高了。为什么会提高？我只讲一点，过程很复杂。朱熹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得让老百姓有祭祖的权利，祭祖原来是贵族的特权，皇帝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权利，大臣没有，但是老百姓是没有的，这是特权。但是朱熹写了一本《家礼》，认为“礼”应该往下走，让老百姓有这种权利，跟上层相对平等起来。一旦老百姓有能力去祭祖的话，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首先家里就有祠堂了，一个宗族一个大的家族有更大的祠堂，在更大祠堂的情况下必须要修族谱，你才知道你的祖先脉络是什么，你修了族谱之后就“敬宗收族”，老百姓慢慢就聚拢起来了，形成非常大的集团。你在集团里面谈儒家的思想——后来宋叫乡约，宣讲很多理念就有了一个平台，如果没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这样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祭祀体系的话，儒家的思想不能下去，老百姓凭什么听你儒家的指挥？但是有了敬宗收族，大滚雪球似的运作，儒家思想一下子就下去了，就变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基本伦理、观点，就可以解说了。否则大家都到宫廷里面研究高深的学问，经书的注释，老百姓没有关心的。
儒家的精髓就是怎么能协调人际关系，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技术、伦理、道德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而不是很高深的形式上的思想。你看《论语》，看孔夫子哪里提什么高深的道理？全是讲我怎么跟朋友相处、怎么跟父母相处、怎么跟子女相处，都谈过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变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必须通过一种家里的程序往下走，这样就下去了。所以为什么科举制必须得有好的制度作为背景，就是因为宗族的出现。宗族在宋朝出现，变成老百姓能接受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相互之间相处的规则和原则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出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谈科举制度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了。
成为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前提已经有了，这个好的制度作为平台搭起来了，就涉及到了皇帝怎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原来是通过推荐，孝廉、孝子推荐到中央，现在觉得那是一个容易作弊，我净推荐我熟人，我互相知道的，可能这个熟人未必是很有才的，但是我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把他推选上去；还有一个就是局限于贵族，都是贵族自己在这儿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中央去了，结果到了中央之后都没本事，这个国家怎么治理？所以从效力上，从推举、荐举，一直到宋以后的科举开始，我们必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考试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把贵族的这部分排除掉了，老百姓谁都可以考，只要你有能力。还有，基本排除了所谓的拉关系的做法，这样一排除，整个的制度就被理顺了。
宋以后，家礼下去了，有宗族在底下做支撑，宣传儒家思想，老百姓都慢慢能接受这个东西了，教育在基层就变成了越来越普及：通过私塾、通过书院通过所有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儒学是怎么回事，儒家到底是什么。这个考试也就通过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的方式，慢慢滚动往下走，就变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良性互动。
一下子我们就知道，科举制跟那个好处是配套的，有好的教育制度、有好的官员选拔制度，好的上下流动的体系。科举制度就变成了中国真正的选拔制度和政治治理，所有治国理政的一个最关键、最基础的一套制度。为什么是个好制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和脉络。
具体的我刚才也提到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这一部分的史料非常多，我就举一个考试的例子。比如雍正七年，江南乡试——就是秀才考举人的时候必须要参加乡试，到省会去考。它的题目有三场：第一场四书五经；第二场就有论、诏、诰、表、判五条；第三场就是策问，策问都是国计民生的题目。其中，包括怎样做到“诚”。我们搞历史的、思想史，什么叫诚，你把诚说清楚，不容易。你要说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容易吗？
第二道叫驭吏之道，你用什么办法来控制一个官吏？因为江南这个地方经常打官司，你面对官司怎么能避免？因为有很多的豪门是可以不纳税的，所以很多人就用自己的名字寄托在豪门里面，豪门为了把他们拢住，说你们可以免税，但是你得为我干活，这就叫诡计和飞洒，然后这些人就可以变成免税，然后就被豪家所控制变成他的家奴，但是国家在赋税上就会受损失，这种现象非常多。从法律的意义上怎么处理这些现象？这是雍正七年乡试题目第三场的第五道题。五道题里面还有一道题，序号我忘了，你怎么储备粮食？我们知道古代有常平仓，有社仓、有义仓，常平仓是国家的，就是相当于国库在地方上设的储藏粮食的，到了灾难的时候，洪灾、涝灾的时候发放粮食，还有义仓、社仓，社仓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地方集资办的仓。那么这些仓储、常平仓的仓储这样的制度是如何演变的？它的起源是在哪儿？经济式的问题，对我来说很难，我要把它说清楚我得查资料去。
法律式的题目有，经济式的题目有，再一个防止基层的官僚侵挪基础之利，虚报数字，随意勒派，稽查不清之弊，公务员的职责如何去监控？这是相当于公务员的题目。还有河务塘工，你要详细评述海塘建筑的得失，而且你要从水利学的角度去谈，江南一带的防水防涝海塘工程的建设问题，这个相当难。现在的高考哪有这么难的题目？比现在的高考题目棒多了。里面涉及到的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再加上你对经典的把握，有人文有社会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有，给我题我答不好，我虽然是教授，我得准备一下，你给我题目我得答得让皇上满意，比较难。
第二，光绪二十四年会试的题目，第一场四书、第二场五经，第三场就测五道，比较实用的问题，比如说古今学校的一统，古今学校的，具体讨论朱熹有一篇东西，学校共举义，还有一篇也是宋人的东西，学校论，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谁优谁劣。第二个题是团练之法，这个题目说（三代以上兵出于民，人尽之兵，国无养兵之费；三代以后，兵以民分，费日多而兵亦弱，有时团练民兵则邻里骚动，其故何以？）就是说三代以上是兵民合一的，平常老百姓耕田，然后战时就当兵，后来把兵和民分开了，我专门养兵，但是养兵的费用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战斗力越来越弱，你能给我解释吗？团练练兵的时候导致了邻里的骚动，你得另外搞一笔钱，那么你办团练明显的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涉及到实际问题，马上科举里面就会出这个题，军事史。
还有经济史里面关于钱法、币制的题目。钱法之坏，莫坏于私销私铸，入得其币，何为善策？私铸钱你怎么办？还有唐有飞钱，这都是货币史，（宋有交子、会子，金元皆有交钞其行用之法如何？能使国用富施，财货流通，国施钱币不可已施，而国衡事已为贫富？？？）什么道理？古时钱币少而国衡有余，后时钱币多而国衡不足，什么道理？就像现在的经济史一样，钱越来越多，但是财富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当代的经济学家恐怕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类似的题目非常多。当然，例子举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我举例子就是说明，科举制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八股文章所能解释的，这是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二部分。
科举的代议制内涵
刚才我也提到了，实际上科举制不仅仅是考试制度，还是身份分配制度，甚至是区域性的代议制度，因为科举制名额的分配是按地区走，相对照顾到公平性，比如江南是出人才的地方，但是江南的名额虽然是最多的，但是相对就考生的比例和给的名额之间差距是非常大的。一万个考生里面出那么几个人，但是给贵州、云南和广西这些偏远地带的名额就相对多一点。多不会太多，但是考生少，名额给的相对多，所谓考生和供求比例之间就比江南还要大，这是相对公平的。但是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人才积压，因为江南人才太多，太优秀，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考不上，但考不上科举之后也造成另外一个现象，清代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学术史非常发达，很多人做考据学，都坐在家里面关起门来，但是必须家里面要富庶，他去做了专门的学问，所以也导致了清朝的学术非常发达。基本上我们知道，有扬州学派、常州学派，都在江南这一带，也导致了学术的繁荣，某种意义上遏制所谓的仕途的升迁，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地区性的学术发达，这是相当辩证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角度理解清代的学术和清代的文化发展。
为什么是代议制度，因为科举制上下流动，很多人在地方社会里面，担当的是所谓的国计民生、为人民造福利的角色。比方，办私塾还是修桥铺路，等等都是由秀才和士绅阶层完成，但士绅阶层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民众利益说话的那个代议的阶层，他会提出一些要求，会向县令、或者更高阶层的官员提出他自己的要求，我觉得这就是代议制，这就是中国的民主，不要认为民主就是一票，这是票选。同时也有一种民主的程序叫代议制，必须由某一个阶层来代替你来投票，或者来代替你来申诉你的利益、要求。士绅阶层就是中国式的代议制，很典型的。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一定跟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是一回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代议的成分在里面。代议不能是理想化的，西方式民主也很烂，很多地方也用的一塌糊涂，用在泰国、缅甸经常搞政变，用到非洲更糟，那种所谓代议制都变成贿选，乱七八糟，如果民主用的不好，照样是烂东西，用好了就是好东西。中国所谓的民主，实际上跟科举制本身的代议性质有密切的关系。
废止科举后遗症
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交流一下，也是我这次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科举制被破坏的后果是什么。
跟科举制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一破坏了所谓的科和举之间的关联性，原来科举制是教育制度，同时也是官僚制、待业制度，科举废除之后最大的恶果就是把“举”的部分彻底排除掉了，只是变成了“科”，这是张之洞最大的罪过。张之洞当年搞科举，他是跟康有为他们提的方案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先用策问代替八股——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国计民生的那套策问，他最后提到第一场，后来光绪听了他的话全部改成策问。后来张之洞说这不行，都改成策问，人文没法办，四书五经没人读了，中国最传统文化被抛弃掉了，这不行。张之洞提出的建议是，第一场策问把经书、四书五经摆在最后一场，我觉得这就是中体西用，张之洞提出的原则就是中体西用，中国的文体以西方为用，把技术引进过来了，中国的人文这块要延续下来，这是非常对的，非常英明的，也就是说把策问的国计民生，一开始我就开始考你这些政治、经济、中西关系、中外交通这些，一开始就考你，四书五经作为托底，没有中国的传统文献和典籍做基础，你这个人就不对。但是张之洞的整个的设计，仅仅过了五年，他就跟袁世凯同时上书，光搞策问不行，搞策问现在学堂的教育没有办法来协同，所以我们慢慢要把科举的学额越来越减少，有一部分学校空出来给学堂，这是慢慢地改变科举的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后来光绪说也可以，就这么办吧。
还没过多长时间，突然张之洞说，不行了等不及了，现在外患越来越重，我们被西方人打的不行，必须废除了，咱们不能再等着学额再分配，再过几年越来越递减，全部废除科举，全部改为学堂。最后没办法了，已经刹的像过山车一样往下冲，停不住了，最后就一下废了。废了最重要的原因，大家一直在争论，学堂跟科举的观念是什么？学堂能不能代替科举？后来发现代替不了，学堂都是专门治学，就像咱们现在的理工男一样，全是搞专门的，法学、经济学、物理学、光学，越来越职业化，但是职业化没有人文做基础，中国人完全变成跟着西方跑的制度，现在也是跟着西方跑，这是教学的内容。
第二，学堂没有科举那套官僚的选拔机制，学堂只是养士，而不取士。最近我写一篇文章争的就是这个，科举是取士的，教育完了之后我要给你选拔上来成为一个官员，学堂不管这事，最后给你文凭，走人、爱谁谁，到最后学堂出来最多的人都是一帮理工男，第二最多的是军阀，都到军事学堂里面去了，军事学堂好学，学了半天之后马上就出来拿枪当官了。第三是法政人才，搞了一帮法官，到日本去骗吃骗喝，到日本去学法学非常容易，不用懂日文有人给你翻译，叫示范生，法学示范生回来之后马上可以教一老一少——中了科举的秀才往上升不了的老头在听课。到最后，实际上选举这一块完全被学堂卡掉了，没有了，第二上下流动的机制被彻底摧毁了。原来科举制是保证官僚选拔之上下流动的，退休之后回家乡服务的，当不了官可以一辈子考，不一定就考上了。
学堂是什么概念？学堂之后拿了文凭之后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有人限制你在家乡当士绅，同时你也不选择当大官，最后就变成一种职业选择非常混乱，有人当军阀，有人当理工男，反正基本流向城市，乡村空心化，没有人愿意在乡村待着了，乡村也没有身份的保证和文化的基础。所以乡村没有秀才、没有士绅阶层，当然这是革命的对象。我们知道革命政府还要保留乡绅，到共产主义革命基本上就是打倒乡绅。毛主席说了四大枷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族权、绅权，共产革命基本把乡绅、地主阶级打倒之后，乡村基本上空心化，这是乡绅阶层的灭亡。
最后，代议功能自然消失，最后掌握乡村政权的全是地痞流氓，没有文化的人去掌握，所以你的代议，为老百姓代言的这一批人也就不存在了。到最后，老百姓实际上有冤没处申，有话无出讲，变成了非常糟糕的，尤其是经过战乱之后，近代的革命，乡村就彻底被空心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导致以这个乡绅品位为标准的一种审美秩序的彻底的消失。科举是代表审美的一种秩序的安排。所以，钱穆先生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不要了，中国是没有阶级的，但是有品级、品号，有清流有浊流之分，但是没有阶级，因为是不断上下流动。一个很苦的平民，也有可能在十年几十年之后成为一个中央的大领导，封疆大吏，怎么可能有阶级？地主是有，什么地主阶层都可以有，但不是固定的，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贵族，他一辈子都是贵族，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阶级，但是是有品位的，你考上科举了就是清流，你考不上科举就是浊流，你只能为搞科举的人服务。清流和浊流之分，代表品位的象征，但是没有阶级未必就没有品位。
一般的老百姓和有了科举训练的、士阶层的品位是有区别的，咱们后来把这个区别完全打掉了。现在我最烦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一定就是最好的，那可不一定。精英阶层喜闻乐见的弄不好就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要好得多，为什么现在大片里面全是烂片，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到最后有品位的东西往往就是很糟糕，文艺片没人看，都是很小众的东西。所以品位、流品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制度保证才能有真正的品位。现在把这个制度完全打掉之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品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了，大家没有标准，清流、浊流不知道，清流往往被当成浊流，浊流被当成清流，最后都一样黑。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崛起，但是在文化品位上一直得不到所谓的国际承认，咱们自己都不承认咱们自己有品位，追溯原因就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的一刹那，所谓文化品位的问题已经变的非常严重。所谓的城乡关系的差距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没有所谓上下流动的机制来保证。缺乏真正官员本身的选拔制度，也都跟科举制度本身的废除有关系。
总而言之，我谈了这么多，我认为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好的制度，当然科举制度并不是没有问题，很多人批的很多，八股文折磨人，还有它里面选拔的机制，大概的制度没有问题，我们只能从最坏的制度里面选择相对好的制度，包括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也是一样的。从我自身的感受和阅读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科举制度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制度，我们确实把一个非常优秀的东西给妖魔化了，而且不断地从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妖魔化越来越强化，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常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常识颠覆掉，要建立新的常识，而不是刻板化的固定印象，不仅是科举制，其他的制度也一样，中国传统的其他好的制度都应该仔细地研究、认真尊重，先敬畏，然后研究它，然后才能发掘它的经历，发掘其中有意义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我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基本看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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