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麦卡锡主义：美国历史上的“红色恐怖”时代
作者=陈安
来源=《凤凰周刊》
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昭著臭名的政客中，国会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是一名“佼佼者”。他及其追随者制造“红色恐怖”，其反共反民主的歇斯底里行为形成“麦卡锡主义”，如浓重乌云笼罩美国社会，如疯狗一般追逐无辜者，许多人被诬陷诽谤、受打击迫害，冤案迭出，整个社会人人自危，万马齐喑。
麦卡锡主义的由来
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演讲中声称，他握有国务院内“205名已知共产党员”名单，从此后便操纵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和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实际上把它们变成“麦卡锡委员会”，开始了持续5年之久的恐怖的麦卡锡时期。他们大张旗鼓调查政府内的所谓“共产主义渗透”问题，追查、迫害从事所谓“颠覆活动”的共产党员，其亲属和朋友也受株连。有些人只是认识共产党人或同意共产党某些政治观点，也因“交往罪”而脱不了干系。
这场“捉巫”式的追查起先针对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后来扩至军队、进步人士、知名学者、影剧界人士、工会工作者、中小学教师、联合国总部的美国雇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首当其冲，被麦卡锡指控为“国务院间谍网的首领”；核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被指控与左翼分子交往，被撤销《绝密工作许可证》，不再允许参与政府科研项目。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配合麦卡锡搞的“红色恐怖”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共产党员作为外国特务向政府登记，并取消他们的护照，禁止政府和国防工业机构雇用他们，允许司法部下令将所谓涉及“颠覆活动”、威胁国家利益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此法案后来成为了1952年由国会通过的《麦卡伦－沃尔特法》。1954年国会又通过《共产党活动管制法》，宣布共产党是“敌对外国政权的代理人”，实际上等于宣布共产党非法。
桌前的肖像照。他任职参议员期间煽起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
当年轰动一时的“希斯案”就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手制造的冤案。阿尔杰·希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名政府官员，联合国初建时曾任临时秘书长，后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8年，《时代》杂志编辑、已自首的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检举希斯是共产党间谍机构重要成员，曾通过他向苏联递送国务院机密文件。法庭审讯时，钱伯斯说，希斯把机密文件的缩微胶卷藏在挖空的南瓜里交给他，此即所谓的“南瓜文件”。希斯当场否认。大陪审团以“假誓罪”判希斯5年徒刑，4年后获释，他仍声明自己无罪。当时是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尼克松，正是因为致力调查希斯案而以“反共”形象闻名全国。1992年，俄国政府军事情报档案部门审核新获得的档案材料证实说，希斯从未为苏联当过间谍。
连普通军人、公民也蒙冤受罪。如一个名叫米罗·拉杜洛维奇的空军中尉服役多年后被空军开除，就因为他来自南斯拉夫的父亲还订阅塞尔维亚报纸，其中有一份报纸与“美国斯拉夫协会”有关，而这个协会被美国政府定为共产党组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现在就看》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得悉此事后，立即采访拉杜洛维奇及其家人，很快制作、播出了以此案为中心、揭示美国政治黑暗面的节目。曾在空军听证会上为拉杜洛维奇辩护的退休律师查尔斯·罗克伍德，在这个电视节目中讲道：“在我32年律师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像此案这样嘲弄公平和正义。”
默罗后来还多次播出抨击麦卡锡主义、揭露麦卡锡丑恶面目的电视节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笔者已在《爱德华·R·默罗——反击麦卡锡的勇士》一文中做过介绍（见笔者《美国知识分子》一书）。2005年好莱坞电影《晚安，好运》回顾了默罗与麦卡锡之间的这场斗争，拉杜洛维奇被聘为此片顾问，2007年他病逝后，各媒体都作了报道。
拉杜洛维奇的姐姐被视为左翼分子，有一次她在一家旅馆前参加抗议活动，给人拍了下来当做“罪证”。她之所以在那里抗议，是因为这家旅馆禁止保罗·罗伯逊入住。
被迫害的保罗·罗伯逊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rson)(1898-1976)是黑人男低音歌唱家、演员，受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麦卡锡委员会”迫害的知名人士。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士学位，大学时代既是活跃的橄榄球运动员，还经常演戏。他的嗓音雄浑低沉，深厚有力，1925年开始举办独唱音乐会，以演唱黑人灵歌、民歌深获听众喜欢。1928年在伦敦演出音乐剧《演艺船》，以其出色的演唱（尤其是《老人河》一曲）使特鲁里街剧院座无虚席，从此开始享有世界声誉。1930年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饰演主角，在纽约百老汇连演了近300场。上世纪30年代主演《琼斯皇帝》《演艺船》《桑德斯河》等多部影片，更是名满天下。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罗伯逊尽管自己事业顺利成功，却始终关心自己的黑人同胞的处境，对他们所受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忧愤交加。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实施的“私刑处死”更使他义愤填膺，有个时期他真想去非洲“当非洲人”。他的有些朋友参加反帝运动，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联系，这便促成了他于193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又去过多次，对苏联留下了好印象，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苏联学习。他原来并不太关心政治，后来终于认识到：“艺术家应该有立场。他应该选择是为自由而战，还是为奴隶制而战。我作了自己的选择。我别无选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对他触动很大，他因此意识到：“名人更有责任为正义与和平而斗争。”
这样一个深知美国和非洲的黑人饱受欺凌压迫、并决心为他们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艺术家，在苏联接受了新的政治信仰，今天看来并不难理解。历史告诉我们，苏共是一个善于粉饰现实、惯于用政治宣传掩盖实情的政党，令人看不清苏联的社会真相。50年代的中国不也因此而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吗？
罗伯逊成了美国政府眼里的“叛徒”，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他，国务院吊销他的出国护照，而且就在他艺术生涯的顶峰时期，剥夺了他举办音乐会和演唱歌剧的权利。结果连旅馆也不让他入住，有正义感的民众自然要向旅馆表示抗议。后来迫于舆论，国务院才给罗伯逊发回了护照，他便自我放逐，在欧洲生活了多年。
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还能看到当年罗伯逊受迫害的实情。比如有一份罗伯逊第二次受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的记录，就可让我们知悉当年的审讯者如何低俗粗暴，罗伯逊则显示了自己的傲骨。他对那些审讯者说：“你们才是非美活动分子，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审讯者咄咄逼人，反复质问罗伯逊是否共产党员、是否为苏联说过好话、是否赞美过斯大林，罗伯逊则反复用“我援用宪法修正案第5条”作答，此条修正案规定禁止迫使被告自证犯罪，被审讯者可用“Take the Fifth”(“用第5条”)表示拒绝说明情况。
罗伯逊对审讯者说：“先生们，首先，不论我在世界何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也好，在英格兰也好，在许多地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首先赴死的就是共产党员，我给共产党人的坟墓敬献了很多花圈。这不是犯罪，修正案第5条与犯罪行为毫无关联。我援用修正案第5条。”
他还说，他知道他为何又出现在这个调查委员会面前，这是由于国务院说了话，不允许他出国旅行，因为他多年来为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而斗争，因为他在国外为遭不公正待遇的美国黑人代言，“我在这里受审，不是因为我是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我为我的人民的权利而奋斗，他们今天在美国仍然是二等公民……我的祖先曾在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横渡特拉华河时为他们烘烤面包，我自己的父亲是个奴隶。我站在这里，为我的人民能在这个国家成为真正的公民而斗争。……你们企图封住每个敢于站出来为他的人民的权利奋斗的黑人的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里。”
黑名单上的文艺界人士
受迫害的艺术家不仅是罗伯逊一人。美国文艺界有320多人上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黑名单，被禁止从事娱乐业工作，其中有剧作家阿瑟·密勒、莉莲·赫尔曼和克利福德·奥德茨，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民歌演唱家、作曲家皮特·西格，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等等，他们都是已有很高造诣的著名艺术家。
“好莱坞10人案”是另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好莱坞调查共产党活动及其影响，当时有10名上了黑名单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被指控与共产党有关系，但他们像罗伯逊一样，援用宪法修正案第5条拒绝回答他们是否共产党员，结果被判犯有蔑视国会罪，分别服6个至12个月的徒刑。他们后来都不能再回好莱坞工作，有的流亡去了欧洲，有的只能用假名写作。剧作家达尔顿·特鲁姆波是这10人之一, 后来一直用假名写电影剧本，直至1970年才回归好莱坞，写出优秀剧本《陆军流动外科医院》（M＊A＊S＊H＊），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演播11年之久。
在这场麦卡锡主义与反麦卡锡主义的斗争中，不少艺术家保持了正直而高尚的品格，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剧作家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他不仅上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黑名单，而且还被该委员会传讯，要他交待他认识的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艺术家，他不愿当告密者，没有提供任何人的名字，因此被判蔑视国会罪。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后，遭到右翼分子抵制，他们扬言要冲击放映此片的影院，哥伦比亚公司害怕事情闹大，要求密勒在一份反共宣言上签字，密勒严辞拒绝。他说：“我拒绝作任何此类声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
艺术家中也有软骨头当了告密者的，有人从国家档案局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档案中找出好莱坞的9名告密者，并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最有名的是电影、戏剧导演伊利亚·卡赞，他曾导演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所导电影《君子协定》和《码头风波》分别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他曾是密勒的好友，密勒的《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都首先由他导演。但由于卡赞失节告密，密勒与他中断了关系。密勒在回忆录《转折时期：我的一生》（1987）中写道：“听他（卡赞）讲着，我变得很害怕。他所说的一番话里有某种令人沮丧的逻辑：除非他能撇清自己，否则他再无希望在他创造力旺盛时期在美国拍出另一部电影，他甚至会领不到护照去国外工作。即使剧院还向他开放，可这已不再是他的主要兴趣，他想深化他的电影生涯，这是他的心所系之处，他的老朋友、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老板斯考拉思已向他讲过多次，说是如果他不能使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感到满意，公司就不会雇用他。”
密勒劝解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他应三思而行。密勒心想，卡赞可能知道他几年前出席过共产党作家的会议，并在一次会上讲了话，但他觉得自己倒变得很镇静，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宁愿作出自我牺牲，也不会去说出任何共产党作家的名字。
卡赞为“撇清自己”，结果反给自己的生平留下了污点。不过，有些美国人还是比较宽容，在1999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他们把奥斯卡荣誉奖给了卡赞；另一些美国人则不大宽容，他们在颁奖仪式大厅外举牌喊口号，抗议把这荣誉奖发给当年的告密者。
麦卡锡主义时期种种政治现象使密勒陷入深思。他回想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歇斯底里驱巫案”——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以“驱巫”为名残杀无辜百姓的惨痛历史，而麦卡锡反共反民主行为与塞勒姆驱巫案又何其相似。他终于写了一个剧本——《坩埚》(亦译《塞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 , 借古讽今，通过再现塞勒姆驱巫案讽喻并控诉麦卡锡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对民主制度的蹂躏。
反思麦卡锡时代
50年代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能如此兴风作浪，掀起反共反民主的狂风恶浪，这并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麦卡锡时代”这一黑暗历史时期的出现必有其根源。熟悉麦卡锡的人都知道他的底细：吹嘘自己在二战中参加过战斗，腿受过伤，其实他没有上过战场，腿伤是他自己酒醉摔倒造成的；曾接受贿赂，为纳粹战犯辩护；生性阴损、歹毒，爱信口雌黄、制造谣言，政治上投机取巧，换党改派。一个“政治流氓”——这是不少人对他的共识。他之所以能逞威一时，毕竟有他的“天时”、“人和”。
美苏之间的敌意竞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总统的对外冷战政策、对内的“忠诚调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安全计划”、国会制定的《麦卡伦－沃尔特法》《共产党活动管制法》、美国共产党的内斗，这一切都是麦卡锡有机可乘、大肆渲染红色恐怖并四处出击的“天时”，而麦卡锡主义又为这“天时”火上浇油，把反共反民主的气氛搞得更加浓烈。杜鲁门总统其实并不像麦卡锡那样彻头彻尾反共，但面对麦卡锡的攻击，他唯恐自己被指责为“亲共”，也就竭力表现他的反共热情。他最后在回忆录中表示了他的醒悟：“这种攻势的范围如此广泛，似乎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受攻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继杜鲁门之后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未吸取教训。他在竞选时就说，他当选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清除行政部门里的颠覆分子和不忠诚分子，并“发誓”一定要这样做。他姑息迁就麦卡锡的倒行逆施，还曾与麦卡锡晤面，事后麦卡锡称之为“伟大的美国人”“伟大的美国总统”。
麦卡锡的“人和”还表现在得到共和党保守派、得克萨斯州百万富翁、东北地区天主教徒、全国退伍军人团成员、美国革命女儿会等保守组织、院外援华集团等反共组织的支持。共和党见麦卡锡放肆攻击民主党，甚至说“民主党就是共产党”，自然喜在心头，也就把他当做他们党派斗争中最有用的工具。
然而，在任何国家，反民主反自由的恶势力虽可猖獗一时，却总有消亡之时。麦卡锡最终也走上了自己的穷途末路。
1954年初，麦卡锡委员会要追查新泽西州蒙茅斯堡陆军基地的“共产党间谍”，遭到陆军拒绝；对麦卡锡及其助手们的作风、品德，陆军也反感而痛恨。麦卡锡与陆军之间的冲突终于激化，他便想搞个“麦卡锡－陆军听证会”来挫败军方，参议院认为由他主持听证会并不妥当，便指定由另一个参议员主持。听证会从4月下旬开到6月中旬，美国广播公司从头至尾实况转播，共计187小时，让全国观众对麦卡锡此人看得越加清楚。他的粗野无礼、强词夺理，与军方律师威尔士的有理有节、从容沉着，形成鲜明对比。最后麦卡锡使出杀手锏，指名道姓地说威尔士律师所里一个青年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企图把威尔士也和共产党拉上关系，威尔士回答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毒辣无耻到要伤害一个无辜青年。参议员，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儿良知了吗？”会场上，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他的质问响起了掌声。
参议院同僚们终于不能再容忍麦卡锡为所欲为了。1954年12月，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对麦卡锡蔑视法律行为进行表决，以67票对22票通过弹劾麦卡锡的决议案，他从此便一蹶不振，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
美国人难忘这段黑暗历史，近60年来，有关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书、论文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因为他们知道，历史的沉重教训应该牢牢记住，一个民主社会不能再出现麦卡锡这样的无耻政客，不能允许他们以任何借口、以任何手段来践踏法律，蹂躏人权，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破坏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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