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帝王心术：专制政治的登峰造极
作者=谭徐锋
来源=2017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现代告密制度的滥觞
对于清代皇权政治的评判，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这一争论之中，雍正帝的身影若隐若现，相对于迷雾重重的民间传说，很久以来历史学界对于雍正这位拼命三郎式的苦劳天子，似乎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
日本汉学大师宫崎市定独具慧眼，选中了雍正帝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以往人们极不重视的清世宗进行一番细密的解剖工作。而其所凭借的最重要的史料就是雍正帝自己刻意保留的《雍正朱批谕旨》。
雍正帝为何要保留这样一大波历史文献呢？
他是出于自我剖白，让天下后世看看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位天子，性格尽管内向，但却勤于国事，如何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又苦口婆心地与来自各地的臣子或喜或悲，或怒或嗔，一道道心术与治术化为斑斑朱笔，在传播于民间的同时，也刻写出一代帝王的悲凉。
这一刻意保存的历史文献一方面满足了雍正帝的初步构想，另一方面又好似一座随时可以不断喷发的活火山，研究者可以从中发掘常读常新的理据与问题。
一般而言，臣子可以通过上疏向皇帝言事。不过，雍正帝却认为，这样的上疏，很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无法让自己洞悉官僚阶层与社会百态，于是他推出了密折制度，试图用密报的形式，让钦点的官员随时向自己汇报下情，而且让他们互不知情，形成暗中的监督与被监督，以便破除朋党，赢得真相。
更奇妙的是，雍正帝会随时在收到密折后，在上面尽情披览，随时将自己的意见签出，好似皇帝身边的秘密电话，随时可以连线，而雍正帝独特的话语时不时流露出其真性情，嬉笑怒骂，从朱批的行文与臣子的应对中，似乎可以感受到两造之间的生动表情，当然，更多是那些被视为倦于政事者的惶恐不安。
这些生动而让人倍感压力的文字，其实凸显了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皇权控制术，那些操控者与被操控者，无疑会让我们想到现代让人胆战心惊的告密制度，雍正帝以其精密的心思，俨然成为这一制度的发明者。
宫崎市定在日本汉学界有史学福尔摩斯之美誉，他独具慧眼地发掘了雍正帝的侧影，眼光不可谓不毒辣，用细腻的笔触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位“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的统治术，透过作者所引述的雍正言论，为我们生动立体地勾画出雍正帝勤勉与好胜、辛辣暴躁却又充满人情味的复杂面相。
除此之外，作为外国人，宫崎市定对于当时民族问题与宗教冲突的揭示，也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在研究清朝时，往往聚焦于汉化与否的问题，但其实这一族群互动的背后，还有很多复线的声部，比如当时满洲人的基督教信仰，甚至已经家族化，哪怕是刻意的压制也很难以收效。
他尽管对雍正帝的勤勉赞赏有加，对其统治手腕却有很多保留，以为“独裁统治下，密探政治的失败就在于君主反过来会被密探所误。密探如同烈性药物，副作用极大，另外，若是用错分量就会招致不可想象的后果”。“为了不被密探所误，不能仅抓住一条线不放，必须让密探形成纵横交错的系统。可能得话，比起专门设置密探类似性质的专门机构，让官僚之间互为间谍是最上策。”雍正帝的确是思维缜密的君主，然而过度的操劳，使得其身心极度疲惫，其猝死与炼丹术士当然不无关系，但其根源却在于身体过度透支导致病急乱投医，为其亲手构造的牢笼所窒息。
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宫崎市定将雍正帝的统治内核定义为“独裁”，认为在长期的潜邸生涯中，多次目睹太子废立无常的宫斗戏，雍正帝养成了隐忍的独裁人格。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出现在朱批奏折里的雍正帝，感情丰沛，文字浓烈，给人以随时可以兴发之感，但是言语的刻薄与冷嘲，却又随时可以翻云覆雨。
在宫崎看来，“专制君主制能够在中国存续数千年，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幸或不幸，历代明君圣主不断改良君主制的理想和实施，维系着沉默大众的信赖。雍正帝的独裁政治正处于其顶峰。于是，信赖独裁制的民众被引上了若不是独裁制国家便无法得到治理的方向。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的确是可悲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雍正帝的政治实在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雍正帝》
（日）宫崎市定/著
孙晓莹/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
雍正帝以其聪慧，可以说把君人南面之术发挥到了极致，使得皇权似乎拥有了无所不在的掌控力与灵活度。作为君主，他的确善尽了职分，试图将子民的甘苦视为自己的甘苦，但是这一看似合理而精密的监督制度，却导致了官员之间的互相猜忌与上下相隔，在看似温情与细致之中，蕴藏着皇权的深不可测与无情冷漠。
高处不胜寒，雍正帝的继承者尽管有所拨转，但其实依然沿用了其既有的陈迹，在铸就了“康乾盛世”的宏大格局之时，背后却潜藏了无尽的社会危机。看似圣天子无所不在，士大夫的襟抱与气度却日益逼仄，整个社会在既有的轨道上滑行，所以才会有道光年间的巨变与惨途。
专制的局限既已如此，然而习惯了专制之人，却无法跳脱自己的皮肤，除了少数人偶尔愿意在螺蛳壳里做做道场以外，除非强烈的外来冲突与激变，很难有整体突破的勇气与机制。后来者龚自珍笔下的“万马齐喑究可哀”，所哀者正是积重难返的体制与久锢的人心。
这一沉闷的空气，在雍正帝的强力突围之下，依然未能打破，如此精心缔造的统治术，到头来收效依然不甚明显，这无形中提示我们，对于清代统治似乎不宜估计过高。
历史研究的大局观与明快感
宫崎此书推出以来，中日史学界不少后来者在宫崎的研究之后，就军机处、耗羡归公、社会动态、地方乡绅等课题进行了更为细密的讨论。宫崎的研究可谓将政治史研究上一笔带过的雍正帝复活起来，由此带动了雍正帝及其时代的纵深探索，但不得不说，这一过程至今依然在延续。
作为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研究角度能够跳出中国学者汉化模式的窠臼，将此前不那么为人所注意的满汉矛盾与信仰冲突一一揭出，不过也不得不指出，宫崎市定的研究其实也有其特殊用意。
宫崎对历史研究有一极具洞见的看法：“历史研究的成果要公之于世，如何表达的问题与理解问题、评价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对历史事实理解的深浅、兴趣侧重、评价大小都直接影响表达的巧与拙。文章并非仅是印在纸上的墨迹，必须由不吐不快的语言构成。因此，没有信心和热情，笔下不可能产生像样的记述。”
宫崎市定留学巴黎之时，对于侦探小说极为着迷，尤其钟爱乔治?西默农（1903-1989）的《麦格雷探案集》系列，无形中甚至影响了其历史观。雍正帝晦暗不明的形象，经由酷爱侦探小说的宫崎之手，得以拨开云雾见青天，此事想来也是非常快慰。宫崎的回答是：“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像麦克雷侦探那样，最明快地将把谜题解开。”
如何快刀斩乱麻？除了史料的熟练，他更强调鲜活的历史感。
他甚至由西默农的小说引申出“首先把握住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大局，将现在所研究的问题置于其中加以定位，这样的出发立场毋宁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个别与整体之间无法紧密贴合，那就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判断出了问题了”这一看法，这也使得本书在随着故事的推进而曲折环绕时，还能让读者能有比较清晰的脉络。
这一旨趣，使得人们能够经由宫崎之眼，将雍正时代做了一个细致的侦查，进而由皇帝的个体言论，摸索出当时中国人奴性的演变与深化，这实在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过程。
此前京都学派给予一般中国读者的印象，似乎都是以考证精密著称，甚至有时还显得有些琐碎，不过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的著作，却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其中一些观察或许有着日本人特有的局限甚至傲慢，但其广博的学术视野与精准的历史洞察，却是不少后来者所匮乏的，这其中也包括国中不少历史从业者。
真正的历史杰作，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她往往既有精密的考据，也会有令人惊艳的分析，可以不断在回眸与反刍之余，让人回味无穷。宫崎此书的不少结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进，似乎都值得予以修正，但是真正亲近这部名作，依然会被作者清晰的叙述所撩拨而心动，而宫崎冷峻的历史分析，又让人对当时中国的民族性感到些微的绝望。
这一令人为难的历史记忆，有时或许正潜藏于无数后来者的内心或肌理，能否剔除以及又将如何剔除，似乎值得不断回望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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