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年代的“特朗普现象”：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
作者=Jon·Ronson
译者=郭薇
来源=《OV海外文摘》
1964年7月16日，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特华德走上了旧金山牛宫体育馆的讲坛，在那里接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台下的很多温和派听众都希望他能发表一篇和解性质的演讲，以促进党内团结。但戈特华德要说的话与他们的预期完全不符。“我要提醒你们，”他吼道，“以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恶行，而以温和手段追求正义也不是什么美德。”自由派的共和党人被震惊了。这个党长期处在他们的控制下，如今却落入了极端分子之手。政治评论家们也颇受惊吓。
听完整场演讲后，一位记者表达了他们的沮丧情绪：“我的上帝，他要像巴里·戈特华德本人一样去参选了。”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保守派到处被人们看作是怪人和精神病，根本不可能具备什么政治上的实力。50年代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曾这样代表他那一代学者和媒体人作出论断：“在此刻的美国，自由派不仅处于统治地位，而且甚至是知识界拥有的唯一传统。……明显的事实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保守或者反动的思想，只是有些神经过敏的疯狂举动，表现得像是那样的思想而已。”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声称右派并不是什么严肃长远的政治运动，而只是一群非理性的偏执狂们搞出来的暂时现象——这些人只是对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感到不满而已。
媒体也对保守派嗤之以鼻。1962年，《国家》杂志曾表示，保守派更喜欢编写“愚蠢而无谓”的口号，而对提出二战后的美国该怎样应对复杂现实的创见没什么兴趣。《华盛顿邮报》曾在报道中称，某个保守派组织的成员老是“埋怨20世纪”。就连《公益》杂志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评论员都心生疑虑，不知道他提到的一个右翼学生组织到底真的算是一种新的政治话语，还是“只是一个想要拒斥20世纪的新组织”。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美国人至今还不能完全明白，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学者和记者，他们极少去讨论60年代右派的崛起。如今回头看的话，那也许是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但学界和媒体老是忙着讨论新左派、民权运动和美国自由派的衰落。应该说，很多重要的著作都对我们理解二战后的美国有很大帮助，但它们都忽略了60年代的右派崛起，结果我们只能从某种片面的、一边倒的视角去讨论那个时代。
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了。玛丽·布伦南的《60年代的右转》也许会是一本先驱性的著作，将带领更多的学者回头去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布伦南是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她回顾了1960年到1968年间保守派拿下整个共和党的全过程。在她的著作中，我们不但能更多地理解右派的崛起，而且还可以更好地认识那个时代的全貌。
布伦南有力地讨论了现代美国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作为当年面目不清的边缘政治运动，保守主义是怎样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权力最大的政治力量的。她认为，特里林和霍夫施塔特对右派的评判有很大的问题。到50年代后期时，保守派已经在成长中的西南地区拥有了强大的支持础。在之前很多年里，都是东部的富人们在控制着共和党，但自从战后开始，越来越多来自“阳光地带”（美国南部地区）的商人和政治领袖都借助着战后的工业繁荣，开始走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他们关注个人主动性、自由市场和军事上的反苏主义，结果各式各样的单一利益团体都由此诞生，对东部建制派的自由派观点和行动都发起了挑战。
在60年代初期，保守派也仍在继续从社会变革和人口分布的变化中获益。在南方，民权运动的发展、产业拓展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赋予了共和党新的生命力。肯尼迪政府的政策也帮了保守派的忙。作为总统，肯尼迪尽力取悦东部的大量商界领导，以此夺走了他们对自由派共和党人的支持：比方说，总统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跟他们的就几乎毫无实质上的区别。当保守派在各种关键议题上形成立场并越来越受到选民欢迎时，自由派保守党人却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和肯尼迪式的自由派拉开距离。
当然，这些情况并不鲜为人知。布伦南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帮助我们理解保守派们转型为成功的政治组织者的过程。
60年代初期，保守派面临的形势比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好。他们可以挑战温和派的共和党人，以争取对全党的控制权。但他们面前也还有很多的障碍。他们不但被外人看作是神经兮兮的狂热分子，而且自己内部也不团结，难以提出正面的改革计划，没有草根组织，而且也缺乏资金来成就严肃的政治运动。
不过，1960年对保守派运动来说也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巴里·戈特华德发表了《保守派的良心》。当时，这本书遭到了各全国性媒体的排斥，而如今它已经是现代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小册子了。
历史学家罗伯特·阿兰·哥德堡在他为巴里·戈特华德写作的传记中称，《保守派的良心》一书从多个方面促进了保守派运动的发展。从威廉·巴克利在《国家评论》中开拓的道路出发，哥德堡巧妙地调和了传统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他提到，福利国家的扩张乃是一项不幸而危险的发展，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破坏；他批评说，罗斯福新政式的自由派正是通往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他还表示，政府应该从美国人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消失掉。而尽管有这些论调，他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也迎合了右派中那些怀念过去时代的确定性的人们，声称国家有义务维护秩序，发扬美德。“政治，”戈特华德写道，“就是在追求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的艺术。”
戈特华德还团结起了共和党内的各个不同派别，他的方法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到苏联威胁头上。他写道：
“然而，这一糟糕的真相仍未改变：即使我们创造了最有利于自由的国内环境，即使一切都顺应我的意见，我们仍有可能会沦为奴隶。只要我们输掉冷战，输给苏联。”
对于从40年代后期开始主宰美国外交政策的“遏制战略”，戈特华德也表示了反对。他呼吁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解放战略”。对于政府在美国国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保守派或许意见不一，但只要谈到“打败苏联威胁”，他们就一定会团结起来。戈特华德还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保守派是一群享有特权的精英分子，其目的完全是提升自身的经济利益。“保守主义，”他写道，“并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而是把物质上的东西放在它们合理的位置上，并把人类视为有精神需求、精神渴望并具备精神世界的生物。”一家右翼杂志称，戈特华德赋予了共和党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去支持那些通常“跟物质欲望联系起来”的政策。
然而，戈特华德著作最大的成就——以及其在右派中大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它第一次让保守派有了一份蓝图，可以把他们的观点转化为政治行动。在引言中，戈特华德就驳斥了那种认为保守主义“过时了”的说法：
“这种指控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我们应该大胆地这样说出来。上帝的律法和自然的法则是不会过期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所依托的原则是人类的本质和上帝的真理。世事变迁，我们面对的问题也相应会改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依托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说保守派的哲学过时了，就等于是在说黄金法则过时了，或者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过时了。”
戈特华德书中支持的东西包括州权、减税、自愿基础上的社会保险和强大的军力。他看重这些积极的领域，并展现出了“保守派原则在当下问题面前的现实性”。可以说，这本书转变了美国的政治光谱，提升了右派的地位，还使得戈特华德本人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保守派人物。到1964年时，这本书已经发行了超过20版，最终销出了350万册。“以前有政客做到过这种事吗？”一位共和党人曾难以置信地问道。帕特·布坎南则说：“《保守派的良心》是我们的新约。它囊括了我们政治信仰的核心理念，解释了我们以前失败的原因，也提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阅读它，背诵它，引用它……对我们这些在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的荒漠中飘零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正中靶心。”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大学校园里也极为流行。在60年代前期，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能找到戈特华德的徽章，以及以他为主体的俱乐部。一位保守派学生曾经这样描述戈特华德著作引发的叛逆情绪：“佩戴着戈特华德的像章走来走去时，你简直会感到一种叛国般的兴奋。”
对戈特华德崛起的浪潮，共和党领袖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1960年总统选举的领跑者，他坚信，共和党面临的威胁是来自左派而非右派。那年7月时，尼克松曾会见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当时他们还达成一致，认为共和党的平台应该进行改革，以吸引温和派党人的支持。保守派分子们对此极为震怒。在他们看来，尼克松和洛克菲勒的一致意见（用戈特华德的话说）简直就是“共和党的慕尼黑”。
《右派国家》
（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特里安·伍尔德里奇/著
王传兴/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4月
几天后，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愤怒的戈特华德呼吁保守党人“成熟一点”，起来夺取全党的控制权。而在布伦南看来，这就是当时保守派已经马上要做了的事。在那个时代，“自由派和温和派的共和党人，以及当时的其他国民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把保守派看作是单维生物。”而保守派则坚信，戈特华德的人气、保守派媒体的兴起和保守派青年组织越来越强大的势力，足以为他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右派们对温和派共和党人越来越失望，对美国政治的主旋律也越来越反感，于是他们便开始成立组织，视之为获取政治实力的关键步骤。比方说，在60年代中期的总统选举大战中，威廉·巴克利、共和党筹资人马文·利伯曼和一百多个学生活动家就到巴克利在康涅狄格州沙伦市的产业上进行集会，并成立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AF）。仅用了6个月，这个组织便发展出了一百多个校区级和行政区级的政治行动组织，拥有2.1万名付费会员。通过时事通讯、电台广播和频繁的集会，YAF 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实力巨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当然，如果YAF和其他草根组织互相隔绝的话，那它们的推动力可能也会被削弱。但早在1961年，政治活动家F.克里夫顿·怀特就曾发起过一次运动，想要让保守派人物成为总统候选人。怀特当时周游全国，会见各地的各色保守派分子，呼吁他们起来夺取当地共和党组织的权力，把保守派的代表选入全国大会。而正是怀特的这种行为，使得保守派拿下了共和党，并最终导致戈特华德出面竞选总统。
不过，拿下总统提名是一回事，赢得总统宝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60年代初期，保守派曾力图和激进右派划清界限。对保守派来说，没有多少问题能比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更棘手。这个组织在所有50个州都有分会，拥有成千上万名会员，而且是狂热的“写信者、示威者和投票者”，因此能发挥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但伯奇协会的成员们会破坏更有理性的那些保守派人物的名声。在他们眼里，连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其他的政府官员都是共产党的间谍。
巴克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解释道：“保守主义必须把那些比我们略左一点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温和的、不善于下决断的保守派分子——团结入伙，这样的人有2000万到3000万。如果有人要求他们加入一个由约翰·伯奇的追随者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他们就会逃走，最终投入自由派温暖的怀抱。”
但在1964年，即使戈特华德本人也无法摆脱极端主义的污点。布伦南指出，虽然保守派人物们不时地站出来批评激进右派，但他们还是被看作是缺乏经验的政治新手。而戈特华德和他的支持者坚信，他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让美国人民直接面对保守主义的观点。然而，戈特华德没能提出积极的施政计划，而且在选战期间专注于批判社会保险和号召打退苏联威胁，结果被温和派的共和党人视为了激进分子和战争狂。戈特华德自己的言论也确实有点印证这些人的看法，他曾声称要把导弹扔进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
最糟糕的是，媒体把他写成了一个狂人，让他在大众面前更像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不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诺曼·梅勒在《君子》杂志的文章中将共和党的全国大会比作纳粹党的集会，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说，他感觉到空气中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罗伊·威尔金斯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有人能走出慕尼黑的啤酒馆，然后团结起全德国的右翼势力。现在，同样的事情正在旧金山发生。”
戈特华德的竞选口号是：“在内心深处，你知道他是对的（right）。”民主党人嘲讽地回答道：“对，极右（extreme Right）。”戈特华德的当选希望便极为渺茫了。
1964年11月，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对右派来说，共和党糟糕的选战管理、戈特华德的个人形象以及共和党内的缺乏团结都是这次失败的原因。然而，正当自由派分子们这次选举的结果视为美国右派的终极溃败时，保守派们自己却看到了戈特华德得到了2700万丈选票，而且总结了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犯下了错误。保守派表面上的失败最终却搞成了一场戏剧性的成功：戈特华德呼喊的对象是那些“沉默的、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平静地消费和祷告，工作和储蓄。”他就这样为一代共和党人的涌现铺平了道路。
他还提出了社会和道德上的议题，对未来保守派的成功至关重要。早在1962年，他便哀叹于美国遭遇的道德危机，认为电视上充斥着“毫无意义的暴力和毫无意义的性”，而且现代艺术的质量也粗俗不堪。罗伯特·哥德堡敏锐地指出，“戈特华德说出了社会保守派关心的问题。当时这还只是个开头，但后来他们就会勇敢地领导整个运动的议题。”
与此同时，克里夫·怀特还教给了保守党人草根组织的重要性，让成千上万的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行动的滋味。在1964年大选之后，一批参与了选战、组织有素且经验丰富的活动家诞生了，他们将更坚定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在60年代中期，保守派的活动家们和一切激进右派组织都划清了界限，并组织起了巨大的直邮筹款系统，还创造出了一套更直接的平台，能关注到所有地方势力的利益。此外，就像布伦南说的，共和党开始争取所有对民权、学生示威和越南战争感到幻灭的人们的支持。
到1968年时，保守派已经统治了整个共和党。1960年，尼克松曾尽力去取悦左派的支持者，等到8年以后，他就开始雇佣帕特·布坎南这样的保守派人物来给他写演讲稿、找斯皮罗·阿格纽这样的狂热分子来做选举搭档了。他还搭理推销自己的反苏立场，并公开反对旨在调整学生种族比例的校车接送制度，以此寻求南方选区的支持。尼克松本人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为了赢得提名，他还是要讨好已经在共和党内占据多数的保守派。
应该说，现在的读者都更关注《与美国有约》、共和党总统提名和五花八门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但《60年代的右转》确实是一部更有启发性、也能适合想要严肃地思考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根源的的读者的著作。
但在有些地方，布伦南的写作就不是特别成功了。比如说，她的文风有点干巴巴，而且在叙述中还漏掉了60年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布伦南也没能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产和下中产美国人在60年代走上了保守主义之路。她认为，草根性的政治行动在右派的崛起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又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甘愿出钱出力，去为保守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许多观察家都指出，在保守主义的崛起中，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显然他们没有说错，但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选民，显然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合力，而不只是种族上的原因。比如说，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催生出了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对高税率和依靠高税率维持的各项社会工程抱敌视态度。与此同时，社会动荡——特别是城市里中的骚乱和暴动——也让他们对联邦政府越来越感到失望。此外还有越南战争，以及各大城市中越来越糟糕的生活环境和强制的校车系统，都影响到了美国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其波及面既深远又令人不安。他们由此开始坚信，政府并没有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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