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如何解释千年战争史？
作者=庞溟
来源=2016年10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如何拣选最少的经济学原理来诠释过去千年的军事史？在《城堡、战争与炸弹》一书中，经济学教授于尔根·布劳尔与历史学教授休帕特·万·蒂尔努力去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两位作者选取了过去千年内发生在欧美的六个案例，以便“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来写军事史”，并对应地大胆提出六个不大会被任何经济学家质疑的主张：第一、采取某种行动以放弃另一种行动的机会为代价；第二、激励影响行为；第三、决策是在比较和权衡预期的得失之后做出的；第四、信息不对称造成力量的悬殊；第五、如果超过了临界点，投入越多，得到的额外收益反而越少；第六、如果两个事物的性能相当，人们会用相对便宜的来替代相对昂贵的。
打翻奶桶还是杀死奶牛？
二战时盟军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很好地说明了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在1939年12月到1945年5月的66个月中，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的10个战略目标投下了755531吨炸弹，旨在通过战略轰炸对能为敌人提供扭转战局的武器和物质资源进行系统毁灭性的打击。由 300 名文职雇员、350 名军官和 500 名士兵组成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所做的报告指出：“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关系就如奶牛和一桶牛奶的关系一样。战术轰炸就像打翻奶桶，让敌人无法立刻得到补给；而战略行动就像杀死那头奶牛，使敌人彻底陷入绝境。”
让人惊讶的是，战略轰炸显然并未对德国的战时生产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武器生产不减反增，甚至在战争最后一年也是如此。按照英国皇家空军的调查，盟军每月成千上万吨的投弹量，换来的却是德国战时生产潜力下降2到4个百分点而已，德国飞机生产在1944年甚至达到39807架的峰值，而此时盟军在 1944年 10月往德国投放了50465吨炸弹，是1942年5月154吨的328倍！
从理论上说，美国海军的Norden MK XV投弹瞄准器可以将平均轰炸误差缩小到100英尺，以至于在战时漫画中投弹手可以问他的导航员“地址是莱比锡斯特拉106号还是107号？”但在现实中，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平均每四次攻击才能有一次把炸弹扔到距目标5英里以内的地区；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这一比率更是骤降到二十分之一。由于乌云遮蔽、必须靠慢速盘旋肉眼观察投弹目标而被德国空军击落、缺乏导航设施而无法找到指定目标等原因，盟军不得不将精确轰炸改为区域轰炸，将在易受攻击的白天空袭改为在晚上空袭，这对更好地定位轰炸目标毫无作用，也无助于提高轰炸效果，甚至让德国工人的士气与热情变得更强。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未能“杀死奶牛”。向奶桶射击确实使奶牛心烦意乱，停止或减少产奶，轰炸即是如此。然而，伴随着边际回报的递减，“如果第一颗子弹打空额半桶，第二颗子弹打空了剩下半桶的一半，第三颗打空了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当资源使用乘以三，从一颗子弹到三颗子弹，额外洒出的牛奶数量从一半递减到1/4再到1/8.……”两位作者由此得出了让人倍感沉重的结论：“抽象的生产理论居然能在这个极其现实又血腥的战争世界中找到用武之地可能令人惊讶，然而对战争各方的伤亡者，最好早熟知该理论听从它的教诲，那么战争可能更早就结束了。”
如何用合同保障刀头舐血的生活？
两位作者自豪地将自己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雇佣兵合同的经济学分析称为 “对史学的一份新贡献”。要知道，“雇佣兵”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本来就有城邦和雇佣兵组织的首领（佣兵队长）或雇佣兵本人所订立的合同之意。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雇佣兵制度的研究多注重城邦政治制度以及军事技术，而忽略了雇佣合同本身。
从经济学角度看，合同各方涉及委托-代理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分担，所以必须通过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使合同双方满意而非互相尽力欺骗卸责。大部分佣兵合同都采用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形式：极低的基本工资仅仅是对佣兵资质和能力的筛查机制；奖励工资则由可能的劫掠和赎金构成，它们才是骑士或步兵谋生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一巧妙的制度安排，让能力不足的士兵难以挣得奖金并知难而退，有能力的佣兵则得以自觉留下。两位作者从史料中也发现，德国雇佣兵中的2/3在意大利居留不到两个季度就返回家乡，明显是发现自己吃佣兵这碗饭很难，没法滥竽充数。
有趣的是，合同除了拟定奖金激励，还规定了为退休或残疾士兵支付抚恤金，以及包括了许多事无巨细的具体激励条款：“强攻需要支付额外一个月的薪水是个普遍的约定……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会获得大量的现金回报。”从本质上说，数百年前的雇佣兵合同与我们现在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同——“前人死了，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后来者就需要了解情况，学会进入状态，包括合同签订和履行。同样，旧的城邦消亡了，新的又出现了。周而复始，有的在共和时代，有的在专制统治时代，有时是政权更迭导致。动荡的政局造成了对这种合同军事人员雇用和保有的持续需求，合同技术也理所当然在演进”。
合同双方在竞争性环境中的重复博弈产生了声誉效应，增加了合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双方都有所赢，并让雇佣军团先转为半常备性，最终演变为常备制度。佣兵厌倦了不确定、不固定、分心、令人厌烦的集结，为下一战季寻找合同，以及通常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时，城邦为了换取士兵的忠心服务而采取长期制度安排所提供的收入、身份和连续性，就变得具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伴随着军事组织更大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强调纪律和对国家的忠诚，在长期服务军团中开始形成层级结构，也蕴含培训和技能提高，向职业化的实质性迈进”。威尼斯在15世纪向意大利西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所需要的主要兵源从骑兵部队转变为依托野战工事的守备部队以及配套的工程、设计和大规模防御工事建设的技术人员，甚至还有专业化的主计官、军需官和运输官。类似的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各成员国减少对大规模武装力量的需求：与义务兵役部队相比，志愿兵役部队更具战斗力、更能节省成本，而且操控更为复杂尖端的武器装备自然而然地需要更稳健、成熟和长期服役的职业化部队——志愿兵役因此更受欢迎。
施里芬计划与经济学原理
事实上，在两位作者所举的六个例子之外，军事爱好者所熟知的“施里芬计划”，足以囊括书中使用的六个经济学原理。
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定的施里芬计划，希望利用俄、法两国总动员速度的差异，在日后陷入双线作战态势时，先在东线以1/8的兵力防守俄国入侵，并尽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线包抄进攻法国，计划用六个星期击败法国后、将军队尽速调至东线以迎击俄国的反击。这一惊人而大胆的计划，简单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满风险，它的付诸实施让萨拉热窝的一颗子弹引发了“战争中的战争、最后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重塑了整个世界。
对施里芬计划的坚持，必然使德国将其资源用于单一的方向：对法作战的速战速决导致德国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德国的资源也不足以从陆地上入侵俄国或者建立一支能与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在两位作者看来，“所有这些实际发生的情况都不意味着德国的决策者错了，它仅意味着他们在选择一个选项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其他选项”，这就是机会成本原理。
德国的决策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是比“不开战”更廉价的选择，如果早日开战，战争的收益将超过风险和成本，拖得越久情况越糟。此外，他们还认为将法国卷入战争也不会提高德国的成本，既然法国必然会帮助其盟国俄国，所以能够选择的并不是能否选择法国为敌国，而是应否先攻打法国。在这两点上，德国人实际上采用的是权衡其行动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计划生效，我们可以说德国的领导层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替代：击败法国和俄国是突袭英国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战是海军的替代，速度是时间的替代，这就是替代原理的运用。
德军在西线投入更多的部队，未必能相应带来更多的优势。补给、阵型与地形都可能会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增加的部队越多，在军事上能额外产生的益处却越来越少，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原理。
德国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发动战争：一方面，德国认为如果德俄战争爆发，法国将会进攻德国，但现有证据表明，这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德国相信英国将不会加入战争，或者说即使英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介入，德国政府依然选择不相信这点，以致德军在比利时遭遇英军远征军时大为震惊，这些都是不对称信息原理的例子。
德国名将亚历山大·冯·克鲁克指挥的德国第一军团，受命以梯队形式跟随友军第二军团，但克鲁克在没有通知司令部的情况下选择了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前突。这一委托-代理问题，让谋求速胜的德军与法军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防线僵持，德国由此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绝望的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面色苍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一份基于纯粹概念的、完美主义的天才战争计划，却由于种种错判和失误，最终落得纸上谈兵的下场。用19世纪初的普鲁士参谋总长冯·格罗曼将军的话来说：“花几年时间在办公桌上制订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纯属胡闹，那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
历史学如何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
两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使用的经济学原理跟其他优秀原理一样，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他们希望至少可以传达某种希望和信心：经济学可为研究或重新审视军事史学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两位作者的眼中，经济学并不像物理学和工程学那样是只涉及“纯物质”的科学。恰恰相反，“它是一门涉及物质和非物质问题的决策科学。它是在经常不精确、不明确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的科学。”类似地，战争的计划和发动同样需要做出选择，因此，军事史是适合经济分析的，或者说，采用无孔不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乃至其他学科的原理，也能丰富和提升对军事史的分析方法。“历史事实仍然还是那些，但是它们的选择、顺序和解释变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两位作者对方法论创新路径的阐释与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早已在其经典《战争论》中视战争为激情、机会和理性三位一体而形成的东西。正如伦敦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罗恩·史密斯《军事经济学：力量与金钱的相互作用》中所说：“有一点可能会使经济视角看起来有些怪异——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人都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假定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常常遭到质疑，因为它明显没有抓住战争导致的浪费、激情和冲动这些客观事实。”
我认为，杜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历克斯·罗兰对本书的批评是中肯的——其雄心勃勃的副标题“军事史的经济学解读”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倒是两位作者在全书末尾所提出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呈现宏大的历史理论，而只是想探寻如何把经济学原理注入军事史和从这种新见地中能得到什么”，这种态度更为谦逊而客观。
只有将宏观的国家间博弈、中观的集体行动、微观的个人动机糅合长时段的世界体系衍变、国家形成与社会变迁分析，吸收、借鉴、验证、采纳、驾驭并整合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乃至心理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叙事框架、形式模型、材料梳理、案例研究、数据解释与拟合，才能有助于历史学在研究具体历史对象时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促进历史重构与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这既是军事史学科发展的应然，也是历史学自身历史结构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
合作及投稿邮箱：eeobook@sina.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
纸城。有趣，但不低俗；严肃，却不正襟危坐。这里有一些拒绝无病呻吟的文艺生活，一捧拿得起放不下的审美趣味，或者再加一点无伤大雅的吃喝玩乐。欢迎入住纸城，让我们轻盈、透明地生活在别处。
长按二维码可识别关注paper-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