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被高估的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
作者=胡文辉
来源=《洛城论学集》
我读黄仁宇，最早当然是为人艳称的《万历十五年》，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是初涉史门的大学文科生。《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仅为中国史一个横切面，而视界却贯穿上下千年，全书以“……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开篇，而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收尾，如此的历史大局描述诚可以动摇人心。此书附录的文章已简述其大历史观，但当时我的识力显然不够。
此后就很留意黄仁宇。1995年，读他的第二本书，是在香港买到的台版《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其时我已觉很不满意，在书前批注：“……从学理的立场，其观点几乎全部落后！通过间接媒介，我对作者的观点早已不以为然，今细读其书，益觉其谬。”同年稍后又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仍欣赏其文体及写法，承认他有所见，但对他的历史观已全然否定，当时读完批注：“以前读过《万历十五年》，觉得写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错。最近读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及本书，已觉得很烦了。两本书中，怕有上百个‘数目字管理‘！开口‘大历史‘，闭口‘远距离‘，几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细读过黄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几乎每本书都大量重复运用仅仅几个概念和基本解释，来来去去就那两下子。以后我虽继续购买、翻阅黄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读越失望，越读也越生气，只当作“批判使用”的学术资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读三联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更加强了原来的认识:从纯学术立场，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实属虚妄，没有理论价值。《黄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后才中译出版，但写作时间却早至80年代前期，其时《万历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无籍籍名。此书不仅为作者生平的回忆录，亦系作者历史观念的全面总结，其大历史观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历史观的谬误也就暴露得最明显、最充分。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本与两个学术课题密切攸关：一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二是近代西方为什么能产生新的科学与文明（以及相关联的所谓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文明的问题）。但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这两个在学理上仍一团混沌的课题，而仅从“常识”角度分析大历史观。
“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正因为黄氏过于迫切的关怀意识，决定了大历史观两个潜在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为何失败？近代中国向何处去？
对第一个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从后来的历史结果出发，以今律古，极力寻找中国古代制度的缺点，将近代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他在分析1619年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辽东之役时说：“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申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将每次挫败都解释为同一个原因，那就等于没有解释；既然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古代制度的整体问题，那史学家还需要解答什么问题吗？论宋代时说：“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这当然是以不可能的标准苛求古人。论明代时又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这些话最暴露出作者历史观念的幼稚，“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这不是废话吗？这种思路，异于中学生几希！作者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称为“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我看来，将古代实存制度视为“荒谬”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谬的。他又批评：“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纪人不能预知几百年后欧洲的事情，实在算不上缺乏远见啊！
黄氏据以评判古代中国的标准，不仅是西方经验，也是现代经验；即是说，他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加上“现代中心论”。他百用不厌的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这种史观的结穴；这个魔术化的概念似乎源自韦伯“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一词，用以概括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按照此种现代式的高标准，处于前近代技术水平的中国当然处处是缺陷，处处都有“技术”不足的问题。但责备明代没有产生“数目字管理”，不就正如批评明代没有发明飞机大炮那样肤浅吗？事实上，按“数目字管理”的标准，不仅明代中国不合格，不仅国民党中国不合格，即使前现代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不合格，所有的古代社会更加不合格，则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除去现代的欧美，就全是错误和失败的历史了。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他以中日为例指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言下之意显然指18世纪仍为封建社会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较帝制中国更为优胜，这纯属马后炮的历史认知。因为日本在近代迅速强盛，就证明其制度在中世纪也是好的；因为中国在近代节节败退，就证明其制度在帝国盛世也是坏的。──可封建的日本又怎么与帝制的中国相比呢？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又怎么与武功赫赫的康乾盛世相比？打个比方吧：因为20岁的日本比70岁的中国要强，就能够证明婴儿期的日本也比正当壮岁的中国更强吗？英国是近世西方文明的霸主，但进入20世纪已盛极而衰，二战之后更成为美国的跟屁虫，但能说这个世界史上首个工业国家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吗？是否只有美国史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失败，最关键原因不是内在的（内部帝国解体当然也是主因之一），而是外来的，与其说是由于中国文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如说是由于西方文明新兴的技术优势。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逻辑，明清数百年的长期历史，绝不能视为失败；退一步说，即使明代相对失败，清朝绝对还是成功的（金庸在《鹿鼎记》末尾借康熙和韦小宝之口指出清朝远胜明代；赵无眠更将清朝冠于中国所有朝代之首），可在黄仁宇笔下，“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中国文明在近代的大失败，早在数百年前完全决定，则大明立国以来的数百年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满清一代的文治武功竟就此一笔勾销了！
其次，对“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却迥异于前，极力寻找历史行为及相关事件的合理性，历史在他笔下变得直奔主题，“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任何事件都可解释，任何行动都是大历史进程的一环，这实际上是极端的历史目的论。只要是发生了的历史，就是合理的历史，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合理的，后来共产党打倒国民党也是合理的；蒋介石上台是合理的，后来毛泽东取而代之也是合理的；毛泽东搞土改乃至人民公社是合理的，后来邓小平改弦易辙搞改革开放还是合理的……“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翻身（按：指土改）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还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他无非是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现代中国史都看作一条直线，国共的主义之战，毛刘的路线之争，在黄仁宇而言都已无足轻重，反正大家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
黄氏更引黑格尔和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以加强其目的论：“……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黑格尔来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于黄仁宇来说，凡是发生的就是合理的。对于卢梭来说，“公共意志”永远不会犯错；对于黄仁宇来说，“历史意志”永远正确无误。──黄仁宇跟卢梭的区别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必然以人民取消个人，以公共意志取消个人自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倒是相反，是将某些个人等同于整体历史，将局部的个人取向等同于终极的历史意志。对于灾难相续的现代中国史，即使不发生已然发生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其他的悲剧，可是，绝不能说已发生的“这一个”悲剧就是绝对必然的，否则个人（领袖）和群体（党派）岂不成了历史的傀儡，而全然不必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事实上，黄氏正是如此认为的。
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以“公共意志”为当下的暴力辩护，黄仁宇则以“历史意志”为过去的暴力辩护。他其实已将“数目字管理”作为大历史的终极目的，只要他认为是有利于达到这个“数目字管理”的，无论付出何等代价，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历史进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曾借用许倬云的说辞而正面化：“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种历史观念，既可厌，亦可怕。
以上分别评述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两方面的谬误，而他这两种谬误还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而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何前后相悖至此？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须知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崛起数百年！黄氏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黄仁宇的著作可谓当前大陆最流行的历史读物，我手头正式或非正式的专书也有十余种。《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一个人，从一个学人的角度，黄仁宇由大陆而美国，由军人而教授，其个人的学术苦斗值得我们同情；但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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