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悲剧，也必须是悲剧
作者=于是
文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或因有非凡历练，或因有绝世妙思，历来都是艺术创作的对象，文学、电影常以他们为原型，延展出精彩的历史小说——但其主题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人。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是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故事改编的。米德是文化人类学领域具有奠基和开创性的人物，她在二三十年代在实地考察后所作的著作震惊了西方世界，其中关于文化、性、青春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从学术角度讲，她的业绩很快就被后辈赶超了，但她对新几内亚部落两性关系的态度成为女权运动的基础理论，很大程度上促动了全世界男女平等权的进程，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深受其影响，《时代》杂志称她为“世界祖母”，《纽约时报》说“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
西方历史上不乏关注两性关系的女性学者，她们本身就成为一类研究对象：思想超前，著作等身，也常有非同一般的私人生活——譬如“第二性”的始创者波伏娃。但引人深思的是，莉莉·金在仔细研究米德的史料后，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悲情小说？
米德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三十年代知识女性追求自由和自主的精神，在新几内亚的实地研究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三角恋，那五个月里，她本是和第二任丈夫Fortune，却爱上了同行Bateson——他很快就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也是她深爱一生的男人，即便在他离去后，她也没再爱上别人，直至临终，床头都隔着Bateson的相片。也就是说，米德的事业与爱情滋生了这本小说，化身为书中身形娇小、意志坚定、思想超前的人类学家内尔，但内尔与丈夫和情人的关系却拥有了小说才有的艺术光芒，独立演化为一出虚构的悲剧。
内尔在这次旅程发生之前，已出版了惊世骇俗的著作（显然对应的是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让同为人类学者的丈夫嫉妒不已。嫉妒吞噬了原本的爱，打破了原有的相处模式，芬感到自己在这段婚姻、这场学术合作中失去了主控权，可悲的是，也因此失去了对妻子起码的爱怜，他仅剩的主控权似乎只能在床笫间爆发。在性关系上，他对她冷酷、残暴、贪婪；在学术关系上，他对她极尽欺瞒之事，两人早已道不同，无法为谋。所以，班克森一出现，就弥补了内尔缺失的各种关爱：伤痛的身体得到班克森的悉心照料，苦闷的精神与班克森一拍即合。
《欢愉》
（美） 莉莉·金/著
马韧/译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2月
令人难忘的场景比比皆是：内尔和芬在打字机上工作时琴瑟合一般的共鸣，三个爱恨含糊的人在狂热中发展出网格理论的雏形……天启般的思想跃动是他们三人感情间最迷人、也最稀罕的爱的方式，只有在那短暂的时刻，他们才能理解彼此，“就如在对方头脑里爬进爬出一般”。
但是，与塔姆部落中的女性相比，甚至与原型米德相比，内尔不果敢，不决绝。在情爱上，她不如在事业上那么敏锐、那么主动。无论对哪个性别的爱人，她都无法爱得彻底，总是左右期许，但不会任性舍离，或许，内尔是更自私的那种爱者？这只是读者无处验证的猜想，但我相信，和作者刻意营造悲剧是有关的。即便内尔有非凡的观察力、执行力，却打骨子里被男权文化影响，并不能够制造属于自己和真爱的幸福，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怀孕的她在回程的邮轮上死去，芬坚决海葬，就此掩盖了各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战利品（用土著青年的性命换来的圣笛）一事上发生争执，乃至冲撞；也可能她留恋班克森，导致芬怒火难耐……然而，她本可以留下来，和班克森在一起，不是吗？她已经认清了自己和丈夫在价值观、在情爱观等重大方面的迥异，不是吗？
内尔是西方性别论的实践者与颠覆者，但作者赋予她优柔的性格，导致这场颠覆胎死腹中——她只能作为局外人，试图看清另一种文明中的两性关系，却无力扳正自己所在的、失衡的两性天平。正所谓：当局者迷。
作为理性的科学家，内尔看得清不同文明内部的性爱分离现象。在部落文化中，性更直截了当的指涉权力，当然也包括繁殖力。作为能力、权力、责任的性，几乎没有必要和情爱相联。在塔姆部落中，女性的快感可以在仪式化的同性性爱中得到满足，反过来，还能刺激在经济、权力各方面相对弱势的男性，而男性还要在祭祀仪式中在胯下佩戴形状独特的葫芦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其它几个部落也会在仪式中佩戴性崇拜象征物，但佩戴者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这很可能说明在原始形态的部落生活中，两性权力地位和性征的合理分离，适当平衡，不存在孰高孰低的绝对论调。而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很多婚姻中的性关系的用意在于施展权力，表明谁是主控者谁是被动者；全世界的文明语境中，男尊女卑仍是普遍的潜意识。内尔和班克森都认同一点：西方人自诩的文明是不堪一击的，但内尔从头到尾也没有离开那位劣根深厚的丈夫。
书名源自内尔和班克森的一段对话，“当你在一个部落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时，你终于觉得自己对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了解。突然间，你觉得它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可其实那是一种错觉，你在那里才待了八个星期而已。接下来你会遭遇彻底的绝望，你会觉得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懂。可当你亲身经历那一刻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地方完完全全属于你。那是一种最短暂、最纯粹的欢愉。”那是思想进入新境界时的欢愉；学者发现新课题时的欢愉；爱者产生新一轮爱意的欢愉，但也是绝望的开始。这种悲喜交加的瞬间足以揭示更深层的悲剧：认知、理解、甚至相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人类学本身就是年轻的新兴学科，他们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另一种文明，他们想以研究结果拓展整个人类对世界的客观认知，但研究方式注定是对那种濒临灭绝的文明的干预。谁也不能彻头彻尾抛弃自己的思维方式，做到绝对客观、绝对融入的跨文明研究。身为研究者，他们只能反观到自己所属的文化的偏颇；身为观察者，他们只能在审视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
所以，两个男人的形象也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
芬的悲剧性在小说高潮时的那个清晨飙升到至高点。他突然驾着小船离开，带走了部落里最有名、最绝望、受西方文明荼毒最深的少年首领，因为他决意抢走临近部落的圣笛，指望靠笛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甚至在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赚一大笔钱。为了赢过妻子，为了虚荣，他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更可以自欺欺人（说他会隐身术的咒语）。到头来，他只能隐姓埋名混迹天涯，空忙一场。
班克森出身学术世家，其父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衣钵研究生物学，但两个哥哥相继殒命。班克森被人类学吸引，但得不到父母的认同。学术研究上的无力感和亲人死亡造成的阴影令他心灰意冷，试图自杀，直到内尔出现，带给他身心合一的爱情，却也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二战期间，他的理论被纳粹扭曲附会，身为学者的悲哀再加一层。
为什么米德的故事被写成了催泪悲剧？是因为悲剧的地位历来比喜剧高一点？因为读者和市场都爱看悲剧——多少读者在看到结尾时的那颗蓝纽扣时飙泪？更深的原因恐怕是：无论学术或爱情，幸福感只能短暂辉煌，一旦深入挖掘，悲剧就不可避免。历史小说可以挖掘到历史未曾演示、但可能发生的戏剧性。莉莉·金尝试了悲剧：以小说的形式挖掘一位具有先进两性观的女科学家自身悲剧的必然性。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
合作及投稿邮箱：eeobook@sina.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
纸城。有趣，但不低俗；严肃，却不正襟危坐。这里有一些拒绝无病呻吟的文艺生活，一捧拿得起放不下的审美趣味，或者再加一点无伤大雅的吃喝玩乐。欢迎入住纸城，让我们轻盈、透明地生活在别处。
长按二维码可识别关注paper-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